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一篇 官僚主义起源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官僚主义为什么像幽灵那样，历万劫而不灭，随社会而长生呢？要穷究底蕴，就得从人的本质谈起，从人的起源谈起。

　　人的生物性就在于社会性：由劳动说向社会说复归。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深刻的天才论断，至今还没有向我们展示它的全部意义。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只限于把它应用在人的已经形成为人的阶段，而没有把它向前推溯到说明前人的阶段，即人的正在形成的阶段和人的起源的阶段。劳动创造人类说的迷雾，一直笼罩着前人的阶段，致使上述论断无从达到自己逻辑的终点而展示出最亮的天才之光。

　　如果承认马克思命题的正确，就不能不同时承认“人始终是社会产物”的命题，即“从猿人到人，再到人类绝灭的全过程，人都是社会的产物”的命题也同样正确。因为，这两个命题是同义反复。

　　让我们考察前人阶段或人的起源阶段。

　　人之所以形成为人，人之所以由猿进化而来，就是因为这种猿异于其他猿和动物，是最富于社会性的动物。它优于其他动物的生物性状特征就在于这些性状最适合于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不过，更确切地说，应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以区别于如大猩猩、狒狒、狼、蚂蚁、蜜蜂等低度社会化的动物。因此，完全有理由给进化为人的那一支类人猿起一个新名称：社会猿。社会猿的全部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内容，从物质生产到种族繁衍，从军事战斗到娱乐游戏，从食物分配到储藏消费，从对待幼弱未成年的到对待病老伤残的，从集合议事到宗教仪式，从日常交际到远程联系，从解决内部纠纷到处理外部矛盾等等的进化，是使它一步步演变为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劳动或制造工具的劳动创造了人。如果要说劳动创造人，那么，也只能说是作为社会生产组织因素之一的劳动在从猿变人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猿变人的全部原因。否则，我们将陷于循环论证之中，摆脱不了类似鸡和蛋的老圈套。要摆脱劳动创造人，而会劳动的（会制造工具的）已经是人这种局部的循环论，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它推向全面的彻底的“循环论”，即辩证的“循环论”或螺旋式上升循环论。也就是承认，创造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某一局部技能，而是人类的全部技能和潜力，也就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人类的社会关系总和创造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类。不过，前一个人类是包含着人的因素的猿类，或社会猿；后一个人类是包含着猿的因素的人类，或社会人。因此，更精确地说，就是社会猿社会创造社会人社会。其变化创造的契机是社会，而不是社会中的某一孤立的要素，如劳动，或其他任何局部要素。

　　从社会猿到社会人有一个过程，但却是从全部到全部，从低级的全部到较高级的全部，而绝不是从局部到全部的过程，例如，不是从劳动猿这个局部到社会人这个全部，而是社会猿社会这个全部到社会人社会这个全部。社会人的一切基本因素，都以胚芽的可能性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猿之中，但不仅仅是通过生物性遗传的途径而发生变异和进化，而且更是通过社会性“遗传”的途径而发生变异和进化。所以，从社会猿社会进化到社会人社会，是一个包括生物性状的自然进化工程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而不仅仅只是孤立的“劳动工程”，更不仅仅是孤立的“体力劳动工程”.丹尼尔。笛福的天才小说给了我们启示：一个从未有过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是绝对无法在荒岛独立生存的。孤独的鲁滨逊在荒岛上赖以生存的武器、工具、日用品和他的生产和生活的知识与技能，都是社会给他的。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在荒岛传播和发展下去，鲁滨逊必须重新投入人类社会。没有社会组织，而只有单独分散活动的猿，就既不能学会制造工具，且无学习制造工具的必要。因为，单独活动的独立猿，如果有的话，它必然到处迁徙，随遇而安，不可能经常携带它所制造的工具，它尽可以随手捡拾现成的石块、树棍作为工具，同海獭可以随手捡拾石块击碎贝壳一样方便。它也不会变成人，且无变成人这种高度社会化动物之必要。因为，它尽可以向着适应于个体独立活动的生存方向发展而特化，不必经常直立起来成为适应社会化分工协作的人。

　　一个单独活动的动物个体或虽有群居而无组织的动物，无论如何不可能也不需要发明与制造种类繁多的工具与武器。他即使懂得工具是手的延长，却绝不会理解工具的最大效益在于社会合力的延长与丰富。所以，它即使偶然发明与使用了一二件工具，这种偶然性工具也会随这个个体的迁徙、死亡而消失，绝不会流传下去和发展丰富起来。工具进化的积累性过程只有在社会中才有必要与可能。制造工具的劳动，首先是一种社会化劳动。个体性劳动应该放在社会化劳动的背景上理解，才不致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

　　劳动，人的劳动，也像人之成为人的其他一切要素一样，都是社会组织的分工协作功能所赐予的，都是生物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这种特异功能所赐。没有这种“社会性”特异功能，动物不可能也不必要具有人的劳动技能，有了这种特异功能，不仅没有劳动技能的幼体或个体可以学会这种技能，而且有劳动技能的还可以把这种技能发展到无止境的高度。

　　劳动不是创造人类的唯一的突出的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作为猿变人的突出的、也是全部原因的，只能是社会猿的社会组织性能，其中当然也包括社会化的劳动技能。因此，从猿到人的进化机制，古人类的进化机制，可以作一个新的描述：社会猿由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选择作用，使其广义的获得性状（即生物性状与社会性状的有机综合性状）通过每个个体体内的遗传基因与体外的“社会遗传基因”（即各种各样最广义的信息载体，如社会的政治、经济、家庭、军事、宗教、游戏、社交等有序的和无序的活动，以及这许多活动所必要使用的手段、工具、制度、规则、仪式乃至语言、姿势、符号、表情等等）的传递而变异，从而实现既有协同性与稳定性，又充满竞争性与突变性的进化过程。

　　这两类基因之间，并不存在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很可能是经常巧妙地发挥着合力的作用，甚至相互神奇地渗透。例如，在实行乱婚制的原始种群中，社会组织力最强大，因而最能掠夺群外异性作配偶的社会猿群，就能最先进入族外婚阶段，从而其人口的再生产更先进，其群体更强大，导致其生产与生活、战斗与繁殖的条件更优越。无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摩尔根的遗传基因论，用于人类的形成与进化时，都嫌过于简单化了，过于生物学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假说，也有这种缺陷。

　　如何确定“社会遗传基因”，如何分析它们运作的机制及其与生物遗传基因的相互关系，这将会给古人类学和人类学带来新的天地。当然，“社会遗传基因”这个术语，只是一种比喻，它不可能搬用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而必须创造自己的概念和方法。至于自然环境是否参与对人类的创造？我们的答案既肯定又否定。说肯定，是由于自然环境普遍地参与了对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创造，并且，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个体和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与自然的能量交换的过程中；说否定，是由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特殊恩赐，例如生物能源畜力和非生物能源煤炭的利用，完全是人类凭借自己的全副社会本领创造的，其他动物是无法加以利用的。

　　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永无终止劳动创造人类的假说，不仅不能充分说明人类的起源，同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今后发展的最优理论基石。而社会创造人类的假说，不仅能完整地说明遥远的人类起源史，而且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可以完全适用于无穷的未来。

　　应该说明，只要社会进步下去，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就永不终止，人类还会不断地进化下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内容还会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地演示下去。这个过程，这种进化，这种演示，不仅仅指社会性状方面，而且也指与之有关而起相应变化的生物性状方面，是指综合性状。在几十万年以后，人类的体骼特征与生物性状肯定会有难以预测的变化，正如现代人的生物性状不等同于北京猿人的生物性状一样。如果还用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来解释今后几十万年人类生物性状的变化，不是会显得十分勉强和软弱无力吗？

　　我们经常嘲笑别人把经济人、资本人永恒化，为什么自己又把体力劳动创造的生物人永恒化呢？

　　社会组织性对人类的“选择作用”至今还在左右着各部分人类的命运。正如类人猿的许多旁支，不是特化，就是被淘汰一样，历史上一些民族、国家、社会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衰败了，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社会组织、制度、体制、文化相对地落后，而绝不是它们的个体的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体力的灵巧和强壮，爆发力和耐久力等等有什么逊色的地方。体育冠军永远不能代替社会体制冠军。这种替代心理的深刻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劳动创造人类说的简单化思想。过去人们普遍讽嘲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杀猪，猪会跑，只有书本不会跑，所以是最无用的人，今天这种替代论泛滥又能说明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革命精神无非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基点上：力图用某种更先进、更人道的社会制度去替代他通过研究和感受认为虽比封建主义先进但还不够公平、不够有效、不够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开除球籍”，不也是指社会组织力对人类的“选择”吗？当前，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热潮更雄辩地说明这种社会“选择”是生死攸关的选择。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大大超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估计，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停顿地、并且是有成效地在改进自身的体制，除旧而布新所致。只允许自己改革，不允许别人改革，别人改革见了成效，还硬说人家处在“垂死阶段”，这未免过于武断，如果不是过于迷信的话。

　　这种社会自我改进机制，本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不加以人为的斫伤，就会通过智者、仁者、勇者团结全社会而表现出来。从这种意义来说，人类也在不断地创造社会。

　　劳动创造人类说未尽完善人类创造社会时有两个最危险的消极因素：其一是官僚主义寄生在社会机体上蔓延腐蚀，破坏社会的自律调节；其二是指导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偏差或错误（超前或滞后，逆行或斜趋，缺损或冗余）。特别当这种偏差或错误和官僚主义的个人专擅武断相结合，那就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人类说”是一种从创造人类的众多因素中只抽象出劳动这种因素作为唯一的始基而建立的学说，它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始基性质，而只承认其他因素是第二性的因素。即使退一步说，这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逻辑过程是抽象得正确的，那么，在运用这种学说以指导革命理论的构筑和革命实践的策略时，也还有一个从抽象回到具体的还原过程，即在建立革命理论和进行革命实践时必须把被舍掉的因素一一重新吸收进来予以考虑，才不至于犯脱离现实的错误。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习者，不仅尚未深入研究分析这种劳动创造人类的假说本身是否完善，这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是否进行了正确的抽象，而且在运用这种假说为基础来构筑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指导革命实践时，并不进行从抽象到具体的还原过程，即重新考虑那些在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被一一舍掉的各种因素的作用，而是以为劳动就能创造一切，工人阶级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努力就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根本不必考虑“世界革命”是否成熟（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篇《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中加以详述），其他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劳动既然连人类都能创造出来，还有什么不能创造的？一种十足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对“劳动创造人类说”的庸俗化理解就盛行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左思潮长期泛滥猖獗的认识论根源。

　　如果传习者只是理论家，坐而论道的后果还不至于很严重。如果传习者又是行动家的革命领袖或执政党的领袖，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后果就难以估计其严重性了。尤有甚者，一些庸俗化传习者还把劳动只理解为体力劳动，从而使“劳动创造人类说”实际上变成“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使其理论基础更进一步窄化。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门主义政策更缩小到只剩下一条窄缝，如果再加上野心权力之争，那就容易触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悲剧经常发生。

　　张国焘在苏区推行的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愚昧化的著例。当时连具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人都被划入知识分子之列，而要受到审查与整肃。当时那种极左的阶级路线据以形成的农村阶级分析和城市阶级分析，事实上，没有理论的统一性和普遍性，而是以主观的实用主义的判断为准绳。因此，这种阶级分析，与其说是与客观社会经济现实相联系，不如说是与“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指导下的主观阶级划分标准相联系。是一种关门主义心态下的社会心理分析，在排比后再配备以粗略的经济收入分析作为外衣。

　　这种“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在很长时期中主宰着共产主义运动。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是直接生产力”，但人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脱胎换骨”，才有殊荣被当做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并且，只有到了70年代末，知识分子才在党的领袖的正式谈话中被承认为劳动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体脑收入倒挂现象乃是一种历史惯性，短期内实难解决。

　　可见，所谓“劳动创造人类说”实质上一直被片面地理解为“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而脑力劳动只被理解为物质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者进行体力劳动时随伴的附次因素，而非独立因素。脑力劳动者只有接受这种附次地位，才能得到政治承认。

　　至于管理劳动和文化教育劳动等等，当然更可以称其为非生产性劳动而排除在“劳动创造人类说”的劳动概念之外，从事这些劳动的人员，也就不能算作工人阶级。但是，按照另一种标准，即政治标准，从事这类工作的共产党员却又可以算作工人阶级。可见这种阶级划分的主观随意性极大，实用主义色彩极浓。

　　在社会主义社会，本来统一的劳动，现在居然异化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一方面是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被改造的力量。反映在政治上，也就相应形成两种对立的人：领导者和改造者的工人阶级，被领导和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人为制造的对立，实质上是一种封建性对抗的变相延续。

　　在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僚是知识的独占者，知识是士宦求官晋爵和获得特权的利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和对抗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它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劳动的分裂和对抗有一个质的不同。封建社会的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不表现在生产领域内部。因为，劳心的士宦一般是不参加生产过程的，参加主要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是劳力的农民。而资本主义的这种对抗则还表现在经济领域。但是，正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者参加了生产过程，因此，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工业）进一步发展时，新生产力就要求劳动者从单纯的体力劳动逐步向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结合转移，甚至要求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优势的劳动，而经营管理劳动也逐渐从资本家转到经理人员身上，也就是说，资本越来越要求吞噬脑力劳动，资本越来越和一切活劳动对立，从而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开始消失，体力劳动者逐渐成长为脑力体力劳动者。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的则是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过程（这由劳动力再生产规律所决定）。而这两种过程不能不对两种劳动在政治上的对抗起极大的缓解作用。这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影响生产力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封建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过程，因此，这两种劳动的政治对抗乃是官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封建性的对抗。

　　在十年浩劫时期，林彪和“四人帮”利用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口号，把知识分子当做改造对象加以歧视、打击、迫害，这是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其目的是挑拨工农兵来整知识分子，玩弄封建权术，重新造成劳心与劳力在政治上的紧张对抗（不过这是一种颠倒的对抗）。林彪和“四人帮”对主张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和负责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即靠边站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特别明显地再现了慈禧之流保守的官僚反对现代化的狰狞面目，所不同的只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目的还在于对特权进行夺权，所以打击面已超出保守的目的。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来不很明确的劳动观、劳动阶级观和劳动创造人类简单化和庸俗化地曲解为体力劳动观、体力劳动阶级观和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的传习者们，会从自己的头脑中分泌出一系列极左思潮的滔天洪水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从近的来说，例如，出现知识分子臭老九必须“脱胎换骨”再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打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极左口号；以及出现“体脑收入倒挂”，“文教投资在预算中几十年来一直只占最微弱的比例”，“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国人口近三分之一”，“高考交白卷的英雄”，“弋戈不分的可以当报社社长”，“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可以一夜之间坐火箭上升到副总理的宝座”等等20世纪怪现象。

　回溯得较远一点，例如出现“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人多力量大”，“大呼隆劳动”，“穷过渡”，“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拔白旗”，“右派翻天，知识分子向党进攻”，“无产阶级专政是比人民民主专政更高级的阶段”等等践踏知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极左现象。

　　那么，是不是说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类说”中的“劳动”概念作更广义的解释，使之包含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脑力劳动的科学技术劳动、组织管理劳动、文化教育劳动等等，并且把它逐渐提升到劳动中的主导因素的地位之后，就可以使劳动创造人类说成为适合科技革命时代发展形势的完善无缺的学说呢？这样做虽然可以把相对真理推进一步，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避免继续引起上述许多极左的错误，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还没有前进到“社会创造人类说”.创造人类的还有非劳动因素这是因为，除了最广义的“劳动”是创造人类的基本因素之外，社会还有许多非劳动因素也是创造人类的极端重要的基本因素，在整个创造人类的系统工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首先，人口本身的再生产系统，包括情爱、婚姻、家庭等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生理、心理、社会心理需要满足的方式与手段，也是猿变人的直接动因之一。

　　其次，消费生活系统，这是直接决定生命的进化与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因素，甚至比生产因素有更为直接的意义。例如，如何消费？是单食还是杂食，是熟食还是生食，是储藏后较长期地消费还是食而弃之，是合理地分配消费还是争而食之，是回避式消费还是聚餐式消费，是粗食还是美食，是一元消费还是多元消费（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及其分化、发展，权威心理的享受，创造的愉悦，审美等多种精神满足），从需要是原动力的意义说，消费生活方式是人类形成与不断进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突出生产方式而忽视消费方式，是传习者忽视人民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理论上对边际效用说全盘否定）。

　　其三，信息系统也是直接决定人类形成与进化的社会子系统之一，它是把社会各个子系统结合为一个完整系统的重要纽带之一。没有这种系统的存在与高度发达就根本不可能形成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包括语言、手势、表情、姿势、符号、象征、标志，以及后来的文字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它对于人类形成与进化的重要意义，从今天的信息社会来看就非常清楚了，任何一种人类起源说，如果只能说明人类进化的初级阶段，而不能说明其高级阶级，没有一以贯之的包容性，就很难说是一种完善的假说。今天，有必要开发一种古信息社会的研究，包括对人类特异功能的某些研究。

　　其四，代代相传的学习教育系统。这是显而易见的典型的“社会遗传基因”.其五，娱乐、游戏、体育竞技和社交系统。这种使生活美好愉快的系统是使人脱离动物界重要而有力的杠杆之一。它还兼有教育学习的功能。今天，繁荣发达的文艺系统在推动人类进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和卓著功勋，实际上可以追根寻源到从猿变人中的娱乐因素。

　　在官僚主义迫害下走投无路而倾慕飞鸟走兽自由鸣唱欢跃的人们谁能想到，人天生是最会快活的动物，社会猿一定是当时动物中快活的头领，不过，它不是独个儿自得其乐，而是乐在社会之中，在社会中欢乐。将来，果真有共产主义世界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美好系统的相应发达，共产主义还有个什么劲儿呢？也许要不了一千年，在人类心目中，任何伟大政治家的社会地位都会远远不如天才的文艺大师和表演明星，遑论我们今天认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六，宗教信仰和感情寄托系统。社会猿个性在生存中的迷惘、困惑、恐惧、痛苦、不幸、期待的感情和心态，也和人一样，和今天的人、明天的人一样，需要安慰，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寄托、缓解之外，还需要像在梦中一样在理想世界中寻求更满意的答案和出路。这种虚幻的社会意识愈执着，愈重复，愈是彼此共识共鸣，就会不断强化为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重新塑造。因此，原始宗教意识从它朦胧的源头处就表现为一种使社会凝聚的意识力量和体制。当然，宗教也可以被官僚主义所寄生，那就是神权官僚政治，是世俗官僚政治的天国版。

　　上述这些使猿变人的有力杠杆，都不是劳动的概念所能包容的，所以，它们之被“劳动创造人类说”所摒弃自不待言。

　　新造神说的理论渊源由于“劳动创造人类说”的片面性和传习者庸俗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必然会形成新的造神说。例如，排除非劳动因素之后，就很容易产生“劳动拜物教”和“劳动万能论”，并由此反而产生最主观主义的弊病：重生产轻消费（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或者多跑少吃），生产资料绝对优先增长的机械论，用计划经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极左观点，“人手论”的偏激和人口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对农民的最大限度的剥夺（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以发展重工业，等等。

　　又如，由于片面强调“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就很容易产生对无产阶级力量的神化，包括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领袖人格力量的神化：个人迷信。由此便会产生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如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倾向，对现实的自欺欺人做法，在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在干部路线上的大清洗、大镇压悲剧等。特别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有史以来就对世界革命形势是否成熟一直存在盲目乐观的估计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急性病，所以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谁也不认为把分明从封建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当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高级历史发展阶段来处理是一种理论上和战略上的极大错误。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和强制性运动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像一场噩梦一样极度地浪费了社会正常发展的巨大精力和时间。不得不从狂热的“共产风”中清醒过来，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

　　这许多新的造神现象的产生，与劳动创造人类说的片面性及其进一步庸俗化简单化的解释是分不开的。

　　基于以上各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为万物之灵，就灵在他的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生物人的种种性状是由于适应他作为社会人的性状而逐渐形成的。人的生物性，就在于他的社会性。从猿到人，就是从社会猿社会到社会人社会。社会创造人，不仅仅指创造任何个体，而且指人类的起源；不仅指人类的起源，而且还指人类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进化。历史唯物主义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克服“历史的踌躇”，首先要从人类起源说起自我修正，使劳动创造人类说复归于社会创造人类说，才能从自织的茧壳中解放出来，大踏步前进。

　　恩格斯反对恩格斯其实，恩格斯早就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运用到说明人类的起源问题。他曾经明确地指出过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社会的关键性作用了。“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页。）又说：“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4页。）还说：“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4页。）这三段斩钉截铁的话，已经把社会起源说作了肯定。如果以这个总框架为前提，再充实以劳动因素和非劳动因素各自对于形成人的巨大作用的详细阐述。那么无论怎么强调劳动因素，也就不至于达到片面化的地步，更不会以局部取代整体作为原因。

　　遗憾的是，他们为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胜有从猿变人那么古老的根据，就把上述天才的思想淹没在“劳动创造人类说”的意识流中了。其实“社会创造人类说”不见得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更科学更周延的根据。“有容乃大”，它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包容性的广泛。

　　恩格斯是怎样从“社会创造人类说”转向的呢？他为了突出体力劳动的作用，不仅把非劳动因素推到次要的、派生的地位，而且还把主要可以看做是脑力劳动的社会组织管理的作用相应降低，认为社会这个因素出现于完全形成人的阶段，而不是正在形成人的阶段，从而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他说：“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既然人已完全形成，还要什么“社会本能”来充当“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呢？既然社会形成在后，人形成在前，则他的“社会本能”又从何而来呢？又从何谈得上是“本能”呢？既然人已完全形成，那就是说已经脱离了动物状态，那么“还需要一种因素”之说，显然就自相矛盾了，难道所谓“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不是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行动？没有社会，何来联合的力量和集体的行动？既然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又说社会是人完全形成后出现的“新因素”，那么，人的社会化的最近祖先又是指什么呢？矛盾百出，实在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有些同志，看到古典作家前言不搭后语，与他们受到的高度尊敬不相称，出于爱护，或者出于“大树底下好乘凉”而担心大树动摇的考虑，企图为古典作家自圆其说。他们拆东墙补西墙，断言当时实行乱婚杂交，没有任何家族，所以，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于是，也就没有社会之可言。把社会组织只归结为家族组织，没有出现家族组织，就算不上社会。一目了然，这是十分勉强的解释。

　　家族和家族出现的迟早问题至今是一个悬案，议论莫衷一是。且不说乱婚杂交是否就一定排斥家庭和家族，连最松散的临时的家庭也在排斥之列，即使退一万步，就以没有家庭或家族而论，社会也照样存在。试想，如果没有社会群体存在，如果没有社会本能、社会规则把他们约束在一起过群居的社会生活，他们的交媾就“杂”不了，也“乱”不了，群居在一起才形成“杂乱”的形象，而分散活动的个体却只能到处流浪“打游击”.在群体中能够“杂乱”而互相容忍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则，性的容忍规则，这是恩格斯也指出过的。更何况，他们不能一天到晚“杂乱”，而其他时间则无所事事。他们必须花费最多的时间进行集体的采集、狩猎、搬运、储藏、分配和消费食物；他们必须从事娱乐、社交、养儿育女、教育和学习；他们必须进行群与群的战争。这些难道不是真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吗？所以，马克思就承认，这样的原始群也还有“母权起某种作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0页。）。母而有权，父而无权，倘若不算是社会规则，简直匪夷所思。此外，他们都承认在这种原始群中已经出现了分节语。这种语言，较之动物语言，已经相当高级。完全是为了适应较高级的社会化生活才形成的。没有分节语的动物犹且有社会，有了分节语的猿群，反而没有社会，他们创造出分节语难道不是为了在群体社会中互相交往，而是为了自言自语吗？

　　这种种矛盾，只有复归到恩格斯固有的正确论点，才能迎刃而解。

　　食人之风在古人类学上的关键性意义为了深入地理解恩格斯的原有论点的意义和充分地认识社会组织在从猿变人中的关键性作用，必须说明，为什么人是最社会化的动物，或社会猿是类人猿中组织力最强的猿类。为此，有必要把食人之风和人类起源说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有必要破除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传统观念，即认为最早的原始人群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社会。不，原始社会是压迫剥削最残酷的社会。

　　贾兰坡先生和吴汝康先生两位著名学者对食人之风进行过探讨。这是一个极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它显然是一个被从现代人中发展起来的人道主义观念所羞于承认和故意回避的问题，但却是古人类学上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可以说，人道主义与食人之风的兽道主义是一对孪生子，没有食人之风也就谈不上人道主义的起源，谈不上人的起源。

　　笔者愿意提出一个比较接近于贾先生的假说，即认为食人之风的上限，至少始于人类的近祖——猿人的阶段，很可能还将延伸到早期直立人乃至古猿的某一进步类型，某一有食猿之风支系，即上限将进入更新世早期，甚至上新世晚期，即距今三五百万年。换言之，食人（猿）之风，有可能从社会猿群中已经开始了。

　　这种社会猿的社会组织的复杂、严密和持久的凝聚力都远远超过当时人科动物中其他许多类人猿属的简单松散的社会组织之上。可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在现存的猿类中观察到了，因为，它们没有“食猿之风”，没有进化到社会猿的高度社会性就特化了。社会猿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需要高度的社会组织性，也许就是因为社会猿的天敌就是这种猿自己，就像今天人类的天敌就是人类自己一样。

　　艰苦的自然环境对一切生物都一视同仁，只有各群社会猿自我为敌，自相残杀、吞食，抢劫配偶等，才最有力地迫使整个社会猿代代相继无限止地竞相改进其社会组织，积累其社会本能，完善其社会规则，以便“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和吃掉其他同类群体或其他动物。而其他猿类由于不是社会猿，缺乏这种高度的社会本能、社会规则、社会组织，只好逃遁于密林，基本上分散为小群活动而特化。从而把广大的草原地带让给社会猿作为其生存发展的最优区位。因为，只有在草原上，在与林带及山麓毗连的开阔地带，才能开始施展有组织地狩猎和进攻的社会性优点。而在森林中，则既不利于有组织的大规模进攻，也不适于有组织的大规模防守，只宜于各自分散隐蔽和逃遁。因为，有组织的战斗行动首先需要保持迅速有效的信息联系与分工协作，而这在丛林中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仅仅说森林减少迫使猿下地后变成人，并不全面。这种论点有浓厚的地理决定论的色彩，而没有充分估计到社会猿本身的社会能动性。充满进攻性的社会猿，在森林与草原同时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不是被迫，而是首先选择带有开阔地和溪流的林缘，或带有穴居洞窟的山麓草原地带，作为自己进攻退守的理想狩猎场与栖息地。而其他猿类则被赶进最易躲藏逃遁的森林而特化。

　　平原是强者的天地，而森林则是弱者的巢穴。社会猿这种最有社会组织力而特别强大、特别富于侵略性与进攻性的群体，不是首先因为森林减少被迫下地后才变成人的，而是首先因为它的社会组织力优于其他猿类和动物，从而可以不需要森林的庇护，可以发挥进攻性优势而主动占领草原为生存空间的。随着征服草原的胜利不断得到积累，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力与社会规模，从而可以更远和更持久地征服平原和依赖平原。越是深入平原的社会猿，就越早进化为社会人。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出土有可能是被活动在北京平原上的北京猿人的更先进更强大的一支或数支群体吃掉的残骸。

　　原始社会是压迫和剥削最残酷的社会在社会猿、猿人和初民社会里，一个群体用有组织的武力征服另一个群体而掠夺和吃掉其成员（除抢来作为配偶者以外），就是不折不扣的压迫和剥削。不过，这是一次性完成的压迫剥削行为，不像后来的奴隶、农奴和工人的生命力是一小时又一小时、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地拉长了时间被多次地剥削或压榨光的。如果你从契诃夫的小说《打赌》中得出结论，承认无期徒刑毕竟比死刑人道些，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一次剥削光比多次剥削光更为残酷。“好死不如歹活”，把劳动力所从出的生命之躯一下子吃掉的剥削，毕竟比保留其生命而只剥削生命所产生的劳动力更加惨无人道。

　　初民幸亏借助于生产力在社会组织中的发展，使个体的生产力可以养活自己而有余，才使这种最残酷的集体一次完成性的压迫剥削方式或食人之风逐渐地进步到多次完成的剥削方式，即奴隶占有的剥削方式。这时才有可能最终结束食人之风的流行（“风”者普遍之谓也，故不包括个别的残余现象），调整饮食结构，使人的对群体外的生物性人道主义逐渐萌芽。所以，食人之风的下限，当断在氏族公社的末期。也只有到了这一阶段，一直迫使社会猿和古人类大迁徙的重要动因（采集和狩猎食物，包括有组织地猎人、食人和有组织地抵抗和逃避）才逐步消失。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如部落、部落联盟，包括臣属纳贡的部落，得以在大体固定的各自势力范围内定居下来，形成一个时期基本稳定的恐怖均势，以便发展渔猎、畜牧和农耕。没有这种“恐怖均势”，农耕社会即使在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顺利出现的。就这种意义说，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文明和人道多了。

　　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比任何猛兽都更加同类相残、弱肉强食和抢劫配偶的人类，在从猿到人的演进过程中，为了种的生存与绵延，除了在群的内部有组织有规范地压制相互残杀而发展相互团结，压制相互掠夺而发展集体共产，压制争风吃醋而容忍性的自由，压制兽道主义而发挥人道主义（但在一个时期内有些群体吃掉群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才能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共同生存之外，别无更加高明的办法。也就是说，用内部的有组织状态来反对内外的无政府状态，用内部的人道主义来抵抗外部的兽道主义，这是种的生存的不二法门。

　　根据人类起源的社会说，只有社会组织、特别是信息传递的要求与作用，才促使社会猿的有组织的社会化劳动同兽的分散独立的乃至组织松散的“劳动”区别开来，发展起来，从而影响社会猿的生物性状的进一步发展，使语言的发展和大脑的发达首先成为必要，继而使腿的经常直立和手的彻底解放、工具的大量经常制造运用成为必要。没有经常化的高度社会组织性和信息的社会化这类要素的作用，就根本没有腿的经常直立和手的彻底解放与发达的必要。今天的狒狒、大猩猩等类人猿之所以不变人，不经常直立，在森林这么少的情况下也不喜欢直立，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为了对付“食猿之风”而强迫自己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一些古人类学家把猿人的大脑的进化落后于四肢的进化来证明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其实，这是进化机制大不相同的两类器官的进化过程，根本没有速度快慢的可比性。

　　说到底，刺激大脑发达的机制，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当然是思维，而且是社会化思维，即处理社会化信息，组织及参加社会化活动的高级思维。把劳动和非劳动的社会化思维排斥在外，只承认个体体力劳动思维，这是轻视脑力劳动和非劳动因素的片面观点的理论表现。过独居生活，或虽然营群居生活，但却分散觅食，很少进行协作的哺乳动物，它们的大脑皮层决不可能有高度的发达。它们进行捕猎劳动时动作的灵巧与高速，远远超过人类，但是人的大脑比它们的脑子都发达。主要原因就是人类远祖（社会猿）的社会组织力这种高级脑力活动——思维活动，特别是社会化思维活动，比它们都强。人类远祖的社会分工分业和群策群力的程度比它们都高。人类思考、学习、想象、游戏、娱乐、交际的能力比它们都高。所以，从猿到人，最根本的因素仍然是社会的，而非生理的或体力劳动的。正是由于社会猿这种比任何兽类更加同类相残，并且是有组织地集体相残相食相劫，而同时又能比任何兽类更懂得用同志式的有组织地集体分工协作来抵抗这种杀掠的社会化特点，才使社会猿，而且只有社会猿，从兽类中最终脱离出来变成人。霍布士说：“人对人是狼”，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人对人是同志”.人类总体只有在这种狼和同志，兽道和人道，或善与恶的矛盾统一中，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不管这是现代文明人在冠冕堂皇的文告中，道貌岸然的议论里，花香鸟语的感受下，或者，在冤案沉论的绝望中，怒发冲冠的檄文里和血海深仇的疆场上，都是难以心甘情愿地全部接受的。但是，事实却是如此。无情总在多情中，多情还因无情生。

　　对人类总体及其体质有了这种既不为玫瑰色眼镜所蒙蔽，也不为悲观绝望所笼罩的辩证看法，我们才能振作而又清醒。这才是人类政治最实际的本质和最需要的品格。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人天然是政治动物”，真是一箭中的，这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结论多么一致！甚至马克思也承认，人起码是社会动物：“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然是一种政治的动物，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社会的动物。”（《资本论》第1卷上，第345页。）而社会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不能不是政治，或有政府状态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的话，显然可以理解为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欣赏和审慎的同意。他如果能够进一步把自己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天才论点贯彻“始”和“终”，他也许就能向后回溯，修正“劳动创造人类说”而走到“社会创造人类说”；向前展望，修正“国家消亡论”而改为“阶级国家层次消亡论”.事实上，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强调国家不仅反映阶级，而且反映社会，在阶级和阶级国家消亡之后，仍有政治生活在继续的思想。

　　善恶互依的辩证法是官僚主义政治原罪的滥觞明白了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本质，政治的原委，也就不难明白官僚主义的起源。因为，正是这种为反对无政府状态而产生的有组织状态，或广义的有政府状态，这种迈向人的起步，政治性的起步，即依靠管理者来组织协调众社会猿（社会人）之事，以克服内外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组织（原始政府，原始国家的雏形或萌芽）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人类的政治原罪——官僚主义的滥觞。

　　官僚主义何许物也？官僚主义就是古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恶，食人之风的恶，原始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它的发达形态就是现代人的压迫欲与剥削欲），寄生在人（社会猿）类基于种的生存的必要而产生的群体内部团结这种善的本性表现之上的结果。

　　一个群体的成员，利用他在群体组织中的权力地位，发泄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卑微感情，以强凌弱，作威作福，称霸谋私，由群体的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就是官僚主义最原始最本质的表现，千古一理，中外同型。

　　原始社会从宏观上看，是压迫剥削最残酷而又最赤裸裸的社会（有食人之风的社会），尽管从微观上看（从今天残存的形态看），它似乎又是内部团结互助友爱最纯朴的社会。我们不仅应该从原始共产社会中的平等、民主的习俗看到它的善，人道主义的善，更应该辩证地看到这种不得不善的最深刻的原因不是性善，而是性恶，就是为了防止比官僚主义原罪更大得多的食人之风的恶，内外无政府状态的恶，兽道主义的恶。同样，没有性善，当然也不存在人的恶，因为没有团结友爱的善，人类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人类将会被内外无政府状态所毁灭，被自己的兽道主义所毁灭。从来的性善说或性恶说，或善恶兼备说，都没有从善恶互依、善恶相生相克的辩证观点来说明人的本性，没有把它同人类起源的问题联系起来探讨。

　　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拿出文字史料证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存在过群体头头以强凌弱、擅作威作福的现象曾经时有发生（今天残存的原始社会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主流而衰变的旁支，因此，他们的社会形态不足以完全反映处于主流中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但是，在社会猿群中，权威欲的存在则是很自然的现象。在狒狒等许多动物群体中都有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更是高度发展。不过，权威欲在社会猿群中或原始人群中的发展不可能达到对群体生存构成威胁或祸害的程度，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原始社会是否有多吃多占，化公为私等贪污型的剥削现象，也可以采取类似看法，即可能有，但初期不会很多。

　　原始社会的官僚主义压迫与剥削现象主要表现为原始群或部落的首领从群体本身利益出发，也即是从每个成员的食色天性出发，带领武士们去征掠其他群体的强盗行径。这种群体间的劫掠行为，从整个人类来说，不能否认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掠夺性表现。不过，压迫与剥削的主体及对象，经常不发生在个体之间，而发生在集体之间，而且大都是一次完成性的。

　　一个群体以其他群体为壑的原始共产主义压迫剥削现象即使到今天也没有消亡，而且花样不断翻新。民族间、国家间、地区间的侵略战争，是洞若观火的例子，毋庸赘言。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没有它的蛛丝马迹可循。团伙性官倒就是显著的例子。

　　又例如，一位公营企业的厂长，虽然经营不善，经常亏损，但仍然滥发奖金，把它摊入成本，抬高售价，揩消费者油，而他分得的一份奖金，也许和工人分得的一份相同或多不了多少，就像原始群体或氏族部落成员获得猎物时每人均分一份一样，够“共产主义”的了。但是，这难道不是以权谋私吗？这是坐地分赃的官僚主义，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当然，由于低工资制以及物价上涨等原因，不少企业都那么干，把奖金当做实际工资的一部分，或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就成为事出无奈，“罪不责众”了。

　　再如，一位领导，受了请托，给银行批条子要求银行向本不该上的高级楼堂馆所工程贷款，实行超前消费。银行在周转无方的情况下只好开动机器印票子向老百姓转嫁。如果这位领导颇有“共产主义风格”，自己分文未受，好处只落在与该楼堂馆所有关的小单位及关系户身上。而且，向老百姓转嫁的分量也确乎很微小，从每张面值一元的钞票中不过偷去几厘几毫，绝不如原始食人之风时代割去被俘部落成员一条腿一块肉那么鲜血淋淋。但是，读者诸君想一想，这难道不是本位主义者以民为壑，搜刮民财吗？如果这样的共产主义领导和单位多起来，老百姓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报酬又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楼堂馆所也是全民财产，小民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饿了肚皮，富了观瞻，有何剥削之可言？如果这种辩护逻辑也能成立，那么食人部落完全有同样理由可说，天下为公，你被吃的部落为人类作了贡献，有何压迫剥削之可言？

　　当然，社会是否进步到可以消灭这种剥削形态是一回事，但承认不承认这是一种剥削形态，则又是一回事。

　　头头们内向的善，成为外向的恶的动力，外向的恶，成为内向的善的存在条件。这就是原始社会本位主义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本质。它的复杂而文明的现代表现并未改变这种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