视野放宽：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结果的新考察（二）

其一，永远监禁。在秋审和朝审中以此处理者，或因疯杀人，或情切天伦，或为避人复仇，法律上曲予保全。清末刑部秋审处的一份档案就记载了两件这样的案例。

四川省：

一，斩犯蓝映奎与胞兄蓝映相素睦无嫌，该犯素患疯病，时发时愈。该犯之父蓝正芳与邻约张天明等因其并未滋事，未经报官锁锢。嗣该犯用力劈篾，疯病复发，执刀乱舞，蓝映相瞥见声喊，赶拢拉夺，该犯用刀乱戳，伤蓝映相右肋、右后肋倒地，旋即殒命。该犯到案，验系疯迷，覆审供吐明晰，将该犯依“因疯殴死胞兄”律拟斩立决，具题奉旨，改斩监候，情实二次改缓，永远监禁。恭逢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五日恩诏，因疯殴死胞兄，似应不准援免，仍永远监禁。

一，绞犯童氏与童养媳涂易姑先无嫌，该氏与王汲三通奸，氏之夫涂正兴与子并不知情，嗣王汲三往与该氏续旧，被涂易姑撞见斥骂，并谓该氏不顾颜面。该氏用拳殴伤其额颅，涂易姑倔强，该氏用掌殴伤其左腮颊。涂易姑称公公回家，定欲告知。该氏恐奸情败露，起意商同王汲三将涂易姑致死灭口，王允从。该氏当将涂易姑掀按在地，姑挣扎喊叫，王用膝盖跪住其左、右膝，两手按其左、右手，该氏左手按其上下唇吻，右手用刀割其咽喉，当即殒命，依“因奸将媳致死灭口”律绞侯缓决，永远监禁，恭逢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五日恩诏，因奸将媳灭口情节较重，似应不准援免，仍永远监禁。[25]

上述档案是有关死刑监候犯人“永远监禁”的一份清单，除四川省外，还有云南等省，可惜残缺不全，仅存二十来起，基本上都属于以上因疯、因奸致死两种情况。另据《清高宗实录》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刑部议驳陕西省赵宗孔殴死赵粃麦改拟斩候一本。此案赵宗孔因父被赵粃麦扎死，赵粃麦拟绞监候，后遇赦减流，十年无过，释回原籍。触起前忿，赵宗孔将赵粃麦致死，为父报仇。而乾隆帝很是反对这种“复仇”行为，他说：“赵粃麦前已问拟绞候，国法既伸，只因遇赦减流，十年无过，释回原籍，并非幸逃法网，是揆之公义，已不当再挟私雠。……若尽如赵宗孔之逞私图报，则赵粃麦之子，又将为父复仇，此风一开，谁非人子，皆得挟其私愤，藉口报复，势必至仇杀相寻，伊于何底”？结果，“将赵宗孔入于缓决，永远牢固监禁”，并著“嗣后各省遇有此等案件，俱照此办理”。[26]

虽其名曰“永远牢固监禁”，实际操作却未必尽然。有极少的犯人老死囹圄，有的将瘐毙其中，而有的则在被监禁若干年后，有机会减刑释放。更有甚者，在判决之初实际上已经给犯人留了活路。如乾隆皇帝在处理“留养”之案件时，一般并不急于开释，相反秋审或朝审中或情实或缓决，并不勾决，均“俟其拘系经年，驯其桀骜之气”，再“量为末减”。[27]清末法部的一份奏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六日，法部奉旨查办秋审永远监禁各犯，浙江省上报开列的清单中，“有汪有葆一名，系为父复仇，监禁已经九年”，法部认为“似应准予释放”。而直隶省上报的清单中，有“栗氏、周氏、赵氏三犯”，但“均系情节较重，监禁未及二十年”，所以“似应不准援减”，皆“奉旨依议”。[28]以上四川省的两个案例及这份奏折告诉我们，秋审永远监禁的犯人还是有机会死里逃生的，并且从法部所言的“九年”、“二十年”字样推理得知，清朝对这些犯人的处理也逐渐形成了某些司法惯例。

其二，监候改立决。此乃属于从重处决。根据《大清律例》“犯罪事发在逃例”规定：“凡该斩绞之犯事发到官，负罪潜逃被获者，如原犯情罪重大，至秋审时无可宽缓者，改为立决”。据乾隆朝律学家吴坛的考证，此中“无可宽缓”字样为乾隆朝加入，在雍正朝《大清律集解》中没有，乃是遵雍正遗训的结果。雍正皇帝曾注明“不许擅用”，但流弊甚深，乾隆朝修律时特加注意。乾隆四十年（1775）更为立法，命刑部酌定科条，将何者应由监候改为立决悉心核拟，成条款二：“斩监候改立决条款”、“绞监候改立决条款”，并于乾隆四十三年馆修入律。其中“斩监候改立决条款”，如“谋杀人造意者”、“故杀人者”、“犯罪拒捕杀人者”、“兴贩私盐拒捕杀人者”、“殴宗室觉罗死者”、“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等，共四十九条；“绞监候改立决条款”，如“诬告人斩罪，所诬之人已决者”、“狱卒凌虐罪囚，克减衣粮，因而致死者”、“斗殴连毙两名者”、“因事逼迫期亲尊长致死者”等，共十八条。并注明“以上各项人犯情罪较重，如事发在逃二、三年后被获，即改为立决”。[29]此两项条款，指明了监候改立决的逃犯在逃时间比较模糊的下限，即“二、三年”，但并没有同时规定上限，因此这样的立法的确存在罅漏。

其三，赶入本年情实。此种情况处于监候与立决之间，属于在秋审和朝审之前加重量刑，不太容易把握。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刑部审拟“窦十调奸拒捕逞凶毙命”一案，案由：窦十乘张氏之夫夏三与子夏喜外出，用言调戏。当经夏三邀同妻弟张禄并携子夏喜赴窦家理论，窦十即持刀开门，将夏喜砍伤毙命，并砍伤夏三、张禄等四人，畏罪逃逸。旋赴热河地方拿获，审明定拟。刑部等以“窦十情罪可恶，仅按律拟斩监候，不足蔽辜”，请旨即行正法。乾隆皇帝虽也觉得凶犯仅拟斩监候、留待次年，实有所不当，但并不同意将之即行正法。其言道：“此等淫恶凶犯，情罪固为可恶，但按律拟以斩监候，于法已无可加。若因其情罪较重，只须赶入本年秋审情实，不使久系羁诛，尚非决不待时之犯”。[30]死罪情重人犯赶入本年秋审的做法始于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福建巡抚陈宏谋的奏请，当时福建诸罗（今台湾嘉义）及厦门附近的同安县民暴动抗官，乾隆皇帝觉得“凶顽之徒，纠众抗官，死刑不法，自应明正典刑，以示惩创”，遂从陈宏谋所请，并传谕各该督抚：“凡遇此等案件，俱照此办理”。而乾隆四十二年前述窦十案件发生，乾隆皇帝更下谕旨：“嗣后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拟后，即夹片声明赶入本年情实”。但嘉庆四年（1799），刑部认为，“以应入下年秋审人犯声明赶入本年，既罪名仍按斩绞本律，而问刑之官遽请赶入秋审办理，即属加重之意”，与体制不符。即使“间有情节较重者，亦应断自宸衷，临时酌量赶入，非问刑衙门所应声请”，应请嗣后“均毋庸先行声明‘赶入秋审’字样”。[31]实际上，刑部声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皇帝的死刑最高决定权下移，一方面也含有与地方督抚争权的目的。因为，历来赶入本年情实者，既有由督抚声请者，亦有由刑部声请者，凡是一方先声请赶入，另一方则在皇帝面前陷于相对被动的境地。但是，夹签声请赶入者到后来一直不见减少，尤其对于官犯，在清朝后期更发展到“概入本年，无所谓例应入、例不应入”的程度，可谓大失制律之本意。后来夹签声请赶入的做法渐成惯例，有的刑部秋、朝审官员精于此道，分析更为细致：“此等抚题内已经声明之案，不徒以‘本年’二字之有无为别，宜以月份为断。其有‘本年’二字者，必入本年，断断无疑，即无此二字，而奉旨在七月以内者，皆宜提入。若进（黄）册以后，自当入下年矣”。[32]

其四，针对特殊人群，如孕妇，如新疆人犯等。孕妇缓刑之例，据清代赵翼的考证，“妇人当刑而有孕者，许产后百日乃决”，本汉魏之制，乃法外之仁，后世屡废屡行。[33]清康熙元年（1662）题准：“凡奸妇有孕犯死罪者，俟生产后立决”。[34]自此以后，乃至清末法律改革，亦未能变。宣统二年（1910）《大清新刑律》第一编第七章第四十条规定：“凡孕妇受死刑之宣告者，非产后逾一百日、经法部覆奏回报，不得执行”。[35]前后虽执行机关名称发生变化，但实质未变，如出一辙；其孕妇产后必要执行死刑，又与现今的刑法精神不合。“新疆人犯治罪应较内地为重”，在清代是不易之成规。内地秋审人犯缓决三次者方准减等，情实未勾十次未勾者，方改缓决。而乾隆四十二年（1777）定律：“嗣后新疆秋审人犯缓决者，必俟五次之后；情实者，必俟十二次未勾，方准于新疆地方互相调发为奴”。[36]又嘉庆四年（1799）八月秋审，“和阗回民莫罗爱底勒强奸十岁回女色克呢已成”一案，经办之官奏“莫罗爱底勒凶淫已极，新疆又非内地可比，请将该犯即行正法，以惩淫风”[37]。按强奸本律，应拟斩监候。又若内地之犯，顶多赶入本年情实。但“新疆非内地可比”，情况特殊，自应重加惩创。因此，皇帝觉得经办官所述“尚无错误”，“著依拟应斩监候”。但同时命令“即行正法”，名为“监候”，却立决执行，这样的事情也真够特殊的了。

上列四类情况，均不见于《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法律文本。只有深入司法层面，从其他一些司法材料中才能发现。第二类和第三类皆发生在秋审与朝审进行之前，而第一类和第二类就实际发生在每年的秋审和朝审过程中，皆长期存在，且为数不少，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由此，我们发现不仅今人的研究可能存在认识的局限，就是古时的记载也未必完全可靠。在研究中法史的许多问题时，现存的文献材料既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便利，有时竟也会引导我们走向研究的歧途，甚至布下认识的陷阱。有时恰恰因为我们对某些材料过于信任，局促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一度不能认清研究对象的庐山真面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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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刑部秋审处档案》，《四川等省拟不准减等永远监禁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22733号。

[26]《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巳。

[27]《清高宗实录》卷九四八，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甲午。

[28]《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五十六号，《法部奏钦奉恩诏查办秋审永远监禁各犯折》。

[29]〔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五，光绪十二年刻本。

[30]《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戊午。

[31]〔清〕沈家本：《叙雪堂故事》，《死罪情重人犯赶入本年秋审》。

[32]〔清〕刚毅：《秋谳辑要》卷一。

[33]〔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光绪三年刻本。

[34]《古今图书集成》卷五十，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35]〔清〕沈家本等：《大清新刑律》，宣统二年刊本。

[36]〔清〕沈家本：《叙雪堂故事》，《新疆秋审情实未勾及缓决人犯在新疆地方互相调发》。

[37]《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嘉庆四年八月己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