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 之三十四

 

                           第60节  对关于善的理论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少谈到关于好的概念。这个概念前此曾经简略地提及，当时我指出，一个人的善决定于在相当有利的条件下对他来说是最合理的生活计划（第15节）。从那以后，我一直假定，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公民对自己的善的观念是与公认的正当原则相一致的，并为各种基本善保留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但是，关于好的概念只是按照一种相当不全面的意义来使用的。事实上，我打算把这两个关于善的理论区分开来。这样做的理由是，在正义即公平理论中，正当概念优先于善的概念。和目的论不同，某个事物只有在符合与现有的正当原则相一致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才是好的。但要确立这些原则，就必须依靠某种关于好的概念，因为我们需要对各方在原始状态中的动机提出假定。由于这些假定决不可以损害正当概念的优先地位，所以在赞成正义原则时所使用的关于善的理论就只限于几个一目了然的最重要方面。对善的这种说明，我称之为不全面理论，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关于必要的基本善的前提能够得出正义原则来，一旦这种理论提了出来，而基本善也得到了说明，我们就可以用正义原则来进一步提出我将称之为关于善的全面理论的理论。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关于善的理论已在哪些地方起了作用。首先，它被用来规定哪些人是受惠最少的社会成员。差别原则认为，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诚然，这个理论毋需对福利规定一种基本度量。我们不必知道最不幸的人的地位不利到什么程度，因为一旦这批人被挑了出来，我们就可以（按照一种适当的观点）认为，他们的选择顺序决定了基本结构的特有安排（第15节）。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能够把这批人识别出来。此外，福利指数和有代表性的人们的期望是通过基本善来说明的。不管有理性的个人，其他还需要些什么，他们都希望得到某些东西，以之作为实现他们生活计划的必备条件。在其他条件相等时，他们宁愿选择一种比较广泛的自由权和机会，而不愿选择比较有限的自由权和机会，宁愿选择较大的财富和收入份额，而不愿选择较小的财富和收入份额。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这一点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但我也说过，自尊和对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意识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善。这种意见曾经被用来论证赞成正义的两个原则（第29节）。因此。单单参照自由权和财富这些东西来给期望所作的初步规定是临时的规定；还必须把其他种类的基本善也包括进去，而这些东西引起了更深一层的问题。这显然需要对善加以说明；而这种说明大概就是不全面理论。

　　还有，某种关于好的观点被用来为正义即公平理论辩护，以对付各种反对意见。例如，也许有人会说，原始状态中的人对自己的情况所知甚少，因而不可能就正义原则达成合理的协议。由于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计划被他们所赞同的原则彻底破坏了。因此，他们怎样才能作出合理的决定呢？人们也许会回答说，一个人的选择的合理性不取决于他知道多少，而仅仅取决于他根据自己所具有的知识（不管这种知识多么不完全）所作的推论合理到什么程度。倘若我们正视自己的情况并尽力而为，我们的决定就是完全合理的。因此，各方实际上能够作出合理的决定，而某些可供选择的正义观无疑要比另一些正义观好。尽管如此，各方被假定会接受的关于善的不全面理论仍然表明，他们应该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和自尊。而为了促进自己的目标（不管是什么目标），他们通常需要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其他基本善。因此，在达成原始协议时，各方必须先假定他们关于善的观念已有了某种构架，而这一点已足以使他们能够在合理的基础上去选定原则。

　　把这些论点总括起来，就是我们需要用我们所说的关于善的不全面理论来说明对基本善的合理选择，并阐述作为在原始状态中选择原则的基础的合理性概念。为了证明产生正义原则的必要前提，这个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为了给有待讨论的其他问题作准备，对善作出更全面的说明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慈善行为和职责以外的行为作出规定要依靠这种理论。规定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同样如此。这是第三种主要的伦理概念，我们必须在契约观的范围内给它找到一个位置。最后，我们将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好人对那个人来说是不是好事，如果一般地说不是好事，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好事。我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或接近于正义的状态中，事实将会证明，做一个好人确实是一种善。这一点与正义的善以及某种道德理论的一致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种能够讲清楚这一点的关于善的说明。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全面理论的特点是，它认为正义原则已得到保障，接着就用这些原则来规定包含好的概念的其他道德概念。一旦有了正当原则，我们就可以求助于这些原则，用它们来说明道德价值概念以及道德优点的善。合理的生活计划决定了什么东西对人来说是好的，也可以说决定了人生的价值。事实上，即使这种计划本身也要受到正义原则的制约。但为了避免循环论证，我们显然必须把不全面理论和全面理论区别开来，并始终记住我们依靠的是哪一种理论。

　　最后，如果我们要对社会价值和正义观的稳定性进行说明，那就必须对善给予一种比较广义的解释。例如，有一个基本的心理原则是：我们有一种倾向，总是去爱那些显然爱我们的人，爱那些显然有意于促进我们的善的那些人。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善就不只是包含了基本善，而且也包含了最后目的。此外，为了说明社会价值，我们需要一种理论，它要能说明一些活动的善，尤其是每个人在确认他们的社会体制时自愿按照普遍的正义观来行动的善。在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按照全面理论来办事。有时候，我们也研究各种过程，因为正义感和道德感情就是在这些过程中获得的；或者，我们还特别注意到正义社会中的集体活动也是好的。没有理由不去利用关于善的全面理论，因为正义观是有效的。

　　然而，如果我们问正义感是否也是一种善，这个重要问题显然是由关于善的不全面理论规定的。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对于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成员的那些人来说，具有和保持某种正义感是否也是一种善（从不全面的意义上说）。毫无疑问，如果说正义感情也是一种善，那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才是一种善。如果按照不全面理论最后证明了具有正义感确实是一种善，那么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就会像一个人所能希望的那样稳定。不但这个社会产生了它自己的有支持作用的道德态度，而且，如果具有这种态度的有理性的人是独立地按照正义的限制来估价自己的地位的，那么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种态度也是合乎需要的。正义与好之间的这种配合，我称之为一致性；我要在着手讨论正义的善时研究一下这种关系（第86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