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律形式“申明”考析

［关键词］宋代；申明；诏敕；法律形式

［摘要］“申明”是宋代一种新兴的法律形式。从时间上看，“申明”作为法律形式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就类型而言，主要有申明刑统、随敕申明（又称申明敕）和申明指挥三种。宋代的“申明”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解释，而是根据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内容。申明刑统就是一种法律解释；随敕申明有两种情况，既可能是一种法律解释，也可能就是普通的诏敕；申明指挥为一个概称，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随敕申明，其余部分则为有关上级官署指令的申明。

宋代是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北宋苏洵云：“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南宋叶适亦谓：“天下以法为治久矣。”从时人之真切感受，足见宋代法制的完备和帝王对法律的重视。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宋代的法律形式日渐走向多样化，其中“申明”便是宋代新兴的法律形式之一。所谓法律形式，是指法的具体的外部表现形态，它随时代和国情的演化而发展，其种类是多样的。学界对宋代法律形式早已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律（《宋刑统》）、（编）敕、（编）例、条法事类等方面，而“申明”似少有人专述之。“申明”作为宋代一种新兴的法律形式，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两宋法制趋于成熟的现实。为此，本文试对宋代“申明”做一探析，以求教于同仁方家。

一 宋代“申明”法义之演变

在古代文献中，“申明”作为动词，有“陈述、阐明”之意。《宋史·兵志》中说，“淳化二年，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又《宋史·食货志》中言，绍兴“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复申明钞法”。这两条材料中的“申明”均取此意。在法律语境中，宋人常将“申明”用做动词，其后接一宾语。以《宋大诏令集》（残本）为例，其中收有北宋九朝诏文3800余篇，实为北宋皇帝诏令之汇编。今查此书，“申明”一词共出现过35次，皆为“陈述、阐明”的意思，其后所接宾语关涉法律的，有诏（7次）、章（3次）、制、令、训、罚、禁（制以下各2次），敕、式、宪、赏、条贯指挥（敕以下各1次）等。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的“申明”也多有此种用法，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太宗“诏罢公据，申明书历之制”。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五月，权礼部尚书蹇序辰奏：“按元丰四年三月诏，自今在京官司合举辟去处，不得举辟执政官有服亲。欲望申明前诏，以昭至公之道。”“申明”与法律在表达上之密切关联，说明宋代官方话语下的“申明”当为一法律用语。至于“申明”一词究竟何时名词化，演变为宋代的一种法律形式，今检索史籍似无确切记载。但是，在《宋史》、《玉海》、《长编》及《宋会要辑稿》等史料中却存有宋政府整理编纂“申明”的记录，其中最早将“申明”作为法律形式加以记载是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

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提举编敕宰臣王安石上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共二十六卷”，神宗“诏编敕所镂版，自七年正月一日颁行”。对此事《长编》也有类似记载，只不过说王安石所上之书“共二十七卷”。《宋史·艺文志》将王安石此次所上之书记为“王安石《熙宁详定编敕》等二十五卷”，同时还载有“许将《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二卷、《申明》一卷”。到了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详定重修编敕所删定官、刑部侍郎崔台符等官员又修有“元丰编敕令格式、赦书德音、申明共八十一卷”。《宋史·艺文志》的记载相同��瑏瑠。对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这两次敕、令、申明编修的具体情况，南宋李焘总结说：“熙宁敕、令视嘉祐条则有减，元丰敕、令视熙宁条则有增，而格、式不与焉。二敕有申明各一卷。”��瑏瑡由此可推知，“申明”由一法律用语（动词）转化为法律形式（名词）最早当在神宗熙宁年间。同时，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申明”是与“敕”相联系的，正如李焘所说“二敕有申明各一卷”，此种“申明”可称为“申明敕”或“随敕申明”。另外，还有“申明刑统”、“申明指挥”等提法，以下分类论析之。

二 申明刑统

据王应麟《玉海》记载，在太祖开宝和哲宗元符年间，宋廷曾对《宋刑统》做过“申明订正，凡九十有二条目，曰《申明刑统》”。因史料的散佚，《开宝申明刑统》已难究其详，但是《元符申明刑统》在史籍中却有所记载。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宰相章惇等上奏：“请将申明刑统、律令，事已收载冲改者，更不用外敕令。事未经去取冲改者，合依旧施行。乃请自二月后至颁降前，续降相照添入。或尚有未尽，及令删修事件，类聚以闻。”瑏��瑣哲宗批准了这一奏请，由此形成了《元符申明刑统》。高宗绍兴年间又制定了《绍兴申明刑统》，《直斋书录解题·法令类》说：“《绍兴刑统申明》一卷，开宝以来累朝订正与《刑统》并行者。”瑏��瑤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因臣僚奏言，宋廷对《绍兴申明刑统》做了修订，即“附淳熙随敕申明之后”��瑏瑥，“重班《绍兴申明刑统》”瑏瑦��。明代杨士奇等所编《文渊阁书目》载：“宋申明刑统一部一册阙。”��瑏瑧可见，宋代编修的“申明刑统”多已佚失，史料检索确亦如此。

在《宋会要辑稿》中，录存了徽宗朝一次修订《元符申明刑统》的情形，这使我们得以管窥申明刑统之内容。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承奉郎王实在一则奏文中说：“旧法《申明刑统》：养同宗子，昭穆相当，男在日父母不曾遣还，本生男既死，母遣孙出外，法无许遣孙之文，自是不合遣出。《元符申明》讲《刑统》，养子尚许遣还，即所生之孙自可包括。设如养子生孙皆在，若父母欲遣还，而依《申明》即遣子留孙，甚非法意。”后经刑部和大理寺详定：“有子即有孙，其子既已遣，即无留孙之理；其子若死，即难以遣孙，今欲依旧法申明行下。”同年六月，刑部言：“旧法《申明刑统》：僧道在父母丧内犯奸，于凡奸本罪上累加四等。大理寺再看详只合加二等。《元符申明》称：僧道虽从释老之教，其于父母与凡人不殊，今合更加居丧罪。缘监主内犯奸加一等，若在父母丧中合更加二等，即僧道合累加四等。”大理寺参详后立法：“今来王实申请《元符申明》乖误，合行删去，委得允当。所有监守、居丧犯奸，自合依律，居丧又加一等，通加二等。”这里所引“旧法《申明刑统》”当为《开宝申明刑统》的内容，而《元符申明》则系《元符申明刑统》。今查《宋刑统》有关律文如下：

《户婚律·养子门》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

《杂律·诸色犯奸门》规定：“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丧，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妇女，以凡奸论。”将上述“申明刑统”与《宋刑统》的内容加以比较，不难看出，“申明刑统”对《宋刑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具有补充、变通律的功能。

再来看南宋法医学名著《洗冤集录》中的一条引文：“元符敕《申明刑统》：以靴鞋踢人伤，从官司验定，坚硬即从他物，若不坚硬，即难作他物例。或额、肘、膝拶，头撞致死，并作他物痕伤。诸他物是铁鞭、尺、斧头、刀背、木杆棒、马鞭、木柴、砖、石、瓦、粗布鞋、衲底鞋、皮鞋、草鞋之类。”这里引述的显然是《元符申明刑统》的内容，而《宋刑

统》中相关的两条律文如下：

诸斗殴人者，笞四十。谓以手足击人者。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伤及拔发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各加二等。

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殴、伤不相须。余条殴伤及杀伤，各准此。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

可见，“他物”到底该如何界定事关人犯的量刑及保辜期限的长短，故《元符申明刑统》做了补充说明，这就使得律文的可操作性更强。综上所述，申明刑统当是官方对《宋刑统》所做的补充解释，本质上为一种从属于律的法律形式。

三 随敕申明

随敕申明亦称做“申明敕”，如前所述，是由王安石熙宁编敕时首创，今存《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中录有288条随敕申明。南宋法书《庆元条法事类》由“宰相天台谢深甫子肃等嘉泰二年表上”，该书以事目为经，分门别类，每类之下又以敕、令、格、式、随敕申明及旁照法为序进行编纂，无哪一项则缺之。例如，《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蕃蛮出入》中便只有敕、令、格及随敕申明，而无式和旁照法。其实，除了《庆元条法事类》之外，宋政府曾多次组织编纂随敕申明，今查相关史料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提举编敕宰臣王安石上《熙宁详定编敕》等（包括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25卷（又说26卷，或27卷）。

2．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翰林学士、权判尚书兵部许将上《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2卷、《申明》1卷。

3．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详定重修编敕所删定官、刑部侍郎崔台符等撰《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赦书德音》、《申明》81卷。

4．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刑部尚书苏颂等上《敕》12卷、《令》25卷、《式》6卷、《申明》《例》各1卷、《赦书德音》1卷并《目录》10卷，总56卷。

5．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四月，知枢密院事郑居中等上《国子大学辟雍并小学敕令格式申明一时指挥目录看详》168册。

6．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参知政事张守等上《绍兴新敕》12卷、《令》50卷、《格》30卷、《式》30卷、《目录》16卷、《申明刑统》及《随敕申明》3卷、政和二年以后《赦书德音》15卷及《看详》604卷，诏自二年正月一日颁行，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名。

7．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十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上《绍兴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申明》56卷。

8．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二月，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上《六曹寺监通用敕令格式》47卷、《申明》6卷、《看详》410卷。

9．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十月，撰成《小学令格》并《目录》2卷、《申明》7卷、《指挥》1卷。

10．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十一月，详定一司敕令所上《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及《目录》81卷（又说86卷）。

11．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提举详定一司敕令万俟禼上《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申明》24卷（又说45卷）。

12．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二月，参知政事龚茂良等撰《重修吏部格式敕令申明》300卷（又说1105册）。

13．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八月，户部尚书蔡洸修《淳熙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248卷。

14．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九月，右丞相京镗等上《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256卷。

15．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有《开禧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323卷。

如今，上列15次随敕申明的编纂只剩下条目，其内容已难以考释。好在《庆元条法事类》残存16门共保留了288条随敕申明，这为我们研究宋代随敕申明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今翻检这些随敕申明，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原有敕文做进一步补充、解释、说明的诏敕；另一类是难以著为永法但又具有参考价值的敕文，以编录随敕申明的形式留存备考。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三·差出》中列有两条有关“职制”的随敕申明：

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诸路监司属官，不许差出，其间有紧切事务，权许差出。淳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敕：今后通判，不得以季点为名辄行下县，或因诸司差出，须管量带人从，严加禁戢，无得因缘骚扰。仍令监司常切察觉按劾。

这两条随敕申明均涉及官员“差出”（上级临时差派公务）问题，而淳熙敕又对绍兴敕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在《庆元条法事类·刑狱门三·检断》的一条随敕申明中，宋政府专门的编敕机构———敕令所说得更清楚：“本所照得上件指挥，昨系淳熙七年六月十三日指挥，看详止系解释法意。窃虑州军检断疑误，今随门编入随敕申明照用。”敕令所的说明显示了随敕申明具有解释成法的功能。

对于第二种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入贡》中的一条随敕申明载：

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本所看详上件指挥，系臣僚一时起请，称已取责舶户等状，今后不得擅载，预候朝廷指挥。窃缘外裔慕化，愿贡方物，祖宗以来别无止绝之文，难以著为永法。即今若有擅载，不依所责约束，自令遵依上条施行。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的这条敕文禁止海船擅自运载来宋入贡的外国人，敕令所在审核该敕后认为，“外裔慕化，愿贡方物，祖宗以来别无止绝之文，难以著为永法”，但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入随敕申明备考。又如《庆元条法事类·库务门二·勘给》录有一条随敕申明说：“建炎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都省札子：商守拙札子，乞权宜措置，官员愿将料钱米麦于所寄住州军请领，不以路分钱数为限，随其所愿分割之数。奉圣旨‘依’。本所看详，分割料钱，缘已有成法，今来权行申请，难以立为永法，合存留依旧遵用施行。”这也是把难以立为永法的敕文编录为随敕申明。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二月，左仆射蔡京言：“奉诏令，讲义司修立以六尚局条约闻奏，谨以元陈请画一事件并稽考参酌修立成《殿中省提举所六尚局供奉库敕令格式》并《看详》共六十卷，内不可著为永法者存为《申明》。”蔡京的说法再次印证了不能修为永法的诏敕编入随敕申明的情形。

四 申明指挥

相较于前两种类型而言，宋代史料中关于申明指挥的记载并不多见，但还是可以找寻到一些。例如，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神宗手诏：“近累降指挥，陕西、河东诸路止绝汉蕃民毋得与西人交市。闻去冬今春出兵之际，稍能断绝，自后无复禁止。近方令回使议立和市，苟私贩不绝，必无成就之理；及未通和间，使敌有以窥测我意。可申明指挥下逐路经略司。”又有，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十一月，尚书度支员外郎张动“参照政和四年六月二十日以前所降《直达纲条敕》及《申明指挥》修立成书并《看详》”共131册。至于什么是申明指挥，首先必须明确指挥的含义。传统观点以为，指挥是尚书省等官署对下级官署的指令。有学者在爬梳宋代文献后认为，指挥有多种含义，有时指军事建制单位，有时指上级对下级发布的指令，有时指皇帝发布的诏敕。对此，我们来看《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六·去官解役》中的一条随敕申明：

绍兴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尚书省札子：遇非次赦或再遇大礼赦，既不以赦降原减罪许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官之罪亦合原免。本所看详上件指挥，在法：不以赦降原减者，遇非次赦或再遇大礼赦许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官之罪亦合原免。窃虑州军未尽通晓，引用差误，今编入随敕申明照用。

这里的尚书省札子其实也是经高宗批准的一件诏敕，而敕令所在做说明时直接将其称为“指挥”。上述《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入贡》里的随敕申明也是这种情况，即敕令所称皇帝颁行的诏敕为“指挥”。在《庆元条法事类》所保存的随敕申明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其基本结构为：先载录一条敕文，随后紧跟敕令所的说明“本所看详上件指挥”等。此外，随敕申明行文中也有直接称皇帝先前的诏敕为指挥的情况，如《庆元条法事类·赋役门二·科敷》中的一条随敕申明说：“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特奏名出身，若未入正官，如偶授破格差遣，即合遵依绍兴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已降指挥施行。如已落权合注正官人，方始理为官户。”此处所言“已降指挥”正是列于该条敕文前经高宗同意的一条尚书省批状，其内容为：“文学出身遇赦授右迪功郎，注权入官，初任偶授破格差遣者，谓如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之类，即不系正任，合入差遣，其身后子孙不合理为官户。”当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指挥有时确为上级官署对下级发布的指令，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诏：“行在诸色人有犯罪并赴行宫都部署马知节，诸军即送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量罪区断，情理重者以军法从事，不须奏闻；所在州县犯罪人送军头司，未得引见，令枢密院详度指挥。”此处指挥显系枢密院颁发的指令。

综上所述，指挥当为一种概称，既可能是皇帝的诏敕，也可能为上级官署发布的指令。所以，申明指挥中应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随敕申明，而剩下的部分则为对有关上级官署指令的申明。因史料的缺失，如今已难以见到宋代编修成册的“申明指挥”，故对其内容只能通过对指挥的解析来加以窥测。今检阅相关史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兄弟之讼》中发现了关于申明指挥的记载。“兄弟之讼”是南宋邹氏兄弟分家析产的案件，该案法官胡颖在理断案件后判曰：

至若分产一节，虽曰在法，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许别籍异财，然绍熙三年三月九日户部看详，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标拨而有照据者，合与行使，无出入其说，以起争端。（邹）应祥兄弟一户财产，既是母亲愿为标拨，于此项申明指挥亦无自碍，今复混而为一，固不失其为美，但应龙顽嚣之心，终不可改，今日之美意，未必不复为他日之厉阶，固不若据已标拨，各自管业，以息纷争之为愈也。

胡颖在判词中提到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三月的申明指挥：“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标拨而有照据者，合与行使，无出入其说，以起争端。”意即只要祖父母、父母允许分家析产并有分家文书，便为合法。判词中的“在法”则是指《宋刑统·户婚律·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门》中的规定，即“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别籍、异财不相须，下条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根据律文，祖父母或父母在世时，子孙别籍和异财均为法律所不容，显然这件申明指挥已冲改了律条。《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宋代诉讼判词和政府公文的分类汇编，所收判词皆为实判，其引用的法律应为当时的成法。可见，南宋申明指挥就其内容而言，可能直接对律文进行了修正。

五 结论

传统观点认为，宋代“申明”是朝廷对某项法令做出的专门解释，与该项法令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宋代“申明”的情况颇为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法律解释。“申明”在宋代官方话语下本为一法律用语，直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演变为一种新兴的法律形式。根据史料的记载，宋代“申明”主要包括申明刑统、随敕申明（申明敕）、申明指挥三种类型。申明刑统为一种从属于律的法律形式，可以认为就是法律解释，它具有说明、补充律的功能。随敕申明的情况比较复杂，从南宋法书《庆元条法事类》的记载来看，它既可能是对前敕做出解释说明的后敕，也可能是难以修为永法但具有参考价值的诏敕。所以，随敕申明要么为一种法律解释，要么就是一件普通诏敕。申明指挥当为一个概称，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随敕申明，剩余部分则为对有关上级官署指令的申明。至于有关上级官署指令的申明到底是不是法律解释，因史料缺失，今已不得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