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访学心得体会

台湾访学心得体会

李德嘉

 

在导师马小红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于2015年10月间应邀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访学交流，对台湾学界与社会进行了为期三个月考察。在台期间的学习生活，使我获益良多，对于台湾的学术发展与社会等方面有很多心得体会。特将这些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与大家交流。也希望能给有去台湾访学、交换或攻读学位的同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一、学术交流

 

台湾“中央研究院”坐落于台北市南港区，地理位置靠近新北市，依山傍水且远离城市喧嚣，极适合读书、写作或是思考问题。因为属于研究院性质，整个园区学生很少，只有一些研究人员在此工作，故而显得十分静谧。我有时与朋友玩笑，说这是台湾中央“养老”研究院，适合隐居。中研院文史学科是其传统优势，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文哲研究所等相关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藏书数量居全台湾之首。就图书馆而言，两岸之间有些差距。就藏书功能而言，台湾“中研院”与台湾大学各图书馆均注意收藏全世界各语种的资料，分为东方语言图书和西方语言图书两区域，外国资料收藏之丰富与全面，远胜大陆各高校图书馆。另外，台湾地区各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均方便读者外借，几乎除了特藏古籍之外，所有图书都可以外借。而且所有市民都可以随时凭证件申请进各高校图书馆看书，复印资料。这种方便读者的做法值得大陆图书馆学习。

 

为了更好的与台湾学术界交流，我选择每周去政治大学与东吴大学旁听陈惠馨教授和黄源盛教授，还有师范大学陈登武教授的课程。在旁听课程中往往会与台湾的博硕士生进行交流，也会得到许多学术信息。在听课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在台湾学习的朋友，他们既有大陆来台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的硕博士。在这种课程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两岸的法学教育既有相像之处，也有许多不同，更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两岸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基本形式相似，也多以专题讨论课的模式开展，鼓励研究生在课堂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课程中，陈惠馨老师的课程很有特点，每个学期都有一个原典的阅读计划，本学期陈惠馨老师主要在于带领大家阅读清代的《户部则例》。在课程中，老师与学生共同研读则例，共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教会学生如何通过阅读史料而发现问题。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陈惠馨老师尤其强调以规范分析的方法来阅读清代的则例，强调发现传统法中的法学问题，并以规范研究的思路来解决问题。

 

受高明士老师邀请，我参加了台湾地区中国法制史学会的秋冬论坛，并在论坛中以“德主刑辅说之检讨”为题作了报告，桂齐逊教授担任点评人，对我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点评。参加论坛期间，我很荣幸见到了陈俊强教授、桂齐逊教授等台湾法制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并在会议休息期间与各位老师作了简单交流。通过这次会议，我看到了与其他报告人的差距，尤其是与台湾地区的历史学博士生在资料搜集和史料运用方面的一些差距。通过同辈学人之间的交流，使自己清楚的看到身上的不足，同时也能够了解自身的优势所在，未来会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弥补不足。台湾地区中国法制史学会每年举办二到四次论坛，每次论坛均邀请青年博士或博士生来作为报告人，由学会的中年学者担任评议人，对学生论文进行详细的指导和评议。最后，是由高明士、黄源盛等前辈学者做总结。这样的会议发言安排可以体现学会老中青三代学人之间的学术传承，而且可以勉励后学，为青年学人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台湾学术界有一项传承多年的学术传统，是读书会。高明士教授在十余年前开始带动台湾法制史学者研读《唐律》，组成《唐律》读书会。历经十余年后，现在的《唐律》读书会已经完成了《唐律》与《天圣令》的研读工作，读书会暂时告一段落，进入了成果整理出版阶段。《唐律》读书会几乎培育了一代法制史学者，陈登武、陈俊强、桂齐逊、陈惠馨等现在台湾中国法制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几乎都曾经参加过当年的唐律读书会。现在《唐律》读书会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学术界的其他读书会传统依然传承有序。目前，陈登武老师在师范大学率领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组成了一个唐判读书会，整理研读唐代典籍中的判例。唐判读书会每隔一周举行一次，每次研读一则或二三则判例，由报告人来主要负责对判例作分析。每次读书会首先是对需要整理的判例进行点校和语言注释，解决点校和语言的基础功夫之后，是对判例中的案例结合唐律进行分析。除唐判读书会之外，与法制史相关的读书会还有柳立言老师主持的宋史读书会和邢义田老师主持的汉简读书会。这些读书会基本都是学者自发组织，或是带领学生或是汇集一些同道学人对自己研究领域中的典籍进行研读。此类读书会较之前述学会发起组织的具有规模的学术会议来说更具有问题的集中度，同道学人于读书会中共同关注某一话题，交流思想砥砺学问，更有助于研究的深入。而且，青年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研读典籍，可以在阅读中培养发现问题、运用史料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资料搜集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法律史学术资源主要集中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和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收藏的清末民国的档案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律史十分重要。比较令人欣喜的是，这些资源都已经电子化，可以通过网络调阅，无论你在台湾任何一所高校交流都可以申请使用这两个数据库。

台湾的学术资源电子化程度比较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痛苦。比如中央研究院推出的“汉籍”电子全文数据库，以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为分类，收集了历代九百多种典籍加以电子化，供人们全文检索。另外，傅斯年图书馆将全部善本图书电子化，并且提供全文检索，既方便古籍的保存此数据库对于思想史研究很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迅速获得相关的史料，然后在进行研读。在电子化时代，历史学者获取史料的方式与前辈学者相比大大不同。

另外，我在台湾经常去逛的地方是书店。大陆随着网络书店的兴起，传统书店的市场日渐冷清。而台湾的网络书店与大陆相比不够发达，但是正因如此，却给爱书的读书人保留了一个逛书店的癖好。台北重庆南路是旧时代文化人的聚集地，这里的三民书局有十万册图书待出售，几乎是最全的人文社科类书店。另外，在台湾还有一个人文学者必去的书店，就是乐学书店。乐学书店面积不大，但是主要经营文史类作品，而且老板乐于助人，愿意帮顾客寻找难得的著作。如果一本书难得一见，不妨拜托乐学老板帮你找找。

台湾还有几家旧书店，比如台北的总书记和台南的草祭、城南旧肆，都有很多人文类的二手书。台湾的学术出版市场容量有限，因此学术著作一版印刷册数很少，往往只有几百或上千本。一旦断版之后，这些著作就很难在市场上看到。这时就充分显示了二手书店的作用。多逛旧书店，一定会有许多意外之喜。因此，大陆来台的人文学者往往沉浸于这些旧书店中，乐不思蜀。

 

三、社会调研思考

 

秩序

台湾社会给我最大的冲击是秩序。在台北乘公交或者捷运，匆忙上或上学的市民总是会有序的站在候车线上。车辆进站后，也没有一拥而上，争先恐后生怕上车晚了会没有位子的场面，而是大家很自觉的等待下车的旅客全部下车后再依次上车。捷运上的博爱座与公交不同，上面写的是特殊人群专座，因此，在捷运上，即使空位已经坐满，也很少有人会去“抢占”博爱座。当然，有时也会有人大喇喇地坐在博爱座上。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车上的博爱座往往是空出来的。下了捷运，需要搭乘扶梯。这时也没有出现北京地铁大家乱哄哄的挤上扶梯的情景，市民们有秩序的靠右侧站上扶梯，自觉留出左侧的过道供有急事的人快速通过。开始，来自北京的我对这样的扶梯秩序十分陌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宁愿慢一点都排在右侧上扶梯，这显得站在左侧的我很“扎眼”。直到不断有人细声对我说“对不起”，然后从我身边挤过，之后快步向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左侧是人们自觉留出来的“快速通道”。

台北虽然是台湾最大的都市之一，但是并没有显得那么繁华。到处都有破旧、低矮的房屋和曲曲折折的小巷。即使是地处中心地带，也是经常可以看到错落的旧屋，和旁边耸立的高楼大厦显得十分不协调。初到台北，尤其是住在了地处台北、新北市交界的旧庄里之后，看到满目破旧低矮的民居，自己心中有些忐忑，担心这里的治安状况和生活环境会不会有些糟糕。但是，在生活了几天之后，却发现，在这低矮、破旧的里弄间却一切显得井井有条，并且能体会到浓浓的人情味。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小细节，因为台湾施行垃圾分类的政策，即使是在这小小的里弄中，家家户户也都会将生活垃圾与可回收资源分类处理。大街上也并不会放置垃圾桶供大家抛弃垃圾，而是有垃圾车定时上门回收。习惯了出门就丢垃圾的我，开始着实对这样的制度不太习惯。但是慢慢发现，由于街上少了垃圾桶，马路上显得干净许多，小区也不会因为垃圾桶未及时清理而一度垃圾成山。现在我走在里弄间，并不会如开始时忐忑，而是开始享受这种一切井然有序的生活状态。破旧低矮的房屋在我看来也显得有些亲切，因为这里会透露出一种浓浓的人情味。

有时上午若是在里弄里散步，或许还会碰到“里长”。“里长”是台湾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里长”由本里的居民民主选举产生，所谓的“七合一”选举其中就包含了里长的选举。“里长”不是公务员，但是每月有固定的津贴，主要是处理一些里邻之中的公共事务。遇到红白喜事，里长也会出面协调，还会随上一份礼金。这两年台湾的经济形势不景气，就业形势不好，里长每月5w台币的津贴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竞选。因此，在这个选举季里，不仅市长、议员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在一个小小的里邻中，里长的选举有时也热闹非凡。我所在的旧庄里就有三位里长候选人，从30岁不到的“民主小草”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参与到了竞选之中。每位候选人都在里邻中开设了服务站，并且有巨幅广告牌宣传自己改变里邻生活的“施政决心”。这些施政决心能否在上任之后得到贯彻落实，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里长在台湾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化解里邻矛盾，处理里邻中公共事务的重要人物。

 

人情

 

清晨搭乘早班的公交车出门，一上公交，司机就会向你轻声地问候“早安”。下车投币时，司机也会偶尔轻轻说上一声“谢谢”。如果生活在台北，你一定会体会到随处可见的礼貌。“谢谢”是这里最常用的词汇，在便利店买了商品，营业员在接过钱的一刻一定会说谢谢，在小吃店吃过午餐，老板也会说谢谢品尝。更为难得的是，这种礼貌背后虽然透露出一种客气，但是这种客气却不会让人感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习惯了北京服务员敷衍冷漠的“欢迎光临”与“谢谢惠顾”之后，突然听到这么多语气真诚的“谢谢”，一时真有些不适应。如果你在台北街头问路，无论大爷大妈，还是白领上班族都会十分热情的为你指引方向。如果你打听的恰恰是台北的某个著名夜市，那么他/她也许还会为你推荐两个美味的小吃。

在处处有礼貌的背后，可以体会到浓浓的人情味。古人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礼以真实的情为基础，如果仅仅徒具礼文而缺乏了真实的情感则让人感到疏远和虚伪，而如果任意情感的表露，也很难称得上得体。因此，荀子会说：“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里，並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礼论）只有文情兼备，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符合“礼”的要求。而在台湾的里邻生活中，真正可以体会到礼与情的紧密结合。温温尔雅的说话态度，待人接物礼貌客气，这些都是礼之节文，然而背后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天然的信任感和真诚。

这种人际关系间的人情味从何而来的。据我观察，来自于里邻生活的“熟人社会”关系。台湾旧式的里邻之间往往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不大，因此街坊之间互相熟识。在加上发达的宗教信仰，妈祖庙与土地公福德正神的祠社几乎到处都是。这些庙宇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宗教仪式场所，往往发挥了连接里民的作用。福德正神，即土地公，是保护一方百姓的最小的神仙，十分具有地域性，每个里都有自己的土地公。生活于斯的里民，每逢宗教节日或活动，都会来到庇佑自己的土地公庙来祭拜。而土地公庙中还会设置活动室，供附近里民在日常的烧香礼拜之余话家常。正是这样的活动，加深了里民之间的日常联系。有些福德宫还会请当地里长担任土地庙的“香头”或者顾问，这样一来，人间的治理秩序与幽冥中的宗教信仰就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有时候，连议员或市长的选举都要依靠土地公的“庇护”。因为，土地公的信仰在里邻中的影响实在太大，得罪了神明，也就是得罪了一方百姓，不仅获罪于神仙而且大大地失去了民心。据说，台湾的土地公庙许多都是“违章建筑”，但是却历史悠久，政府机关根本对这些庙宇没有办法，市长、议员虽然早就有整顿之心，但是担心此举失去民心而影响选情，而不得不对这些违章建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台中市有一次因为市政建设必须对一处违章建设的土地公庙进行拆迁，拆迁之前除了要履行法律程序之外，还要到土地公庙求得土地公的“同意”。

不可否认，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里邻生活与由土地公信仰凝结起来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挑战。在台北中心区域工作生活的白领族已经或多或少的失去了这种人情味。首先，年轻人已经很少会去参加里邻中的宗教活动了；其次，人口的流动性增加，里邻中也并不全是生长于斯居民，更多的是来到都市工作、学习的外来人口，他们对本地土地公的信仰大大减弱。但是，即便如此，台北市的土地公和妈祖信仰依然香火兴旺。即使是在台北的中心区域，街角依然会有一个小小的福德宫，供一方百姓前来祭祀。

 

文教

 

台湾的文明秩序除了受益于经济腾飞所带来的现代化发展之外，必须要归功于台湾的文教建设。

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将传统文化作为“四旧”和“牛鬼蛇神”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之际，蒋介石在对岸的台湾推行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举虽然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当时台湾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文化复兴”运动批判甚巨，即使现在岛内的学者也未对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给出正确的评价。通过对台湾社会浮光掠影式观察，我觉得应该对当年的“文化复兴”运动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价。至少通过此运动，使得台湾的传统文化之学得以传承并加以光大。在面对现在岛内“去中国化”运动的冲击时，传统文化不至于在下一代中失传。

不过，说到文教，现在对台湾社会文教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佛教。在与高明士教授的谈话中，他建议我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台湾的宗教，他认为台湾的佛教在社会中替代了传统社会中儒家的教化作用，也发挥了社会慈善的功能。在救灾抢险时，这些佛教的救援力量甚至会先于政府的救灾队到达现场。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文教传承主要是依靠受过儒家教育的士大夫进行，同时，古代教育并不仅仅授业解惑，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传道”，也就是进行儒家的伦理纲常教育。现代社会，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接受儒家教育的士大夫或乡绅阶层已经消失，而现代教育体制中往往重视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对伦理道德的传承。但是，伦理道德恰恰是传统文教的核心所在。现在台湾社会对伦理道德的宣传很少依靠现代教育体制，学校老师只关注课业的教学，对道德的传教也仅仅是尽到义务而已。而在社会中真正起到道德教育作用的，却是佛教的组织。台湾佛教力量十分壮大，佛光山、慈济、法鼓山等都是台湾主要的佛教道场，他们不仅建立各级学校，在普及佛教的同时也弘扬“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儒家道德。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应该是慈济的静思语。据我观察，台湾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会贴着“恭录证严法师静思语”的条幅，上面摘录着一些劝善、励志内容的格言。这些传统儒家的伦理在现代却通过佛教的宗教信仰之力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的现象其实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和所谓“现代新儒家”们反思。

 

我所遇见的台湾人往往温良、谦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可是，台湾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不满意，无论教授学者还是贩夫走卒，他们在与我的交流中都流露出了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不满，也对当下的社会提出了批评。他们抱怨政客们的不负责任，法律不够严格（尤其是对食品安全），民主的制度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政治家。但是，提到目前多元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台湾人普遍感到比较自豪。自由的环境和对现实的批评，这恰恰也是台湾社会保持发展的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