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穿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检察制度的营养
　　
郭兴莲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为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有效保障。诉讼监督作为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执行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律师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一种“事后纠错”活动。然而,长期以来,受传统落后执法理念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往往偏颇理解传统文化“中庸”、“和谐”的本意,诉讼监督中重尊严、顾脸面、讲“中庸”、不愿“伤人”,无论是监督者还是被监督者在面对监督时,常常处于“感情纠结”或“感情冲突”之中,甚至诉讼监督的双方往往认为是互相对立的,双方是“对”和“错”的“博弈”。检察机关至今仍存在一些不善监督,不忍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被监督方不愿接受监督甚至抵触监督。
　　针对诉讼监督活动中存在的这种现象,笔者以为,在我们今天重视制度框架的构建,研习世界先进法治经验的同时,不妨也从我国传统文化的角度,从古今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发现问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索原因并加以分析,对现有诉讼监督的理念、功能、制度和程序设计等方面进行审视,挖掘提炼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以继承发扬,为防止法律文本理论精深、条文精致却脱离中国独具的国情民情提供一点裨益。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为后人留下了厚重的文化积淀。中国古代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资源主要是“礼”和“法”,把德礼政刑、综合为治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为法而争鸣者众,形成了基本统一的观点:法要弃私立公,做到公平公正,用以服众,促进和谐,稳定社会。其中,荀子、管仲、商鞅等古圣先贤的理念均为我们留下了坚实的根基。而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也有相当提倡“以民为本”等公正理念者。
　　中国古代独特的御史监察体系,负责监察百官、纠举失职,对于在司法活动中监督官员公正地处理案件具有重要作用,因而该制度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这对封建王朝昌盛、吏治澄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历经秦、汉、唐、五代、宋,明、清等漫长的历史演进后,“御史”已经超越了制度本身,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法律文化,为现代的法治建设,从理念、制度、程序和社会效果上,均可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借鉴。百姓了解御史的功能,官吏敬畏御史的监督,国家推崇御史的作用,御史明晰自身的职责,敢于秉公执法,心无旁鹜地坚决察举百僚。可以说,古代的监督制度与内在理念能配合得相得益彰,“人情”与“国法”的冲突也不会桎梏监察体系的有效运行。
　　纵观历史至今,我们的检察制度和现有的诉讼监督体系均适合我们的国情,其追求的核心价值也高度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是最好的体现,而关键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真正落实在行动上。
　　谨提两个方面:一要培育法律文化,吸取精华,正本清源。将传统文化培育作为法律文化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使传统文化精髓理念在诉讼工作理念中固化下来,改变传统观念。在诉讼监督中,检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律师均应提升诉讼监督意识,解决理念冲突,变“博弈”为“统一”。同时,各部门应建立完善合理有效的选任、激励、协作、惩罚等方面机制,保障诉讼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实际效果。二要抓住有利契机,提升能力,强化监督。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检察机关进行诉讼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各项监督职责,同时,也为检察机关的具体监督职责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务院新闻办10月9日发表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国情出发,承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优秀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社会公正和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这些都为检察机关提升能力,强化监督提出了新要求。
　　不受监督的权力,隐患无穷,而无力的监督,无异于纵容。诉讼监督,事关国法民生与社会和谐。今天的我们在仰视古圣先贤们不朽的智慧与学术丰碑时,能否真正祈诚地接受洗礼,也是对历史和未来的一个交代。
　　(作者系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官民之讼中法律监督要摆正定位

孟宪东

　　小赵为了补贴家用,在自家门前早市的路边摆了一个小菜摊,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事:城管监察大队来了,因为占路经营,对菜摊实施了暂扣,小赵不让,与城管队员进行争抢。争抢过程中,小赵打了城管队员甲一拳,顺胡同跑回家中。甲率领众城管队员围追而至,小赵关大门阻止进入,众城管队员拽门,阻止小赵关门,在推拽大门过程中,致甲一手掌骨骨折,经司法鉴定属轻伤。小赵被众城管队员“围捕”后,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以其涉嫌妨害公务罪立案侦查,并提请检察机关对其逮捕。菜没卖成,却惹上了官司,小赵心中郁闷、懊恼和不服纠结在了一起。
　　案子到了检察院,侦查监督处负责审查逮捕的检察官认真阅卷后,认为不具有逮捕必要性,检察院不予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又将小赵取保候审,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小赵明知城管执法人员依法查扣其菜摊,仍予以妨害、阻止,其主观上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客观上也打了甲一拳,但并没有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其暴力手段轻微,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城管队员甲的轻伤是在小赵逃跑后,对小赵的“抓捕”时,双方推拽大门过程中造成,城管此时执法超限,小赵无伤害故意,非妨害公务执法,因此对小赵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并向城管监察大队发出了文明规范执法和加强执法安全的检察建议。小赵心悦诚服,主动赔偿了甲的医药费,与甲达成了和解。一场官民之讼就此画上了和谐的句号。
　　官民之讼一直以来是一类敏感的法律问题。坊间成见大多是官强民弱,官官相护,百姓“斗”不过官家,是没人作主的弱势群体。而此案中,检察院的不捕、不诉两次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主张了官不护官、维护了公民权益,打破了既有成见,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履行独有的法律监督职能时公平公正、以人为本及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解读我国检察机关特有的法律监督职能,我们会发现其理念深源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想的影子。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公正”理念的内容很丰富。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主张制定法律时要立公弃私,注重法的公平性及罚当其罪。在司法上主张执法必信,司法必平。如战国时代荀子主张执法要公平,罪与刑相当,《荀子·王治》中即提出了“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的观点。先秦时代在制定法典、公布法律时,就宣布了法的公开、公正性。管仲“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商鞅“任法去私”、韩非“夫立法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等观点均体现出法的公平公正的理念。“和谐”作为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在很早即见诸于《易经》、《尚书》、《周礼》及先秦经史和诸子著述中,其包含着秩序公正、以人为本、依法保障权利等多层含义。应该说,古圣先贤为后世司法工作在理念上“储备”了优良的传统借鉴。
　　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诉讼中的司法不公正现象,保障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诉讼活动合法有序进行,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随着现代法律文化的日趋发展,执法理念不断提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均对清廉文明执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明示,而这种高度凝炼的追求执法价值的理念,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具有高度的意合,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应作为深层次、稳定恒久地指导检察干警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的理念坐标和指针。
　　检察机关要宏观地、理性地、本质地看待法律,破除旧有观念,树立新的执法理念,多站在民众的角度去思考,去解民忧,保民生。同时,还要善于站在官方角度做监督,要敢于监督,敢于“助对防错”,帮助正确规范的执法或行政行为顺利实现,纠正不规范甚至违规违法行为,做到不偏不倚、公平公正,才会有效促进“官为民,民拥官,官民和谐相处”的局面形成。而这对于其他任何法律监督工作亦是应坚守的理念。
　　(作者系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选拔御史的人品与学品
　　
李伟

　　唐朝诗人张谓有一首著名的五言诗《送韦侍御赴上都》,开头两句是“天朝辟书下,风宪取才难”,述说当时朝廷选任“风宪之官”亦即御史的困难。那么,古代选任御史到底有多么困难,以致张谓发出如此之感慨呢?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官员可以分为“治事之官”与“治官之官”,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地方的州县知事,而知府、巡抚、总督等则大多是监督官,也就是所谓的“治官之官”。中国历史上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吏治传统,“治官之官”历来为君主所倚重,而最为典型的“治官之官”则非御史莫属。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中的御史是专司监察之职的,但追根溯源,可发现这一职位是从史官逐渐演化而成的。中国传统上非常重视治史,在史官的选任上,一般需要选择那些有责任感、能够秉持真理且有非常之学识的人担任。春秋战国时期,官僚制蒸蒸日上,本为记言记事的传统史官逐渐转化成以监察官吏为专门职责的御史。
　　御史肩负纠察百官的重任,在中国以讲求“和为贵”的思想环境下,御史能否正直敢言成为考察御史人选的首要前提。古代十分崇尚儒家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观念,因此历代王朝在选任御史上都特别强调“正”、“直”等品性要求,将之作为选任御史的首要条件。中国古代涌现出很多正直刚毅的御史,他们的道德、品性和气节经常为后人所敬颂。如西汉初任御史大夫的申屠嘉为人秉直清廉,为了不受私人关系的影响,坚持不在家中接待客人。明朝的冯恩做南京御史,上书弹劾当朝三名权贵罪状,被逮入狱中刑讯拷打而仍坚持弹劾,在他被押解经过长安门时,围观百姓为之赞叹:“是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因此冯恩被称为“四铁御史”。清朝乾隆时,只有六品职衔的监察御史钱沣弹劾权倾一方的皇亲国戚、山东巡抚国泰,置权臣和绅对国泰的包庇于不顾,将国泰撤职查办,后钱沣被人称之为“铁面御史”。
　　在品性要求之外,为了确保御史能够担当起监察重任,历代在御史选任上均注重文化素质要求,尤其注重法令与学识,因此明法博学成为御史人选的一项硬性要求。例如,西汉时以“审鼠”而闻名的张汤自少就学习法律,后被举荐为补侍御史,累官至御史大夫。北魏时甚至出现八百人中选任一个御史的情况。隋唐开科举后,多以进士或举人出任御史,很多都是考中进士后直接被选拔为监察御史的。宋朝明文规定以荫补入仕者不能担任御史,明朝则要求御史必须是科举出身。清朝康熙、雍正、光绪皇帝都曾经要求出任科道官员的汉人必须是科举出身,满人也必须通晓满汉文字者经举荐后方可充任。
　　从政经验也是选拔御史的一个重要考察条件。由于御史属于“治官之官”,经验阅历有助于御史正确行使其监察职能。从历史上看,各朝均注重从具有良好政绩的基层官员中选拔御史官员。汉朝时规定御史大夫要从表现出色的郡守当中选拔,唐朝玄宗、肃宗时都要求御史要从具有州县从政经验的官员中任用,宋璟、萧至忠、裴度、元稹等著名御史都有过担任州县官的经历。宋朝时明确规定,御史必须有出任知州、通判的经历,否则不得选用。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古代社会对于御史的选任制度,为当今执掌监察职责的国家司法监督监察部门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古代御史的选任条件往往要比一般官吏严格得多,这从源头上保证了御史的整体素质,为监察权的正常发挥提供了人事上的保证。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刚正不阿的监察官员,应该说就是直接源于御史选任中的严格要求。
　　司法监督是当代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从现实来看,虽然目前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但仍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机关监督职责的正常行使。如果国家在选任检察官时,能够从“治官之官”的理念高度加以重视,针对检察官的特殊性设以专门条件,应当可以提高检察官履行监督职责的力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我国古代对于御史的选任中汲取经验,以期为当今监督检察权的正常实施提供人事上的保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历史上的“法检公联合执法”
　　
张鸿浩

　　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李唐王朝政权高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时任右宰相、因“笑里藏刀”而闻名后世的权臣李义府,由于卖官鬻爵、聚敛无度而被罢黜官职,流放巂(音同“西”)州。时隔千载,这件当时曾经震动朝野的大案,在今人看来也不过是历史上无数的高官落马事件之一。然而此番我们旧事重提,是因为李唐政权对这起案件的处理方式不同于以往,它开启了中国法律史上一项重要制度的先河,这就是三司推事。
　　据《旧唐书》记载:龙朔三年四月,李义府下狱,朝廷派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赴鞫审,事皆属实。司刑太常伯,即刑部尚书,详刑指大理寺官员。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有关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的官员同时参加一个案件审理活动的记载。唐高宗龙朔三年的这一次刑案会审,开创了唐代以及后世三法司联合办案的先例。开元年间编修的《唐六典》已将“三司会审”作为国家的正式制度规定其中。
　　从唐代开始,三司推事作为国家审理重大案件的一项成制,伴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步朝着职业化与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五代和两宋都对此加以继承,我们熟知的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亦发轫于此。这种审判机制的建立,源于中国古代高级官员参与重大案件审判的传统,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独有的特色,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和进步意义。
　　第一,分工配合、相互监督。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皆是位高权重且有一定审判职能的部门,单一机构独立审案,难免专断或者舞弊的发生。三法司联合办案,彼此地位平等互不隶属,有利于实现权力制衡。第二,群策群力、保障公平。三司推事由相关部门最高级别的机构组成,三方共同协商,探讨案情,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都无权干涉。判决一旦作出,轻易不得推翻,这种机制的运作,极大地维护了司法审判活动的公正与稳定。第三,选贤任能、恤刑慎罚。三司是由皇帝直接下令,选拔各机关的精英分子组成,选任程序十分严格。此举确保了刑罚适用的准确与严肃,体现了国家对重大刑事案件审理的谨慎和重视。
　　及至近代,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理寺变成了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都察院(御史台)改为检查厅,负责法律监督；刑部改称法部,专任司法行政。经过一番改造,古代的“三法司”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了现代“法、检、公”的雏形,当然职权与效能尚有巨大的差别。时过境迁,如今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不能与历史上的三法司直接对应；同样,权限不清、违反程序的混合办案或者公审大会亦非我们所提倡。新的时期,作为专门化和职业化的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正履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条文阐释了“法检公”三机关的法律地位,指出了他们工作程序上的衔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互相制约”这一核心价值要求。而三司推事制度的创制与发展,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人权力监督、分化制衡的理念。这正是我们本土文化中原汁原味的法治传统,是我们真正需要理性对待并认真总结的。
　　任何一个国家法律文明的发展,都是在传承与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成熟的。历史不应被简单地贴上糟粕或精华的标签,因为它是我们前行的根基。中国法律史上三司推事制度的出现有其不容置疑的时代合理性,其对后世司法制度与法制文明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在今天看来,它所反映的某些思想和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