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秦汉 之一

一、秦汉以前

秦汉以前，中国有过夏商周三个王朝。夏商周以前，中国有过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前期之时，中国有过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与河北的北京人。出土的元谋人遗骨，其年代为今日以前的七十万年左右;蓝田人遗骨，为六十万年左右;北京人之最古的，其年代与蓝田人差不多，不曾留下骨骸，却留下了朴拙的石器于第十三号发掘地点。留下遗骨在第一号发掘遗址的第三层至第十层的，其最古的属于五十万年以前(根据最新的科学方法的鉴定为四十六万加四万或减四万年);其最晚近的属于二十万年以前左右。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中国，有所谓丁村人(山西襄汾县的丁村)。丁村人只留下了三颗牙齿，其年代在距今七八万年至十万年左右。他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约略同时。

    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山顶洞人:山顶洞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北京人洞的山顶之上的洞(不在北京人洞之最上层，而是在同一个山上的另一处之山顶)。山顶洞人相当于欧洲的所谓智人，其脑容量相当大。

    中国已经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不多。著名的仅有陕西大荔县的沙堆。世界各地中石器时代(不可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混为一谈)时间很短，只有两干年，从距今一万二干年左右到距今七八千年。当时第四冰川已退，地球表面很热，南北极的冰，大量融化为水，增加了各大海洋与大小河流的水，提高了海平面，也使得大小河流的水泛滥，造成极多的湖与沼泽地带。我国大荔一带，在今日距离渭水、北洛水与汾水进人黄河之处不远，在中石器之时，可能为一大沼泽地带，兼有若千大大小小的湖。

    旧石器时代的人，仅会用石头互相打击或锤击而造石器;新石器时代的人兼用磨的方法制造石器，因此而有了锋利的刃。中石器时代的人所制造的石器，其程度在旧石器与新石器之间，以细小的石器居多。这些细小的石器包括矛头、箭头与渔网之睡。事实上，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时已经开始制造相当细小的石器了。

    新石器时代开始之时，没有陶器。然而不久便有了陶器，先有粗制的，后有细制的，在许多地区并且先有红陶，加彩，称为彩陶;后有用更高温度所烧成的灰陶，有时加彩，面通常是留下绳子或竹皮所编成的塑造.陶土之筐子或篮子的花纹，称为绳纹或篮纹，再其后，更进步之时又有用刀子刻的刻纹，或用类似图章一样的东西所拍在陶坯子上的“拍纹”。在山东日照县等地有所谓“黑亮陶”，很美，质坚而薄，发亮。

    畜养动物与种植植物，是农业的两大部门。人类离开单靠打猎、捕鱼与采拾为生，而进一步自己养动物，栽植物，以确保每日均有粮食，不虞风雨雾雪，是开始于中石器之时，完全成功于新石器之时。

    为了存储吃不完的粮食，人类才作陶器。有了农业，亦即有把握的粮食来源，人类才不致常常因找不到可吃的果实与种子，捕不到鱼，或打不到野兽而饿死，甚至被野兽咬死，被野兽吃掉。总之，人类才能真正“安居”，盖房子、生孩子，与亲戚聚居而有了村庄，形成氏族、部落，发展高度文化。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不少的高度文化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在山东、江苏、河北的“河淮三角洲”有“大汉口文化”;在河南、陕西、山西的“洛渭汾核心地区”有“仰韶文化”;在江苏、浙江、安徽有“良清文化”;在湖北、湖南、江西有“屈家岭文化”;在甘肃、青海有“马家窑文化”。

    继大波口文化而起的，有以山东厉城县龙山镇城子崖下层为典型的“龙山文化”。继仰韶文化而起的，有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西龙山。

    再其后，便有了小型的铜器，为铜箭头、小铜刀之类。新石器时代蜕变为铜器应用时代。然后，有人发明以锡掺进铜，造成所谓“青铜器”。人类这就进人了所谓“文明”了。

    青铜是中国买卖古董的人所创出来的名词，其实它原本并非青色，而是红的。青字的意思，在中国古时不是蓝色，而是绿色。今日台湾话之中的青，其意义仍是绿，而不是蓝。青铜是什么呢?是生了绿锈的古代锡与铜的合金。

    英语之中的青铜。是布隆斯(b二)，不包含绿的意思。

    青铜与文字的发明，差不多是同时，而简单的文字较早。在毫无小铜器或青铜器的西安半坡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有若干陶器之上已经出现了简单的文字。

    盘庚之时的商朝中期，不仅有青铜器，而且有极精美的青铜器。这就告诉我们，青铜不可能到了盘庚之时才有，而是在盘庚以前的以前就应该有，所以到了盘庚之时及其以后，青铜器才那么精美。

    传说，成汤有盘，盘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盘的铭文，有这么完全的句子，不可能是陶制的盘，应该是青铜的盘(郭沫若以为这个盘不是汤的，而是另一人的，此人的哥哥叫做辛，祖父叫做辛，父亲也叫做辛。铭文是“兄日辛，祖曰辛，父曰辛”。郭的说法很新鲜，值得一考)。

    传说也告诉了我们，夏朝的第一代国王大禹，用铜铸了九个鼎。这个铜，应该也是铜与锡化合的青铜，而不是纯铜。

    可惜，到今日为止，汤的实有，虽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所证明;夏的若干遗址，却有待于发掘。有若干位考古家以为河南僵师二里头的文化相当于夏朝。有青铜器，也有简单的文字，却仍缺乏“它确是夏朝文化”的证明。因此，我们站在严格的科学立场，不得不暂时仍把商朝作为“有史时代”的开始，而夏朝只得继续被屈列人“先史时代”或“史前时代”。

    今天世界各地的史学界，趋向于改称“史前时代”为“文字以前的时代”改称“史前史”为“文字以前的历史”。

    我写过一篇文章《史后传说中之史前事实》，发表在《华冈学报》。在那篇文章中，我确认夏朝为实有。

    我也写过一本书，《细说史前中国》(先后由仙人掌出版社与晨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正如其他同类的书，哑待修正。史前时代的中国历史，由于中国各地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成绩，又加上夏熏与宋文熏先生等人不断采用最新的鉴定年代的科学方法，真正是做到了日新月异。夏鼎在1985年去世，是考古学界的一大损失。现今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这一门学问大家公认的权威。

    关于商周两朝，我另有一本《中国上古史八论》，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看。

下面，我要开始说秦朝了。

 

二、秦的来源

    秦的第一代国君是非子，住在犬丘(今天陕西兴平县)。他替周孝王养马，牧马场的马增加了很多;周孝王很喜欢他，把他封在秦邑。(秦邑在今天甘肃的天水县。)

    非子所住的犬丘，可能是犬戎人所住过的丘墟，或仍为一部分犬戎人所居住的山丘。

    因此，有若千学者，例如蒙文通，以为非子可能也是一位犬戎人。黄文弼认为非子本人不是犬戎人，而是东方(河淮三角洲)的赢姓之人。

    司马迁说，赢姓的始祖是大禹的治水助手伯益(《史记。秦本纪》写作伯易)，伯益被舜赐姓为赢。

    以我所知姓不是君王所能给臣下的。姓是母系传统社会的氏族图腾，由母亲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她的女儿的。有了封地的男子，或自占一个山头、一片土地的男子，可以有一个氏。在原则上，有来头的女人，有姓;有地位的男人，有氏。普通的男男女女，只有名，无氏，也无姓。

    后来，父系传统成为常轨，男人除了自称为某氏以外，兼以自己某一代远祖之妻之姓(某一代老祖奶奶之姓)为自己之姓。于是，他兼有氏与姓。

    到了战国，姓氏渐渐混而为一，都叫做姓，由父亲传给儿子。有些姓，本来是氏。司迁，替名人写列传，喜欢写下:“某人，姓某氏。”这三个字不甚高明，却也透露了至迟在西汉之时，中国人已经把姓氏混为一谈。司马迁在写齐太公吕尚之时，说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日吕尚”。其实姜不是氏，是姓;吕也不是“封姓”，而是’‘封氏”，因所封之地的地名而得的氏。司马迁这句话，如果能改成“本姓姜姓，从其封氏，故日吕尚”，那就更合于吕尚

之时及其以前的风俗了。

    我们与其说伯益是赢姓的始祖，倒不如说，伯益的祖母女修(名字叫做修的女人)是赢姓的始祖。传说女修捡到了一个鸟卵，吃了下去，便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大业，大业之子，叫做大费，大费便是伯益。

    作为大业的生父之鸟，似乎便是赢。赢字去掉其中的字根〔女)，很像一只有冠、有嘴、有两翼的鸟。这个鸟，大概是燕子。燕与赢，音也相近。

    也许女修不轰纤白益的祖母，而是更古的人。传说，三皇时代有少昊氏，少昊氏的姓也是赢。春秋时有一个郑国，郑国的国君自称为少昊挚的苗裔。他告诉鲁国的人:“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主管春分秋分的官)。”其后，少昊氏部落，以及这个郑国，便“以鸟记官”。某某官，不称为某某官，而称为某某鸟(玄鸟是燕子。商朝国君的祖先契，便是他的母亲简狄吞了玄鸟的蛋而生出来的)。

    在春秋时代，赢姓之国不仅有郊，也有淮河流域的江国、六国等等(江国在今天的河南正阳;六国在安徽六安)。它们都在中国的东半边。

    赢姓之国在中国西半边的只有赵，与从赵分出来的秦。黄文弼说，非子的祖先原为东方人，而不是西方的犬戎，没有错。赵与秦是一家，都姓赢。而一为赵氏，一为秦氏。非子原为赵氏的一分子，受封于秦以后才改以秦为氏。

    非子的一个本家叔祖叫做造父，当周穆王的马车夫，有功，封在赵邑，于是造父自己的子孙与若干族人的子孙，包括非子也都有了氏，以赵为氏。

    我生平最恨画世系表，这个非子先世的世系表，却不得不画。

    女修一O一伯益一O一O一O一O一中衍一O一O一O一

蜚廉一恶来一非子一季胜一O一O一造父

    这一张世系表中的圈圈，有一个是在女修与伯益之间，有四个是在伯益与中衍之间，有三个是在中衍与蜚廉(飞廉)之间，有四个是在恶来与非子之间，两个是在季胜与造父之间。这些圈圈所代表的名字在司马迁的《史记》卷五《秦本记》之中都有(我为了减轻读者诸君的脑力负担，把这些名字都省略了)。

    这一张世系表，在细节上不太可靠。司马迁说伯益是大禹的辅佐，又说蜚廉与恶来都是商王封(受)的臣子。然而<古本竹书纪年》说夏朝自禹至架有十七世。自汤至封有三十一世，共为四十八世，而这张世系表，自伯益至封时的蜚廉才有十世(司马迁之所谓玄孙，可能不是指第四代的孙，而是泛称苗裔)。

    至于说蜚廉与恶来均是封的臣于，大概没有错。说造父替周穆王驾车，非子替周孝王养马，也没有错。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非子从山西赵城搬到了陕西兴平的犬丘去养马?他们赵家对马有兴趣，懂得驾马、养马，是无足怪的。为什么搬到犬丘?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犬丘可能是犬戎之丘墟，也可能是犬戎之山丘。

    司马迁说，伯益除了蜚廉一系的苗裔以外，另有小儿子若木所传下来的苗裔，叫做费氏〔蜚廉是伯益的大儿子大廉所传下来的苗裔，叫做“鸟俗氏”)。

    费氏的后裔，“或在中原，或在夷狄”。这夷狄二字，泛指“非中原人”，“非中原诸国的人”。

    不仅二房费氏的后裔是“或在中原，或在夷狄”;大房鸟俗氏的后裔，也至迟在商朝末年，由中国东边迁去了西边，“在西戎，保西垂。”定居在西边，与戎人住在一起，替商朝保卫西方的边疆。

    当时崛起于西方的周，可能正是赢姓鸟俗氏的勇士们所作战的对象。而西戎与犬戎是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邻居战友，甚至分不出彼此的同类，虽则底姓在若干世代原为东方之人。住在西边久了，和戎人们早就通婚而互相同化了。所以战国时候有中原人(中原诸国的人)骂秦是夷狄、是戎狄，不太冤枉。

    戎人也是人，不比中原诸国之人的身份差多少。所谓中原诸国之人，也何尝不都渗有蛮夷戎狄的血统。

    末年的商朝王室，被周人称为“戎殷”(周武王是殖了戎殷的。东边的人，在当时也可以被称为戎)。

    商朝留下的甲骨文，有“令犬戎寇周”这么一句。很有意思。

    周朝人自已又如何呢?周的王室是姬姓的苗裔。到了春秋时代，晋国的献公娶了两个山西狄人狐氏之两位小姐，大小姐称为大狐姬，二小姐称为小狐姬。这一家狐氏的姓，原来也是姬。在陕西，也有姬姓之戎。

    与姬姓之戎搞在一起的，而且和犬戎颇有瓜葛的，有所谓姜姓之戎。申国的伯，也是姜姓。那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吕尚，也是姜姓。在(封神榜》这部小说中，他被称为姜太公。

    我的看法是:中华民族是多元的，不是全为中原诸国的原住民，不是全为创造洛渭汾文化诸人的苗裔，更不是黄帝一人的苗裔，也不是黄帝与赤帝圭尤两个人时苗裔，而是各地区的原住民、先住民、后住民的许多祖先的许多苗裔。换句话说，是由蛮夷戎狄与所谓中原诸国之人的祖先混合而成。

    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血统如何，而在于文化如何，文化包括可以互相学会的语言、文字，可以互相模仿的风俗习惯，可以互相勉励而共认为人际规律的道德。中国人的主要道德是孝、涕、忠、信、礼、义、廉、耻。儒家给中国人所下的定义，是:“夷狄进于中原，则中国之。”

    非子可能由于祖先与戎杂居，与戎通婚，而带有或浓或淡的戎人之血。他的子孙，秦的列代国君，甚至保存了若干戎人习俗。然而他与他的子孙，应该被我们承认为中国人。

    他的子孙所统治的秦国人民，开始时是以戎人为主体。其后，沿着渭水而下，掌握了西周君王所统治过的渭水流域，秦国的人民便以周人为主了。周的国君是姬，发祥于渭水上游;周的人民却大多数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创造者的苗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