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陕派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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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律文化网
2008/1/25 22:36:53
内容提要：“陕派律学”虽然形成于清末，但事实上，陕籍人士任职刑部由清初即代不乏人，可以说源远流长。陕派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都出身科举，由于任职西曹，究心于传统律学，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成为传统律学最后的高峰；不但如此，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秉承了求真务实、重视民瘼的特点，在司法审判中表现出“公正”、“抗直”的优秀品质，不畏权势，公正执法。
主题词：陕派律学 薛允升 赵舒翘 吉同钧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传统律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刑部作为当时“天下之刑名总汇”，由于司法审判等实际工作的需要，在刑部聚集了一批精通律例的法律人才，并逐渐地在其内部形成了两个律学学派，即“陕派律学”和“豫派律学”，这两个律学学派分别以陕西、河南两地研究律例之学的人为主，他们都在传统的律例之学上卓然有成，且各具学术特点，“豫派律学”以“简练”为主要特点，但光绪末，豫派渐衰。陕派以“精核”为主，对传统律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成就，学术成就斐然，学术著作流传于世，受到当时及后来学者的称誉。
本文从“陕派律学”的总体面貌上对“陕派律学”的形成、其代表人物的律学成就及其司法审判活动等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陕派律学”的学术兴趣和关注。
一，“陕派律学”的形成
“陕派律学”作为一个律学学派形成于晚清，并由沈家本明确地提出，他在《大清律例讲义》序中说：“当光绪之初，有豫、陕两派，豫人以陈雅侬、田雨田为最著，陕则长安薛大司寇为一大家。余若故尚书赵公及张麟阁总厅丞，于《律例》一书，固皆读之讲之而会通之。余尝周旋其间，自视弗如也。近年则豫派渐衰矣，陕则承其乡先达之流风遗韵，犹多精此学者。”[1]（P2232）从学术关系上看，沈家本的学术成就与“陕派律学”在某部程度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沈家本从学术渊源上讲，当属于“陕派律学”[1]。
事实上，“陕派律学”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自有清以来，陕籍人士任职刑部且有声望和影响者，代不乏人。在顺治元年，就有宝鸡党崇雅任刑部左侍郎，鉴于当时官吏“乘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因此建议清廷暂用《明律》，同时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至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丽死刑辄弃市。”[2]这些建议都被采纳，奠定了清制的基础。
康熙年间，韩城张廷枢任大司寇一职，就以敢于直谏、刚正不阿、勇于任事而闻名。张廷枢“剔除刑狱宿弊”，“雍正间，西事方殷，急馈饟，大将军入觐，以为言。大臣定议，各途守选及迁补停止，专用捐赀运饟人，事可集。已得旨，始下外廷。韩城尚书张廷枢闻其事，谓同列曰：‘此关国体，当以去就争。’时九卿会议数四，相视不言。乃昌言，惟捐纳所分员缺，可俾运饟人，其正途及迁补仍旧，因手奏定议。执政者大骇，使人谓少宰张廷玉曰：‘闻举朝同议，独张君阻之，不识何张君也。’少宰曰：‘首议者张廷枢，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议。’少司寇张大有曰：‘我亦同议者。’於是士论翕然归三张。遂宁张鹏鹝方长吏部，为不适者久之。”[3]（P1486）自张廷枢以后，“陕士敭历中外有声绩者，遂多起家于刑部”。[4]
王士棻，字检斋，“乾隆十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散馆改部曹，历任刑部员外郎、郎中、秋审处总办，在部二十余年，持法平允，为长官所倚重，以忤大学士和坤，屡起屡踬，莫竟其用。”当和珅为九门提督时，一次，其心腹霸占了通州车行，老百姓告到刑部，王士棻将和珅的亲信发配到黑龙江。还有一次，和绅的家奴将碧云寺的池水引开，乾隆到碧云寺礼佛时发现园池干涸，询问原因，非常生气，将主事者逮捕交刑部审讯。由于这个人是和珅的奴仆，承审官员四人讬故不敢审理此案，还是王士棻审理了这件案子。“定谳，堂官咋舌，将删减，士棻争之如议。”乾隆为此责罚了和珅，并将其奴处死。后来，士棻提升为江苏按察使，和坤对他说：“君迁之速，余荐也。”但“士棻不答。及公主下嫁珅子，又不贺。于是珅益恨之而多方挤之去矣。”
薛允升（1820-1901），字云阶，又字克猷，陕西省长安县沣河西岸的马务村人。咸丰丙辰科进士，以主事分刑部。薛允升“念刑法关系人命，精研法律，自清律而上，凡汉唐宋元明律书，无不博览贯通，故断狱平允，各上宪倚如左右手，谓刑部不可一日无此人。”[5]孙家鼐在薛允升的《墓志铭》中说：“其在司曹也，初主四川司稿，继充秋审处坐办、律例馆提调。历任堂上皆倚重之，各次在后，实即主持。”后任刑部侍郎，实际上为刑部当家堂官，主持刑部工作。“当时历任刑尚者，如张之万、潘祖荫、刚毅、孙毓汶等，名位声望加于一时，然皆推重薛侍郎。凡各司呈划稿件或请派差，先让薛堂主持先划，俗谓之开堂。如薛堂末划稿，诸公不肯先署，固由诸公虚心让贤，而云阶之法律精通，动人佩服，亦可见矣。”[5]光绪十九年，授刑部尚书。“凡外省巨案疑狱不能决者，或派云阶往鞫，或提京审讯。先后平反冤狱，不可枚举。”先后执掌刑部四十年，甚有政声。薛允升“尤好诱掖后进，成就颇多，如赵舒翘、沈家本、党蒙、吉同钧辈乃门生故吏中之杰出者，其他不胜枚举。”[5]
赵舒翘（1848-1901），字展如，号琴舫，晚号慎斋、雪堂，陕西长安大原村人。“同治联捷成进士”，以主事分刑部，从此“潜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诵，凡遇大小案无不迎刃而解。”[5]赵舒翘出身本贫寒，在刑部尤能吃苦耐芳，文献记载他“初通籍，观政刑部。京曹本清苦，刑部事尤繁重，俸入又最廉。赵聪强绝人，耐艰苦，恒布衣蔬食，徒步入署，为常人所不能堪。秦士官秋曹多有声，赵尤冠其僚，论者谓薛云阶尚书允升以学力胜，赵则以天资胜，自二人外，前后数十年，无第三人也。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官大司寇时，尤器其才，奏留，未五年，即以提牢厅补主事缺，总办秋审，旋擢员外郎，外保京察一等。”[3]（P1441）是时清廷矜慎庶狱，以舒翘谙习律令，光绪二十一年召为刑部左侍郎。二十四年，晋升尚书。在赵舒翘任刑部尚书时，由于刑部自薛允升以后，“风气渐趋卑污，司员多绚情受贿，展如到任，查明江苏司印稿有受贿之事，即奏革二人之职以示警。又以案牍积累，由司员不谙公事，分日面试各司员律例，扰尤超拔。又革奔走夤缘恶习，凡来宅拜谒及送礼物者，概不准门丁上达。”[5]
1900年，命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军机大臣。两宫西狩，随驾至西安。当时在西安行在，只有荣禄、王、赵舒翘三军机随往。[6](P136)辛丑年，联军指赵舒翘为庚子祸首而被慈禧赐死于西安。临死，书写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何足惜？於国奚裨？所难恝者，老母幼子。悠悠苍天，曷其有极！”[5]
吉同钧，字石笙（石生），陕西韩城人。《审判要略》崇芳氏所作的跋中有其生平的记述：“石笙先生本文章巨手。其治律也，直登其乡先正薛云阶尚书之堂而胾其醢，西曹中久推老宿，比年名益隆，以法部正郎、承政厅会办兼充法律馆总纂，并分主吾律学馆及法律、法政两学堂、大理院讲习所四处讲席，一时执弟子礼者千数百人。先生无讲不悉，有答必详，良由学精邃，性怨挚，心血复多人斗许也。所著法律各书稿綦富，而《大清律例讲义》一种，乃至风行半天下。”
张成勋，字麟阁，陕南汉阴人，“光绪丁丑进士，授刑部主事，精研法律，援引确当，屡主秋审，无稍寃纵，尚书薛允升尤倚重之。”在清末，诏命“为京师总检察厅厅丞，复擢为法律馆咨议官。”著有《秋审实缓比较汇案》。[7]
段维，字纲伯，号用霖，岐山人。光绪癸卯科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充四州、河南等司主稿，后来刑部改为法部，任制勘司主事，会办考试各省审检人员，“精法律学，为侍郎沈家本所倚重，遇疑狱及可矜必审慎之。”[7]
“陕派律学”代表人物“钟西岳秋肃之气，性情多刚强严威，故出仕之后，其立功多在刑曹。”他一般都出身科举，有淳厚的儒学素养，又秉承陕西淳朴的士风，关学重经世致用的理念，在刑部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具有精湛的律学知识、丰富的司法审判经验和谨慎负责精神的这样一些律学大家。正如沈家本所说“承其乡先达之流风遗韵，犹多精此学者”，因此才能在晚清形成蔚为奇观的“陕派律学”。曹允源在《慎斋遗集序》中说：“国家政事分掌於六曹，而秋官一职关人生命，视它曹尤重，为之长者类多擢自曹司重望，谙习法令。即叙劳外简，往往不数年骤跻右职，入掌部纲。故它部长官迁调不常，而秋官独任久，盖非精研其学者，不能尽职也。陕西人士讲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自康熙间韩城张文端公为刑部尚书，天下想望风采。厥后释褐刑部者，多本所心得以著绩效，如为学之有专家，如汉儒之有师法。同治间长安薛公云阶，声望与文端埒。越十数年，光绪中叶，赵公展如继薛公而起，由刑部郎中出典大郡，洊膺画寄，内召为侍郎，旋擢尚书，决疑平法，有张释之于定国之风。”[8]
二，“陕派律学”的学术成就
“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出身于科举，饱读诗书，又在刑部长期任职，由于职责所在，对传统律学进行研究，并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
薛允升著书分为四种，其律学成就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其律学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汉至今，一人而已。”[3](P763)
薛允升认为“刑法虽起于李悝，至汉始完全，大儒郑康成为之注释。乾嘉以来，俗儒多讲汉学，不知汉律为汉学中一大部分，读律而不通汉律，是数典而忘祖，因著《汉律辑存》”。[5]此外薛允升还著《汉律决事比》四卷。《汉律辑存》六卷，沈家本在其《汉律摭遗》自序中说：“同治、光绪之间,长安薛大司寇曾纂《汉律辑存》一书,业经写定,将付手民,庚子之变,为某舍人所得,匿不肯出,百计图之,竟未珠还,良可惋惜。”[1](P2230)很可能，沈家本参考了《汉律辑存》。
薛允升认为“汉律经六朝北魏改革失真，主唐两次修正，始复其旧，明律虽本於唐，其中多参用金辽酷刑，又经明太祖修改，已非唐律真面目，因纠其缪戾，著《唐明律合编》。” [5]《唐明律合编》四十卷，是一部对唐律、明律进行比较研究的力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传统律学和中国法律史的重要参考和必备书。
薛允升认为“刑律所以补助礼教之穷，礼为刑之本，而服制尤为礼之纲目，未有服制不明而用刑能允当者。”在欧风东扇之际，薛允升“逆料后来新学变法，必将舍礼教而定刑法，故预著《服制备考》一书以备后世修复礼教之根据，庶国粹不终于湮殁矣。”[5]《服制备考》稿本四卷，传统法律对某些罪名的成立及罪行的轻重都要以服制亲疏为依据，服制与传统法律密不可分，薛允升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对服制有独到精深的见解。
薛允升认为“用法须得法外意，律少例多，有例不得引律，明例八百余条，今增至二千余，非出一人，不能划一，引比愈宜详慎，乃官书律例外，著作家绝少专书，复删辑平时笔记，著《读例存疑》”，后此书稿经刑部进呈刊行，“识者推为空前绝后之作。”[7]《读例存疑》共五十四卷,“以《大清律例》为主，而备述古今沿革，上溯经义，下逮有明，比其世轻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详著其得失，以为后来因革之准。”[3](P763)这是第一部“例学”著作，民国时期许世英称之为《法律全书》，“是当时被认为最完整的唯一经典，只要熟读这部书，便可以成为法学权威了。”[2]
对清代累修的条例有精深的研究，指出了当时律与例之间、例与例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其立法建议，在清末修订《现行刑律》时多被采纳，曾参预修订《大清现行刑律》的董康说：“《现行刑律》大致采长安薛允升《读律（例）存疑》之说。”[9]沈家本在《故杀胞弟二命现行例部院解释不同说》：“原任刑部尚书薛允升，近世号称专精刑律者，其所著《读例存疑》一书，於此条颇有微词。大致谓，争夺财产、官职谋杀弟侄分别年岁问拟斩绞办理，尚无歧误。至‘仇隙不睦’一层，是否专指胞弟及胞侄之年未及岁者而言，碍难悬拟。盖非素有嫌隙，决不致蓄谋致死。…上年法律馆修改现行刑律，於《读例存疑》之说，采取独多。”[1]因此华友根认为《读例存疑》为中国近代修订新律的先导。[10]美国学者D.布迪和C.莫里斯也予以高度评价：“如果没有这部著作，我们几乎无法精确了解清律编例的变化过程，也无法知道增修、删除及修改各条例的准确日期。”[11](P68)
沈家本作为后学，对薛允升的学术成就多次予以推许，并在其学术著作屡屡引用。如沈氏在为薛允升的《读例存疑》作序时说：“国朝之讲求律学者，惟乾隆间海丰吴紫峰中丞坛《通考》一书，於例文之增删修改，甄核精详。其书迄於乾隆四十四年。自是以后，未有留心斯事者。长安薛云阶大司寇，自官西曹，即研精律学，於历代之沿革，穷源竟委，观其会通，凡今律、今例之可疑者，逐条为之考论，其彼此抵捂及先后歧异者，言之尤详，积成巨册百余。家本尝与编纂之役，爬罗剔抉，参订再三。司寇复以卷帙繁重，手自芟削，勒成定本，编为《汉律辑存》、《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服制备考》各若干卷，洵律学之大成而读律者之圭臬也。”[1]
赵舒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多所纂定律例，“其议服制及妇女离异诸条，能傅古义，为时所诵。”对传统律学有精深的研究，主要著作：《提牢备考》,系赵舒翘“任提牢厅时辑”，内容“皆足为后世法。”[8]内容包括对狱吏的管理、对狱囚的管理、对监狱设施及监管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监狱学著作”[3]。《慎斋文集》，原名《映沣山房文集》十四卷,由眉县王仙洲先生编订。后改名《慎斋文集》十卷,长安沈幼如先生校字,民国十三年酉山书局印刷。《慎斋别集》四卷，由《映沣山房文集》十四卷分出。眉县王仙洲先生编订,长安沈幼如先生校字,民国十三年酉山书局印刷。《象刑录》。《慎斋别集》卷一中载有《象刑录序》：“《周易》六十四卦,爻象繁赜,冐尽天下情伪,未易遽晓。惟大象,则专以人事言天德王道,靡不赅备。……余供职西曹,自愧庸愚,恐负厥职，公暇读书於古人有关刑政之嘉言懿行以及现行例案有资出治者，遇事札记,苦无端绪,因取卦象分门,聊便聚学,非敢间世也。《书》曰：‘象以典刑’,又曰：‘象刑惟名’，虽非卦象之象,而象义实在其中,故藉以明是帙云。”
吉同钧，清末修订《大清现行刑律》，五位总纂官中吉同钧名列首位。沈家本、伍廷芳奏请设法律学堂，科目特设《大清律例》，即请吉同钧主讲《大清律例讲义》，所编讲义集成六册，由后法部核定出版，沈家本为之作序，弁诸卷首：“韩城吉石生郎中同钧，於《大清律例》一书，讲之有素，考订乎沿革，推阐乎义例，其同异重轻之繁而难纪者，又尝参稽而明辨之，博综而审定之，余心折之久矣。”沈家本又说：“其於沿革之源流，义例之本末，同异之比较，重轻之等差，悉本其所学引伸而发明之，辞无弗达，义无弗宣，洵足启法家之秘钥而为初学者之津梁矣。”沈家本认为清末修律，如“不深究夫中律之本原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杂糅之，正如枘凿之不相入，安望其会通哉？”[1](P2233)
吉同钧对传统法律仍有非常深的感情，思想趋于保守，他说：“夫大清律者非自大清起也，损益乎汉、唐、宋、明之成法，荟萃乎六经四子之精义，根极乎天理民彝，深合乎民情士俗，所谓循之则治，离之则乱也。”对于仿行新法，他说：“自上年变法令下，仿泰西之皮毛，舍本来之面目，初改清律为现行律，继又改现行律为新刑律，表面虽看似新奇，而内容实为腐败。”[12]主要著作有：《大清律例讲义》有宣统二年法部核定本；《审判要略》，总结古代刑官问案技巧，有宣统二年法部核定本；《乐素堂文集》，一九三三年刻本。
三，“陕派律学”的司法实践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一个案件从研审直到最后做出判决，与每个司法审判官员的律学知识、对律例的理解和办案经验都有极大的关系。“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皆供职于刑部，熟读律例，从事司法审判，在对疑难重大刑狱的审判上往往有不俗的表现。
张廷枢在刑部，对当时监狱的弊政陋习进行了废除清理，为后人所称道。方苞的《狱中杂记》记载：清代刑部监狱有老监、现监、板屋之分。“贫者系手足入老监，有资得脱械居板屋。”张廷枢悉革其弊[13](P79)。张廷枢以“抗直”、“敢于任事”著称，如雍正在藩邸，所宠优伶徐采唆使佣人棰杀人，刑部议以佣人抵罪。但张廷枢却力排众议，认为罪在徐采，将其徙边。雍正即位，褒奖张廷枢抗直。“圣祖春秋高，诸王门下人因缘诡法，有以负债讼淮商及吏民者，命关逮。张正言折将命者，合堂变容，张意色愈坚，事竟罢。诚王属长史以文学信任，朝夕侍上侧，王府孟尚曾毙甘肃平民，事达部，王再三切谕，不得上闻，而张具以实奏，众皆危之，张坦如也。河南州县困於岁徵黄粮，中家以下，鲜不破产鬻子，供輓赁。巡抚杨宗义疏请改折，而仓督及有司阴阻之，户部九卿皆曰毋庸议，圣祖方犹豫。会张自阌乡鞫狱还，使事毕，慷慨陈民艰，退又具疏，圣祖立斥群议，特改诸州县之远水次者，民困大苏。”[3](P1483)
他还审理的著名案件有：“湖广容美土司由舜年揭其子昺如贪庸暴戾，昺如匿桑植土司向长庚所，不赴鞫。总督石文晟以闻，并劾舜年僭妄。命左都御史梅鋗、内阁学士二格会文晟按治。舜年诣武昌，文晟执之，病卒。鋗与文晟各具议疏陈，二格疏言佐证未集，未可即定议。诏廷枢偕大学席哈纳、侍郎萧永藻覆勘，舜年各款俱虚，梅鋗以草率具奏，下部议夺官；文晟及湖北巡抚刘殿衡、偏沅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谟各降罚有差。”[17]
王士棻治狱，多有所平反。他曾说：“刑官之弊，莫大於成见。听讼有成见，强人从我，不能尽其情，是客气也。断罪有成见，或偏於严明，因求能折狱名；或偏於宽厚，自以为阴德：皆私心也。”乾隆明知他的才干，虽多次被贬遣，但始终不废弃，仍使他为刑官。当时传言，乾隆欲起复他为刑部侍郎，但因和珅阻挠而作罢。[14]
薛允升由于长期“观政刑曹，以刑名关民命，穷年讨测律例”，故而对律例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凡所定谳，案法随科，人莫能增损一字”。因此受到刑部长官信任和重用，一有大狱辄以相嘱。薛允升在审案过程中，面对罪犯“如与家人语，务使隐情毕达，枉则为之平反。”[15]孙家鼐在其给薛允升的《墓志铭》中也说：“其鞫狱恒至夜分，一灯荧荧，胥役或倦引去。公平心静气，无疾言厉色，与囚絮絮对语，囚忘公为官，公亦若忘其与囚语也。故凡讼为公所鞫，无不输其情，虽死且德公。而公重民命，有疑狱必万分审慎，得其冤必力为平反，虽触权威忌不恤也。”[4]
他一生审理了许多大案，在审理太监李苌材一案中，表现出了秉公执法、不畏权势的优秀品质，坚决顶住来自慈禧及李莲英等的压力，将罪犯正法。光绪二十二年(1896)，太监李苌材、张受山等肆无忌惮，竟敢于辇毂之下，纠众在庆和戏院寻衅，并拒捕杀人。薛允升“时为尚书，以此案关系重大，若非严加惩办，消涓不灭，将成江河”[5]，因此薛允升“拟援光棍例治之，而总管太监李莲英为乞恩，太后以例有‘伤人致死、按律问拟’一语，敕再议。”薛允升顶住压力，上疏抗辩：“李苌材等一案，既非谋故斗杀，不得援此语为符合。且我朝家法严，宦寺倍治罪。此次从严惩治，不能仰体哀矜之意，已愧于心；倘复迁就定谳，并置初奉谕旨於不顾，则负疚益深。夫立法本以惩恶，而法外亦可施仁。皇上果欲肃清辇毂，裁抑阉宦，则仍依原奏办理。若以为过严，或诛首而宥从，自在皇上权衡至当，非臣等所敢定拟也。”疏上，仍敕部议罪。其时李莲英遍嘱权要请求末减，薛允升不为所动，再次上疏：“臣等为执法之吏，不敢擅自从轻，皇上施法外之仁，原可量为末减。初奉谕旨，一发而不可收。原定罪名，一成而不可变。从犯或可稍宽，首恶断不可纵。”[16]奏请将张受山立即处斩，至于李苌材伤人未死，量减为斩监侯。正因为这一案，薛允升遭受到李莲英等权监的打击报复，后被降职为为宗人府丞。
在薛允升一生中，审理过许多的大案要案，其中就有清末三大案之一的“南京三牌楼杀人案”，《清稗类钞》有概要介绍：
光绪辛巳(1881)，沈文肃公葆桢督两江，江宁有三牌楼(在仪凤门内。)命案，轻率定谳，枉杀无辜，世多冤之。时陈伯潜阁学宝琛方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参将胡金传承缉谋杀朱彪之命盗，妄拿教供，刑逼定案，业将曲学如、僧绍宗处决。虽已由继任总督刘忠诚公坤一另获凶犯周步畛、沈鲍洪供认杀彪，并讯出金传嚇贿眼线教串各节，旋奉旨令忠诚严行刑讯，以成信谳，即疑窦孔多，犹待澈究，遂具疏以上闻。
此案真相，实为步畛挟仇起意杀彪，商同鲍洪潜携篾刀遇彪，以纠邀行窃为名，至三牌楼竹园旁，将彪砍斃，三人同逃，固未移尸，嗣经地保报县验详。文肃遂饬会办营务处洪汝奎悬赏购线，并派金传密访。盖金传时为缉捕委员也，先后拿获学如、绍宗及张克友三人，并贿教方小庚作证，金传与间官候补县严堃同讯，喝令用刑，威逼成招。初供杀死谢某，旋供为薛泳全，继复称为薛春芳。金传辗转诱令改供，汝奎於覆审后，以案情重大，禀请派员覆讯。文肃以为此乃会匪之自相残杀也，即批饬将学如、绍宗正法。及辛巳拿获窃犯李大凤，供出步畛、鲍洪杀彪，与办结前案地方时日相符。当将步畛、鲍洪讯供，不稍讳。
壬午，德宗以宝琛具疏上闻，遂派麟相国书、薛尚书允升前往查办，时麟为刑部尚书，薛为刑部侍郎也。既至江宁，反覆推勘，步畛、鲍洪均各供认商同杀彪不讳，金传亦以刑讯教供各情，据实供吐，小庚、克友等俱各脗合，於是步畛、金传皆论斩，鲍洪论绞，汝奎、堃均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文肃以已薨免议。[3](P1154)
其时，薛允升虽为刑部侍郎，但却为当家堂官，此案实际上由薛允升主持审理，遂为定谳。按清制，“管部及尚书、侍郎，皆各部之堂官也。…凡指麾一切者，谓之当家，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四侍郎则更不事事，有半月不入署者。…然亦有以侍郎当家者，赵舒翘、沈家本之在刑部，皆以深明旧律，为尚书所不及，实权乃渐集於侍郎。盖因其人而生权力也。”[3](P1313)
清末，“不肖州县玩视民命，多尔草率从事。该管上司不肯认真详细推勘，非巧为弥缝，即多方掩饰。其能平反更正者，百无一二。而固执原拟者，则比比皆是。推原其故，总由各该督抚徇庇属员，回护原审。其尤甚者，明知案情实有冤抑，即据实更正处分，亦轻以为与全省局面有碍，终不肯自认错误。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即如河南镇平县王树汶呼冤一案，始而迭经御史参奏，该省仍敢饰词入奏，入人死罪。继而奉特旨提交臣部审办，该前抚李鹤年犹复强词，哓哓置辨，希图摇惑众听，颠倒是非，在已发觉者平反尚如此其难，其余未经发觉者更必任意消弭，安望其自行更正耶。”[17]这是所谓的“豫案”，清末三大案之一，震动朝野。“豫案”即由赵舒翘审理。
《清稗类钞》中“王树汶为顶凶案”条对此案的审理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
王树汶，邓州人，幼以被掠为镇平盗魁胡体安执爨役，体安，镇平胥也。河南多盗，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时遣其徒党出劫，捕之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体安尤凶猾，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巨室廉知体安所为，乃上控。时涂制军宗瀛方抚汴，檄所司名捕之。镇平令捕体安急，则贿役，以树汶伪为之，俾役执之去。树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谓即定案必不死，始诺。树汶年十五，尫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盗也。县令马翥闻体安就获，狂喜，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
既定谳，当树汶大辟，时体安已更姓名，充他邑总胥矣，树汶未知也。刑之日，树汶始知之，呼曰：“我邓州王树汶，非胡体安，若辈许我不死，今乃戮我乎！”监斩官白宗瀛，大骇，命停刑，下所司覆鞫，卒未得要领。树汶自言父名季福，居邓州，业农，乃檄邓州牧朱杏簪刺史光第逮季福为验，未至而宗瀛督两湖去。继任者为河督李鹤年。开归陈许道任愷者，先守南阳，尝谳是狱，又与鹤年有连，於是飞羽书，阻光第，令毋逮季福，且百端诱怵之。光第不为动，慨然曰：“民命至重，吾安能顾惜此官以陷无辜耶！”竟以季福上，则树汶果其子，愷乃大慼，鹤年以袒愷故，持初谳益坚，豫人之官科道者，遂交章论是狱。
鹤年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力反宗瀛前议，而益傅会律文，谓树汶虽非体安，亦从盗，在律盗不分首从，皆立斩，原谳者无罪。然树汶初止为体安司炊，亦有谓其为娈童者，而实非盗，谳者必欲坐以把风接赃之律，树汶至是遂为正凶。而官吏之误捕，体安之在逃，悉置不问。谏臣益大譁，劾鹤年庇愷，於是朝延有派河督梅启照覆讯之命。河工诸僚佐，率鹤年故吏，不敢违鹤年恉，启照亦不欲显树同异，竟以树汶为从盗，当立斩。狱成，言者争益力。
时潘文勤公方长秋官，廉知其概，提部研鞫，而赵舒翘方以郎中总办秋审，因以是狱属之。阅数月，乃得实，将上奏矣，而鹤年使故为文勤门生之某道员入都游说，文勤入其说，遽中变。舒翘方力争，文勤忽以父丧去官，南皮张文达公之万继其任，文勤亦知为某道员所卖，贻书文达，亟自引咎。疏上，奉旨释树汶归，戍翥及知府马承脩极边，鹤年启照及臬司以下并承审各官皆降革有差。[3](P1133)
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案情几度出现反复，时任刑部尚书的潘祖荫曾“力主提案至京，委赵(舒翘)主其事”，但后来又听信李鹤年门生之言，“欲寝其事弗究，而仍依汴中原谳定案。”赵舒翘表现出了法官应有的“公正无私”的素质，他极力争辩主持公道，文献记载：当时“赵(舒翘)持稿，上堂力争，声色俱厉。文勤(即潘祖荫)不能堪，然心亦知赵所持正，顾未欲於众司官前显示诎伏。方犹豫，赵遽拂衣出，归家缮呈，乞开缺回籍修墓，拟异日入署呈递，而文勤以是夕丁外艰矣。继任者为南皮张文达公之万，文勤於倚庐中手书致文达，略谓‘赵司官学问才品皆不居第二流，荫於五年中超擢其入，由管股至律例馆提调。前日之事，曲实在荫。丈既接任秋卿，乞仍照赵君所谳定稿。赵君刚烈过人，尤望吾君曲意保全之也。’时赵去志已决，文达以文勤手书示之，始已。是时赵名震中外，而人尤服文勤之勇于改过、笃於爱才也。”[3](P1441)
清末，段维审理案件，对人命案件尤为审慎，甘肃回民马化隆因起义，他的孙子“自襁褓系狱三十余年，疆吏屡请从宽发落，格于部议。维引经援律，具说帖，遂邀宽典。川省强盗案首从三十余人皆拟死罪，维察其中十余人近诱胁，驳令覆审，率得减等。”[7]
四，关于对“陕派律学”的研究
“陕派律学”是在中国法律古今交替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律学学派，其代表人物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养，出身科举，且有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精湛的传统律学知识，是既有“理论”又有“经验”，总之，“陕派律学”是一笔宝贵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有待于我们去发掘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陕派律学”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最多只是对其中的某个人物或是在学术著作中对“陕派律学”略有涉及。因此，研究“陕派律学”时不我待，刻不容缓，并且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俞江在《倾听保守者的声音》一文中着重介绍了吉同钧及其学术成就，他说：“没有参照系，连经验积累也不系统；没有思想渊源，连方法论传统也被丢弃，法律和法学在虚假繁荣里高歌猛进。”[18]我们认为，研究“陕派律学”有以下学术价值：
首先，“陕派律学”对传统法律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其所取得的传统律学成就无疑是相当高超的，代表着几千年传统律学的最高水平。例如“陕派律学”的奠基者薛允升对历代刑法的渊源《汉律》有精深研究，著有《汉律辑存》、《汉律决事比》，其中的《汉律辑存》直按对沈家本的《汉律摭遗》产生了学术影响；薛允升还对《唐律》《明律》进行了比较研究；其《读例存疑》更是集中对在长达几十年的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对清代律例的独到见解，被视为第一部“例学”著作。赵舒翘的《提牢备考》是反映古代监狱制度的珍稀资科。因此研究“陕派律学”对于了解传统法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在晚清已提出了一些法律改革的建议，如吉同钧《上修律大臣酌除重法说帖》，比沈家本著名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还要早，其他如薛允升、赵舒翘等也都曾上过诸如此类建议改进法律制度的奏折，研究这些资料无疑对了解清代法律存在的问题、清末法律改革的历史背景、以及清末修律的内容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沈家本所说：“不深究夫中律之本原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杂糅之，正如枘凿之不相入”，因此他们的改革建议虽不出传统法律文化的藩篱，但却是针对清代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提出的，这些正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基础。
第三，“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薛允升、赵舒翘在晚清变法修律活动以前已经去世，但吉同钧等人不但亲自编纂《大清现行刑律》，而且在《大清新刑律》出台后，对修律的工作不断地予以关注和评论，他对《大清新刑律》发表这样的看法：“新订之律，表面仅四百余条，初阅似觉简捷，而不知一条之中，实孕含数条或数十条，将来判决成例，仍当取现行律之一千余条，而一一分寄与各条之内，不过体裁名词稍有不同耳。”[19]清末变法，虽然吉同钧思想保守，研究“陕派律学”可以了解到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如何冲突，又如何进行调整并整合的，也可以了解传统的法律人如何面对几千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法律大变局，这样可以使我们能对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今天的法律改革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四，“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在长期的司法审判历史中，一般都表现出了“公正”、“抗直”、敢于任事等法官应具备的良好素质，能够严格执法，不畏权势。如薛允升宁肯丢官，也不惜将太监李苌材等绳之以法；如赵舒翘在司法审判中，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与其错杀不辜，宁失不经”，终使王树汶临刑呼冤一案水落石出，将庇护地方、草菅人命的河南巡抚等一干官员参劾夺职。研究“陕派律学”中这些刚直不阿的代表人物，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无疑对构建我们今天的法治文明不无裨益。
最后，“陕派律学”除了薛允升、赵舒翘在清末去世以外，吉同均、张麟阁等一直生活到民国时期，他们的著作一般在民国时期都刊刻印行，但以后就默默无闻，似乎被人们遗忘了。我们今天研究“陕派律学”，除了回顾中国法律近百年走过的这段曲折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智慧以外，还可以重新评估陕西人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法律近代化所做的准备与贡献，振奋我们的学术信心，使陕西乃至西北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在今天取得更大的发展。
本文发表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作者介绍：闫晓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西北政法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
[2]清史稿本传及刑法志[M].
[3] 徐珂编撰.清稗类抄[M].中华书局，1996.
[4] 孙家鼐.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紫禁城骑马重赴鹿鸣宴刑部尚书云阶薛公墓志铭.见.碑传集补（卷四）[M].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1953.
[5] 吉同钧：《薛赵二大司寇合传》，载《乐素堂文集》卷三，北平杨梅竹斜街中华印书局铅印本.
[6] [清]刘体智撰.异辞录[M].中华书局，1997.
[7] 续修陕西通志稿[M].
[8]清]赵舒翘.慎斋文集[M].酉山书局代印.
[9]董康.中国修订法律的经过[M].
[10]华友根.薛允升的古律研究与改革—-中国近代修订新律的先导[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美] D.布迪和C.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2] 吉同钧.律学馆课艺第五集序[M].《乐素堂文集》卷三.北平杨梅竹斜街中华印书局铅印本.
[13][清]刘体智.异辞录[M].中华书局.1997.
[14][清]赵尔巽等.清史稿·王士棻传[M].
[15]清史稿·薛允升传[M].
[16]清史列传·薛氏传[M].
[17]河南司议覆光禄寺少卿延茂失入案件宽免处方奏稿.见.慎斋文集(卷三)[M].
[18]俞江.倾听保守者的声音[J].读书[C].2002.04.
[19]吉同钧.律学馆第四集课艺序[M].《乐素堂文集》卷三.北平杨梅竹斜街中华印书局铅印本.
[1]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正式的经历及非正式的赞助是仕途当中最明显的部分，但是加入一个律学博士学会也是相当重要的，这类学会同时具有学派以及地方派系的特色。当沈家本被允许加入当时主控刑部的两个学派之一陕派(陕西)之后(另一个是豫派)，他自1875年起就开始攀升。”尽管沈家本祖籍非陕西，他与民国时期主持司法部、大理院的著名法律人物许世英、董康等皆为“陕派律学”的门生。见巩涛(Jérôme BOURGON)著 林惠娥泽：《西方法律引进之前的中国法学》，载《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八辑教育专号，中华书局，2003年。
[2] 《许世英回忆录》，转引自巩涛(Jérôme BOURGON)著 林惠娥泽：《西方法律引进之前的中国法学》，载《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八辑教育专号，中华书局，2003年。
[3] 何勤华在《中国第一部监狱学著作---赵舒翘<提牢备考>评述》一文中认为该书“收集整理清王朝建政以来有关监狱管理的条例、章程以及重要狱务的处理方法等编纂而成的一部著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监狱学的专著，也是明清律学的重要作品之一。”载《法学》，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