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辉殴主伤胎案看我国的人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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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8/2/29 12: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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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 【关键词】人治传统 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 立法等差 人情治官 |
| 根据《魏书—刑罚志》、《北史—列传》记载，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大约518-522）发生了一起刑事司法审判案件。兰陵长公主驸马刘辉“私幸”公主的侍婢，致其怀孕。公主因妒而怒，笞杀侍婢，并且剖出胎儿“节解” ，再用草塞进侍婢的腹中，让刘辉看裸尸。驸马刘辉很生气，夫妻感情严重破裂，最后了离婚，刘辉因此被削除了世袭的爵位。后来虽经胡太后同意两人复婚，但感情仍未能复合。不久，刘辉又和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两位已婚妇女私通，张智寿、陈庆和二人知道这种情况，却没有严加防范和禁止。公主发现后与刘辉争吵起来，刘辉对公主拳脚交加，致使公主“伤胎”流产，不久后病死了。刘辉殴伤公主后畏罪潜逃。皇室 与尚书元修义、尚书三公郎崔纂就刘辉、容妃、慧猛、张智寿、陈庆和的“定罪量刑”问题产生了分歧，该案最终按照皇室的意见严惩了刘辉、容妃、慧猛、张智寿、陈庆和等人，并且对在处理该案中不与皇室保持一致的崔纂、元修义分别给予了免职、“夺禄一时”的行政处分。后来刘辉被抓住，本来要被判处死刑，恰遇国家大赦得免，后来甚至“复其官爵”。这则案例是我国刑法史甚至法制史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浅谈其中反映的我国古代人治传统的几个特点。 一、 法自君出 我国从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起，便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可以说源远流长。 奴隶和封建社会的法制都是围绕王权（皇权）进行的，君主“口含天宪”，拥有最高的立法权，法律的制定颁行都需要国王的批准。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由王所出，刑罚由王所定。《汉书—刑法志》即载“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作肉刑。”汉代的律为基本法，令、比、例是追加法。其中令就是天子之言，所谓“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为令”。 汉武帝曾一语道出封建立法的玄机，即“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在本案当中，尚书三公郎中崔纂认为皇室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与“先朝旧格”不符，而奏请：“夫律令，王者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 疾呼：“刑名一失，驷马不追”， 却没有认识到刑名本为钦定，因此被了免职。据《全后魏文》记载，崔纂后来做了洛阳令，正光年间去世后，被追授为司徒左长史，也算皇恩浩荡了。 我国古代“法自君出”、“律由钦定”，以国家制定成文法为主干，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皇权法制化的需要。由君主、国家制定成文法典，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以维系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二是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从夏朝开始，我国就初步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国家，至秦建立起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后，追求大一统成为君王的目标。为了实现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统一制定和实施，通过国家法制的统一，促进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强化。三是维持家天下的需要。自禅让制被打破后，奴隶与封建社会帝王总希望子承孙继，万世一系。因此历代开国之君，都潜心于制定一部大法，以维持一姓之家天下。 在阶级社会，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自然也要维系统治阶级的利益。法自君出必然使法律以维护皇权为目的，以义务本位为特征，以重刑轻罪为手段，难免出现“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 二、 权尊于法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皇权在一国具有高无上的地位，天子只是“受命于天”，在其之上不可能存在现实的羁束者，法律亦不能例外。因此，君王不但控制最高的立法权，使自己的意志能够随时成为法律；而且要掌握最高的司法权，使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本案之中，皇室下诏时就明说，这个案件“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恒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 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一方面积极立法以维持国家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又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以致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发生了某种矛盾。 于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权尊于法，另一派主张“令尊于君” 。主张权尊于法者认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主张令尊于君者认为，“人君与天下共者——法也” ，两派的论战至今仍绵延不绝。实践之中，甘愿受接受法律约束的皇帝恐怕没有，依法约束皇权的事例也是凤毛麟角。时至今日，权大于法、以权压法、法外特权等现象在某些地方亦时有发生。推而广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秦朝形成后，历经各朝不断完善巩固,到明清时期极端强化。专制皇权的极端化发展，是在克服了与皇权制衡的机制与法律之后才达到的。 例如，宰相对皇权的行使起到一定的制肘作用，于是皇权与相权之间也会发生摩擦和斗争。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相权不断被分割、被削弱，皇权越来越集中越强化。 本案之中，尚书元修义认为“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不应连坐张智寿、陈庆和，而被“夺禄一时”，则集中反映了皇权与相权这种微妙的制衡与斗争。 三、 立法等差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等级所构成，反映在法律上不同的等级也是公开不平等的，所谓“良贱易制”，同罪不同罚。 皇帝是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的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制定和更改法律，也可以任意适用法律“以制敕断罪”。皇帝以下的贵族、官僚组成另一个统治等级，他们如果犯罪，可以通过议、请、减、赎、官当、免、赦等各种制度，逃脱罪责、免除刑罚。本文所提案例之中，兰陵公主因驸马刘辉“私幸”侍婢致其怀孕，而笞死侍婢，将胎儿取出肢解，用草塞进侍婢的腹中示众，主观恶性不可谓不大、“犯罪”手段不可谓不恶劣，然而仍然可以若无其事的做她的公主。驸马刘辉“殴主伤胎”，畏罪潜逃，本来被判处死罪，后逢大赦得以“复其官爵”。容妃、慧猛与驸马私通，差点丢了脑袋，不仅自己“髡鞭付宫”，还要连累兄长流放充军。不同阶层在法律上的权利形成多么鲜明的反差！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此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 汉代随着法律儒家化的开始，家族伦理法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国家立法等差之外，又形成了家族立法等差，国家立法与家族立法互相补充，共同维系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 四、人情治官 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动，以国王任免文武长官的封建官僚制度逐渐形成。 到了汉初，为了加强皇权，即使百石小吏也要由皇帝任命。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享有法定特权，由此产生了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凡出身上品的，即可任高官，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的不平等。及至隋唐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官制才逐步制度化、法律化。然而入仕固然可以通过科举，但任免升迁却仍掌握在皇帝和上级官长的手中。这种上级官长以个人的亲疏好恶，评判事物的是非曲直，决定他人的前途命运，即可以称得上“人情治官”。人情治官由来以久，影响深远，案例之中尚书元修义、尚书三公郎崔纂因进谏而遭受处分，只不过是“人情治官”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说到“人情治官”不得不提到官场中的“门生”现象。东汉称儒学宗师亲自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东汉中后期，渐与宗师形成私人依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生成为世族豪强地主的一种依附人口，一部分比较富裕的庶族地主，为了提高社会政治地位，求取官职，通过送礼行贿，去投靠高门世族。他们可以通过主人的举荐而被任用为主书、令史一类杂流官，在取得官职之后，还可能继续得到升迁，因此不失为庶族地主进入封建政权的一个重要途径。隋唐代科举考试实行后，考生得中进士，对主考官自称为门生，虽有投靠援引之意，已非依附关系，但对任职升迁多少会产生影响。门生是“人情治官”和用人非制度化的产物，门生现象的出现会使导师与门生、门生与门生之间结成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垄断权力掠取社会公益。这对我国现在的用人制度也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一个和谐社会虽然不一定能消除人们的阶级、阶层、职业等方面的差别，但一定不允许靠人情网络、私利维系、权力勾结而侵占社会公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大行其道。 | |
| 【参考文献】 大概是解剖、肢解的意思 北魏孝明帝以皇太子嗣位，年纪幼小，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后被胡太后毒杀。故在本案中用“皇室”而非“皇帝”。 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参见《汉书—杜周传》。 参见《魏书—刑罚志》。 参见《魏书—刑罚志》。 参见《全后魏文》卷四十。 参见黄宗羲（明）著：《明夷待访录》。 参见《诗经—小雅》。 参见《魏书—刑罚志》。 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参见《管子—重令》。 参见《商君书—修权》。 参见《晋书—刑法志》。 参见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4页。 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139页。 参见《晋书—刘毅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