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法治论衡》第5、6辑卷首语

高鸿钧:《清华法治论衡》第5、6辑卷首语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本为曹雪芹惋惜探春之语，却让人联想到鲁迅。此乃巧应迅翁之见：一部红楼，见仁见智，各得命意！

    迅翁当乱世，鸷夷横行，国土沦陷，专制肆虐，枭雄逐鹿，“黄神啸吟，白眚舞蹈” ，“民声寂寥，群志幽閟”。然“天下兴亡，庶人有责”，先生少时便“志沉于萧索，虎啸于伏藏”，“留独弦于槁梧，仰孤星于秋昊”。自负笈东渡，先生始学矿业，冀实业以救国；继则习医，期拯病夫于羸弱；后有感体壮仍不免屈受外辱，遂弃医而从文，挥笔“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识玄冬于瓶水，悟新秋于坠梧”，“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清末民初，“礼乐偕辫发以同隳”，“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豺狼当道，鹰犬塞途，大王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府几成现世阎罗，军阀多为吸血魔鬼，草菅人命，杀害清流，嗜血成性，屠戮青年……然“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凡倒行逆施皆假借“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面对黑暗世道，“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先生拍案而起，挺

身而出，正视流淌之碧血，揭露暴政之罪孽，戳穿愚民之谎言，抨击荒诞之时弊。先生啸傲笔海，横眉冷对千夫指；挥毫急书，怒向刀丛觅小诗。

    “五四”以后，“情性与缠足而俱放”，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花样不断翻新，虽成多元之势、多样之局，然良莠混杂，泥沙俱下，粉饰黑暗之官样文学，拥慧清道，伛偻奉迎；提倡幽默之闲适文字，自我陶醉，逍遥超脱；鸳鸯蝴蝶之作品，不谈风云，专恋风月；三角四角之小说，收罗猥谈，写成下作。先生以为，凡此种种，乃“黑暗”之“装饰”，如同“人肉酱缸上”之“金盖”，“鬼脸上”之“雪花膏”也。其时文坛乌烟瘴气，附势奴才、拜金崽子、洋场恶少、革命小贩、“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奇不有；毒蛇化鳖、乡妇产蛇、冤鬼索命、“一品当朝羹”、“滑溜翡翠汤”、“乌鸦炸酱面”，作品五花八门；各家笔墨相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如妇姑勃豀、叔嫂斗法，而右翼之黑枪、左翼之暗箭，更为难躲难防，文场如战场，杀气腾腾。面对如此混沌、阴沉而离奇变幻之局，先生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特立独行，纵横捭阖，逆浊流，挺傲骨，斥骑墙，斗邪恶，照秽水，看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以“匕首”与“投枪”，刺向一塌糊涂之时政；以冷嘲与热讽，使种种丑类现形：红头阿三、卷毛巡捕、洋人走狗、土产汉奸、投富赘郎、作态西崽……；先生以体贴与同情，为弱者鸣不平，为卑者争权利，为冤者伸正义，相形之下，此等“深夜街头”“地摊”上之“几个小丁，几个瓦碟”，其生命之强，锋芒之锐，感召之深，影响之广，远胜于崇论宏议、鸿篇巨制以及峨冠博带之大文！

    政如飘风，民如野鹿；专制既久，奴性渐成。对于愚蒙之民众，悲惨之同胞，先生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始则彷徨，继而呐喊，于“无声的中国”发出觉醒之强音。先生始终心存种种疑问：为何“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为何“中国太难改变”，以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为何国人“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为何“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为何“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为何有些国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他为肥胖”？为何“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为何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仍甘于“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

     先生之种种疑问，实则潜含 “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先生以为，此种国民性之养成，或因压人之专制，或因吃人之礼教，致使国人“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子弟，驯良的百姓”。作为一种药方，先生力倡民主，反对专制；疾呼自由，反对束缚；狠揭伤疤，反对护短，以期改造旧奴性，熔铸新民魂。先生确信，“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先生一生运交华盖，风雨如磐，“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然先生身临逆境，从不悲观，绝不放弃，矢志目标，坚韧不拔。“且介亭”内，“心事浩茫连广宇”；“三闲集”中，“于无声处听惊雷”。先生以为，古老中国已渐觉醒，“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署色东作，深夜逝矣”。于是，一切勇者之反思与追问，所有志士之探索与追求，乃“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先生一生挚爱耸听之“危言”而深恶动听之“美言”，因为“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迅翁早已乘鹤仙归，故国业沧海桑田，然“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先生之文颇多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故常读常新；先生之语如绍兴老酒，韵味绵长；若空谷足音，惊世骇俗；犹冬日惊雷，振聋发聩。先生虽以文学为业，然口头笔端始终呼唤民主，吁求自由，崇尚法治，捍卫人权。编者秉承先生之精神，特约法界同仁，得专题文章十六篇，组成五、六两辑专号，诘问“法治与法学何处去？”反思当代中国之法治，省察时下中国之法学，重在把脉病症，指出症结，期与读者诸君一道思考，寻求药方。至于这些“诊断”是否确切，“下药”是否对症，则另当别论。

        呜呼！

     “大江日夜向东流”，“文章得失不由天”。

     “英雄多故谋夫病”，“我以我血荐轩辕”。

高鸿钧

甲申年八月于清华园

来源：水木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