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序言和后记
文 / 侯欣一
自 序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由于出版的时间较论文答辩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年，有些事情需要重新交待，因而又新写了篇后记附在了本书之后。但这样一来原有的论文后记就显得有些多余了。论文后记原本就属于论文的一部分，同论文本身关系十分密切，加之我对论文的后记较为珍爱，同时考虑到序言本身也应该有各种写法，于是，我便索性把它作为了这本书稿的自序：
三年博士求学生涯终于可以结束了。在别人写后记可能只是一种惯例——一篇论文写完了，一段生活结束了总有几句话要说，而在我则是一种按奈不住的冲动，当写完论文的最后一个字，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开始充盈心间，似有无数的话要说。可一旦真的坐到了电脑桌前，头脑里却又成了一片空白。
写些什么呢？！
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之后，我便暗下决心，此生不再为功名而读书。读书，偶尔思考一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为我的生活所带来的益处是无法用语言和物资的东西来考量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这样一种乐趣去换取一些身外的功名？此后，二十年间，我一直不为各种诱惑坚守着这份决心。但实事求是地讲，每当看到一些熟人、朋友戴上学位帽，穿上学位服的时候，特别是当一些熟人和朋友因为有了更高的学历而人生一路顺畅的时候，自己内心里也不免产生些许羡慕，甚至忌妒。这毕竟是一个讲究学历的时代。人在现实中生活难免要受现实的影响。
于是，读与不读学位，就成了我内心里一份挥之不去的情结。慢慢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憾最终占了上风。于是，在2003年的早春，已明知学位于我不再具有多少现实物质利益的时候，我也终于低着头走进了考场。
人到中年诸事缠身，加之在职读书，其中的艰辛、压力和付出只有自己知道，特别是当读书与工作、与家事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时，心中的烦躁和尴尬无法言说。但心灵的折磨则更大。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面对着无边的黑夜，自己一遍遍地责问自己：到底是为了功名，还是为了追求人生完满？我无言以对。写一篇让自己满意的论文，就成了最后唯一的选择。
现在文章写完了，自己是否满意？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感谢导师柏桦先生，三年前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弥补了心中的遗憾；感谢柏桦先生，宽容地接受了现在这样一个选题，使我能在压力下将最近几年自己较感兴趣的问题，思考清楚，并形成文字。我知道，生性散漫、但又追求完满的我没有外在的压力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一课题的写作的。
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转折的时代，它虽然使我们这一代人承载了太多的生活压力，把正常年份里需要几代人才可能经历的一切叠加在一起抛给了我们，但它毕竟使读书人可以通过读书获得良好的生活，同时也为哪些想成就事业的读书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课题和机遇。
感谢所有的朋友，是你们的支持与理解和帮助，以及你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仅使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更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尽管在这里我没有刻意地提到你的名字，但你我都知道你的名字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我的家人和自己，我们一起携手渡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三年。有了这三年的经历，今生今世无论再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的心态和生活都会更加从容。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自去年五月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我就抓紧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对论文进行修改。尽管在答辩时各位专家对我的论文评价较高，但我知道这种评价更多的是一种勉励。半年多过去了，回头再看才发现修改的部分竟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不仅删掉了一些重复和略显累赘的资料，使阅读起来更加顺畅，彰显了书稿的理论厚度和张力；修正了一些不太严谨的提法与概念，同时还对书稿的结构作了必要的调整。自认为比答辩时的文章更加成熟。
于是才有了出版的想法。文章千古事。到了我这个年龄浮名已无多大意义。
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今天这样一个题目，是出于两种考虑：
一是研究工作的需要。最近几年自己在教学之余，如果说还做了一点研究的话，其主要兴趣和侧重点是在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方面，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产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弄清楚一些困扰我们的现实问题。而其中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当下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司法体制方面的改革，各路学者也都对此表达了浓厚的兴趣，纷纷从各个角度为改革出谋画策。作为一个法史工作者，自己能做的、或者说真正能做好的似乎唯有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搜寻点自认为有用的经验和教训。尽管自己一再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最好远离现实政治，应追求纯粹的学术，也从不设想自己的研究成果会对现实的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和实质的影响，但内心里在选择研究题目时却始终无法割舍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的这种责任感就每每左右了自己的行动。有能力以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对我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幸福。笔者以为听不听、用不用那是别人的事情，自己无权干涉。也不应该干涉。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这是社会进步必然导致的社会分工；何况由于知识的盲区你自认为好的、对的也未见得就真是好的和对的。但关注中国的现实，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则是学者应有的良知。别人可以不看、不听，但你知道了却不能不说；
二是为了纪念一段感情。我尽管是辽宁人，但到目前为止生命中的最好年华却都是在陕西度过的，是陕西养育了我，给了我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还给了我很多的荣誉。因而我一直把陕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陕西的日子里，我曾已自己年轻的脚步走遍了陕南、陕北和关中地区的大多数市县，用一个异乡人的眼光打量、观察这片古老、曾经有过无以伦比的辉煌、但至今还仍然贫穷的土地。作为外乡人很难说我对陕西有多么热爱，而且呆久了还有一种想迅速逃离的情绪。可一旦真的离开了，却又发现自己的生命已永远的打上了陕西的烙印。陕西于我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由于生计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站稳脚跟，离开陕西之后自己不但没有回去过一次，似乎表面上也已很少主动地去关注那里的人和事，可内心里却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仅仅是一种表面，关注陕西、自觉不自觉地打探与那里有关的一切消息，于我早已成了一种下意识。于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或者做点什么纪念这段逝去的日子和这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就成了我心中的期盼。就是为了出于还愿的需要，我毫不犹豫地将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作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一个人一生可以写很多本书，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于我博士论文只能有一篇。
文字的最后一部分理所当然地送给哪些需要感谢的人。感谢德高望重的韦庆远先生，以八十高龄远道而来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并对论文本身所提出的赞扬和修改意见；感谢杨永华先生最初将我带进中国近现代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以及日后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使我的学术起步较少艰难和曲折；感谢贺卫方先生几年前慷慨的资金资助，使本课题的研究进展更加顺利；感谢李传敢先生的眼界和责任感，在今天学术著作出版较为困难的条件下不要一分补助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此书，从而使它能以读者见面；感谢张少瑜和郑定先生的一贯支持，并使本书中的一些先期成果在他们主持的刊物上发表，给了我听取读者批评和进一步改正的机会；感谢高旭晨、李力、马小红等好友多年来的鼓励与支持。书稿出版了，但我知道其中还有很多问题，我愿意耐心地听取读者的一切批评，对于其中有价值的建议留待今后有机会时吸取。
侯欣一著《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