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贼律》沿革考

 

主题词：张家山汉简  《贼律》《唐律疏议》

内容提要：通过对张家山汉简、睡虎地秦简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比较，本文主要探讨了汉《贼律》内容沿革，汉《贼律》律与秦律、唐律的继承与沿革关系。

 

    汉《贼律》源于战国时期李悝编订的《法经》中的《贼法》。据文献记载，《法经》有六法，其中《盗法》居首，《贼法》第二。秦改法为律，《贼律》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未变。《唐律疏议》：“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近代以来，诸家辑佚汉律，也往往以此来排序。如沈家本的《汉律摭遗》，程树德的《汉律考》即如此排序。又据1987年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汉律，其中有汉律目录，“第一、二、三栏大都残破，似有《盗律》目录，第四、五、六栏墨迹尚存，为《贼律》目录。”[①]这些资料都能说明《贼律》在汉律的结构体系上处在《盗律》之后，《盗律》居首。张家山汉简《贼律》在《二年律令》的位置，整理者将其列于第一，是否因出土时竹简的存放位置，并未说明原因。

    关于张家山汉简《贼律》的内容，李学勤先生曾介绍：“贼律从反、弃守、谋反等大罪开始，规定非常细密。特别对于杀人、伤人，根据罪行性质大小和所杀伤者的身份，作了明确的区分。此外作为贼律内容的，有燔烧、失火、流杀人（淹没）、伪写玺印、矫制、上书及有言而谩（欺诈不实）、增减卷书、毁封、挟毒和亡失印、书、符、券、门钥等等”[②]。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汉《贼律》内容比较庞杂，远远超出了程树德所谓“贼则叛逆杀伤之类”[③]的范围。如果将汉简《贼律》所涉及的内容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相比较，发现无不符合若契。曹魏为了改变汉律“《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④]的状况，曹魏修律时曾作了较大的调整，将原属汉《贼律》的很多内容归并入其它的律目内，如汉《贼律》中的“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等内容，曹魏修订《新律》时归并为“《毁亡律》”，唐代修律时又将其中关于“杀伤人畜产”的条文并入唐《厩库律》，“亡印”、“贼伐树木”等条文归并入唐《杂律》。

    汉《贼律》还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等内容，曹魏制订《新律》时将这部分内容分为《诈律》。《唐律疏议》：“《诈伪律》者，魏分《贼律》为之。”[⑤]汉《贼律》“有储峙不办”，曹魏制订《新律》分为《留律》。唐代修律时又将这些内容归入《唐律》中的《诈伪律》。此山贳冶子为《宋刑统》所作《释文》中认为李悝所着《法经》六法中的“《贼法》，今《诈伪律》是也。”[⑥]他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但也至少说明唐宋律中的《诈伪律》很多内容从中国早期法典中的《贼法》或《贼律》划分过来。

    关于唐《斗讼律》，《唐律疏议》曰：“至后魏太和年，分《系讯律》为《斗律》。至北齐以讼事附之，名为《斗讼律》。后周为《斗竞律》。隋开皇依齐《斗讼》名，至今不改。”[⑦]那么魏晋时期的《系讯律》就应包括“斗”“殴”等内容，而《晋书·刑法志》却记载：曹魏立法时，因汉“《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西晋立法，“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这两处记载都说魏晋《系讯律》由《囚律》发展而来，而汉“《囚律》有告劾、传覆，”“《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这些都属于《斗讼律》中“讼”事，而《斗讼律》中“斗”的内容未见于《囚律》，那么由《囚律》分化而来的《系讯律》中似不应包括“斗”的内容。通过张家山汉简与唐律的比较，我们知道唐《斗讼律》中关于“斗”、“殴”及“伤人”等主要内容是由秦汉《贼律》中的相关内容演变发展而来[⑧]，而非由《囚律》及由《囚律》分化演变而成的《系讯律》发展而来，这一点是我们的新认识[⑨]。那么，汉《贼律》是否与魏晋律中的《系讯律》存在着渊源关系，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那么，秦汉《贼律》的主要内容，从秦汉至北魏时期一直沿袭下来，皆独立成篇，北齐始与《盗律》合编。《唐律疏议》清楚记载：“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周为劫盗律，复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⑩]

    从以上列表中可以看出，汉《贼律》中的主要内容比较杂驳，在后来的立法活动中，主要内容与《盗律》合并，成为唐《贼盗律》的主要内容。其它的内容经魏晋南北朝的立法实践与改革，先后归并入唐《斗讼律》、《杂律》、《诈伪律》、《厩库律》等。

    关于汉简《二年律令》与秦律的关系，历史上早有结论：汉承秦制。所谓“汉承秦制”，具体到秦律与汉律的关系，就是汉律的制订以秦律为基础，有所发展和变化。但继承了多少，新制订了多少，在发现张家山汉墓竹简以前无法具体描述和做进一步的判断。现在，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与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比较，我们可以肯定，汉律尤其是汉初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了秦律。如以汉简《贼律》为例，其中的大部分条文显然承袭了秦律，如第三条简文：“贼燔城、官府及县官积最（聚），弃市。燔寺舍、民室屋庐舍、积最（聚），黥为城旦舂。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债）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

    这条显然是秦律的内容，《墨子》中的《备城门》以下各篇被认为是“战国后期秦国墨家的作品”，其内容反映的是秦时法律[11]。《墨子·号令》规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后左右相传保火。火发自燔，燔曼延燔人，断。”[12]这显然是战争状态下的法律规定，有点军法的性质，因此失火即处死，比汉简《贼律》的规定要重。那么故意纵火则处死无疑，汉简《贼律》则区别情形，分别处以死刑或黥为城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规定：“旞火延燔里门，当赀一盾；其邑邦门，赀一甲。”[13]这里很显然，失火则罪不至死。秦汉的法律也影响到以后各代的立法，如《晋书·刑法志》：“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唐律疏议·杂律》：“诸故烧官府寺舍及私家舍宅，若财物者，徒三年；赃满五疋，流二千里；十疋，绞。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疏议曰：“凡官府廨宇及私家舍宅，无问舍宇大小，并及财物多少，但故烧者，徒三年。……‘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谓因放火而杀人者，斩；伤人折一支者，流二千里之类。若对主故烧非积聚延烧之物，只同‘毁弃人财物’论。”[14]

    再如汉简《贼律》规定：“斗而以釰及金铁锐、锤、椎伤人，皆完为城旦舂。其非用此物而眇人，折枳、齿、指，胅体，断决鼻、耳者，耐。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死〈列〉以下，罚金二两；其有疻痏及□，罚金四两。”

    其实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就有类似规定：“或斗，啮断人鼻若耳若指若唇，论各可(何) 殹(也)?议皆当耐。”[15]“律曰：‘斗夬(决)人耳，耐。’今夬(决)耳故不穿，所夬(决)非珥所入也，可(何)论?律所谓，非必珥所入乃为夬(决)，夬(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16]“妻悍，夫殴治之，夬(决)其耳，若折支(肢)指，胅軆(体)，问夫可(何)论?当耐。”[17]秦律规定：斗伤人案件中而不使用兵刃及其械具者皆耐，汉简律文与此相同。“士五(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可(何)论?当完为城旦。”[18]秦律规定斗伤人案件中如果使用兵刃，则加重刑罚，完为城旦舂，汉简律文与此一致。“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麋(眉)，论可(何)殹(也)?当完城旦。”[19]由于用暴力使它人失去自卫反抗的能力，虽不使用兵刃，故也加重为完为城旦。

    汉初修订法律，主要是继承秦律，但并不是全盘地照搬照抄，而是在秦律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和修改，特别是对同样的犯罪行为，汉律规定的刑罚相应比秦律要轻一些。这一点从上面所列举的几例中就可以看出。当然汉律也有不同于秦律的内容，如在汉简《贼律》中，就有汉初针对当时的新情况而制订的法律条文，汉简《贼律》第一条规定：“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

    秦律中应有类似的规定，如《墨子·号令》：“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左右知，不捕告，皆与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数。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20]

    但汉简《贼律》中关于“谋反”的犯罪中，除一般的谋反行为以外，汉初还特别列举了“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等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此处诸侯应指原来的山东六国诸侯”，理由是“汉初律直接承自秦律”，“汉初分封的异姓诸侯国、同姓诸侯国都是汉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汉初律中将其为敌国实难想象。”[21]笔者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由于秦统一以后，海内为一统，并无封建。统一以前的秦国法律可能有这样的法律内容，但统一以后秦朝法律中仍然保留这样的律条，显然没有现实必要性。因此可以肯定这些法律规定当然是秦律所无的。显然，这样的法律条文是针对汉初诸侯国林立、潜在地对汉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的现实情形而新设立的。萧何在制订《九章律》时必然对秦律有所修改。《汉书•诸侯王表》：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洒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吏凡十之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抂过其正矣。”

    汉初分封的异姓诸侯高祖时基本解决，但同姓诸侯仍对中央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到景帝时还酿成“七国之乱”。因此，《二年律令》中的这条规定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此外，法律制度有很强的时效性，从战国到秦朝，从汉初至武帝，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封建政权频繁修订法律，很难想象法律中仍保留过时的条文。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三，就是一例违反法律“禁从诸侯来诱者”的案例，此处的“诸侯”显然是指汉初的诸侯国，具体到这个案例，是指汉初的齐国。在《汉书》有关汉初的记载中，“诸侯”均指汉王或高祖分封的诸侯王，如《高帝纪》五年冬十月，楚军围困，汉王“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刘邦称帝后，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等等，均无原关东六国无关。

此外，从刑罚的角度来看，秦律针对反逆降叛等重罪所规定的刑罚应该是最残酷严厉的“三族之刑”，“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还授其印，尊宠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这种作法在汉初也被继承了下来，但在《二年律令》中已被废止了。

    汉初有三族之罪[22]，并于高后元年被废除，见于多处记载，如《汉书·高后纪》：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关于三族之诛，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以《史记•秦本纪》集解所引张晏注为一说，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注为一说，谓：“父族、母族、妻族也。”[23]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夷三族”以如淳说为是，李贤注《后汉书》也沿袭如说：“谓父族、母族及妻族”[24]。以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聚讼纷纭，杜贵墀、程树德等赞同张晏的说法，认为如说非，“三族者即父母妻子同产也。”[25]沈家本曾在《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中作了精辟分析，认为两种说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汉儒说《尚书》九族者有今古文之异说”[26]。郑玄注《周礼·小宗伯》，“三族”谓父、子、孙，张晏说衍自古文说；如淳说“即自今文说而稍变之”。沈家本基本上倾向于赞同如淳说，即三族谓“父族、母族及妻族”。他说：

    夷三族者，必具五刑，而《晁错传》丞相等劾奏错曰：“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此所引者必当时之律文，其仅止腰斩，即所言“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者，未必即为夷三族之法。[27]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学术界至今未获得一致的看法[28]。现在依据《二年律令》，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肯定三族非指“父母兄弟妻子”。

    《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的法律，由于三族之刑已于吕后元年废除，而且法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因此，可以肯定张家山汉简《贼律》中的“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非指三族之刑，三族非指“父母兄弟妻子”。谋反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因此，量刑亦至重，史书明确记载，自吕后元年废除“三族罪”之后，至武帝时期新垣平谋反恢复使用三族之刑。那么，在景帝时期，谋反罪不得有三族之刑，而《汉书•景帝纪》记载，三年冬十二月，诏曰：“襄平侯嘉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其赦王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论恢说及妻子如法。”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如淳注引律文与简文正同，因此可以肯定三族非指父母妻子同产。《史记·酷吏传》记载：“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王温舒被处以灭“五族”的说法显然是已括了其两弟的妻族，除去这两族，当为“三族”。

    事实上，“三族之诛”这种最残酷的刑罚一直到魏晋修律时，还不见于法律明文，而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处断。《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29]曹魏仍沿用汉律的规定，只是在修订新律时规定：“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30]很显然，这里第一句话中的“大逆无道”是指所谓的“言语及犯宗庙园陵”，即唐律中的“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实是失言获罪，“犯宗庙园陵”即唐律中的“谋逆”行为，对这种所谓的“大逆无道”行为“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显然就是指上面《三少帝纪》所引曹魏律中“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而言。第二句，“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显然是针对典型意义上的“谋反”即“谋危社稷”的行为而设立的，由于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所以这里明确提到法律对这种犯罪不作明文规定，皆临时处断，那么这里作为临时处断措施的“夷其三族”绝非律文中有明确规定的“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或“不及祖父母、孙”而言，很可能就是张晏所说“父族、母族、妻族”了。

汉代的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以后立法、司法等活动中不断地修订，除了刑罚制度在汉代文景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以外，其它的制度也与汉初有所不同。例如汉简《贼律》：“伪写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要（腰）斩以匀（徇）。”

    “伪写”，《唐律·诈伪律》：“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注：“写，谓仿效而作，亦不录所用。”疏：“谓仿效为之，不限用泥、用蜡等，故云‘不录所用’。”[31]这显然是汉初的规定，汉初天子有三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在符节台，天子之玺由天子自佩。《汉书·霍光传》：“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故汉初只针对“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进行立法。据《霍光传》“光召尚符玺郎”，《汉纪》卷四《高祖皇帝纪》有“符玺御史郎赵尧”可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由符玺御史郎执掌，符玺御史乃御史大夫属吏。《汉书·周勃传》：“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当指此二玺或其一。《封泥考略》有“皇帝信玺”封泥。卫宏《汉官旧仪》：“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凡封（命用之），（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32]《汉官旧仪》反映的应当为西汉中后期或后汉制度。

    关于汉律与唐律的关系。唐律在中国法律史上最具代表性，有很高的立法成就，但唐律是由汉律发展而来的，以汉律为渊源，只不过汉律粗创而唐律益精微。

    如汉简《贼律》第一条，即封建时代被视为首恶的“谋反”，汉律虽无“十恶”之名，但可以肯定汉律仍以此罪列为《贼律》中的第一条。沈家本说：“谋反为贼事之最重大者，《唐律》谋反大逆居《贼盗律》之首，《汉律》当亦不殊”[33]。沈家本的这个判断据汉简《贼律》来看是有道理的。所不同者，汉律中将“反”“逆”“叛”“降”等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不加区别，一体予以规定。《史记·商君传》：“匿奸与降敌同罚。”《索隐》：“案律，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历史李陵投降匈奴，就是典型的降敌和叛国罪，《汉律辑证》曰：“按《李陵传》，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据此，是汉时仍用此律。”沈家本认为“汉之族陵家，乃用《谋反律》，而陵事与谋反不同，《汉律》殆无谋叛专条。”[34]这些看法据汉简《贼律》第一条来看，诚为卓识。汉代谋反、谋叛罪区分不很清楚，谋反、谋逆也区分得不很清楚，例如，《汉书·张耳传》记载，贯高等十余谋刺高祖，这在唐律中应称为“谋逆”，但汉初却治以为谋反罪；《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这里光武帝下诏，更始帝虽封为王，仍以帝视之。北齐定律时，所列“十条重罪”中就已区分为“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等几种犯罪，隋开皇律将“叛”“降”二罪合为谋叛一罪，唐律沿袭未改。从汉简《贼律》中的第一条的规定看，汉律中“谋反”实际包涵了唐律“十恶”中的“谋反”和“谋叛”两种犯罪。

    再如汉简《贼律》规定：“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自古以来，子弟杀伤父兄、妻杀夫、奴婢杀伤主人被视为重罪，例如《汉书·魏相传》记载：“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可见，在汉代每年上计时，专门对这种犯罪进行统计，并视为社会秩序是否和谐稳定的重要指针。汉代以后，也特别重视对这种犯罪的立法，如刘宋时法律规定：“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35]《唐律疏议》：“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伤者，流三千里；伤，徒三年。”[36]与竹简律文对比，显然受汉律影响。

    沈家本在《汉律摭遗》引《御览》卷六百四十：

    “《董仲舒决狱》曰：‘甲乙与丙言相斗，两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两，误伤乙，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檀弓》：“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疏：“《异义》云：妻甲，夫乙殴母，甲见乙殴母而杀乙。《公羊》说甲为姑射夫，犹武王为天射纣。郑驳之云，虽不孝，但殴之耳，杀之太甚。凡在宫者未得杀之，杀之者士官也。如郑此言，殴母，妻不得杀之。若其杀母，妻得杀之。”《辑证》：“殴母者杀，当据汉法而言。《晋书》殷仲堪言，律诈取父母，宁依殴詈法弃市。此可知汉之有殴詈父母律矣。”

    沈家本按：“上条不孝者，似是何休约举汉法之意而言，非《汉律》原文。无尊上、非圣人二句亦同。此条殴父、殴母方是律文，即《唐律》之殴詈祖父母、父母也。《唐律》殴者即斩，与汉法同。唐删枭首之法，故不言枭首。”[37]

    除此之外，汉以后法律承继于汉律者不胜枚举，拙作《竹简秦汉律与唐律》[38]、《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39]中也有所论论述，兹不赘述。

 

    本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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