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法律文化论坛第79期暨法理论坛第94讲成功举行
梁治平研究员精彩主讲“文明史视野中的德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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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律文化网
2015/6/10
2015年6月3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理论国家重点学科、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明德法律文化论坛第79期暨法理论坛第94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梁治平研究员主讲，题目为“文明史视野中的德治与法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尤陈俊副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马小红教授、张志铭教授作为评议人出席了本次论坛。另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院校、科研机构的老师和同学150余人到场参加了本次论坛。
首先，尤陈俊副教授作为主持人，对梁治平教授作了简要介绍。
随后，梁治平研究员以“文明史视野中的德治与法治”为题，从“古代德治与法治”、“儒法合流、德主刑辅”、“清末变局”、“古代德治与法治之当代遗产”、“当代德治的三个主题”等方面展开讲述。
梁治平研究员认为在夏商周三代的法律传统中，德治和礼治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西周既重德也重礼，德与礼是内与外的关系，德是礼的精神内核。西周取代商，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同时，西周也非常重视礼，所谓“治出于礼”。但所谓礼治，并非只言德教。“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原是以刑配合教来运用的。三代无法之名，但有其实。而自今人立场观之，当时的礼就是法。只是，这种法既有习俗之形态，又具规范弥散的性质，同时不乏神圣渊源，故能贯通人类的各个领域，将整个社会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规范秩序之中。这种秩序，名之为“礼法”，或许更能表明其实际。
到了春秋战国，因为时势变化，儒、法诸子兴起，因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辩难而使早先浑然不分的礼法，日渐分化，终至礼、法对立而不可调和。法家学说因注重理性、讲求效率、长于计算、重于功利，成为各国变法的政策基础。但秦因专任法治，将礼、法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推至极端，终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汉代，几乎全盘承继了秦之政制，但同时不断援礼入法，重新确立礼的主导地位，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法合流，最终重新确立德主刑辅的思想观念，直至唐代“一准乎礼”。这一格局，直到清末才被撼动。
清末法律变革，传统中国遭遇“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法理派与礼教派围绕刑律修订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争论。但清末的礼法之争，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与法家、德治与法治的争论，而是两者相合作为一体与近代西方法律、法理念的对立。礼教派主张家与国、道德与法律的须臾不可分离，而法理派则主张运用西方的法律理念将家与国、道德与法律相互区分。
新中国建立后，在法制建设领域，曾出现两个极端：一是极端轻视法律甚至任何正式制度，运动式适用法律；二是崇尚法治，注重法律的正规性和至上性。但在60多年的法制进程中，传统的德治、法治因素仍有留存，比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与法家的密切联系，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传统德治中重教化、重上位者道德表率作用的因素。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性的改变，致使建立在其上的意识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失效，社会自生能力很差，甚至出现“社会溃败”。“徒法不足以自行”，要解决社会问题，依法治国仍然需要德治的因素，因此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规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在对古今德、法流变进行梳理后，梁治平研究员提出了当代德治面临的三个主题：信仰主题、道德主题和社会主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在当下中国要建立对法律的信仰，儒家所提倡的仁、礼、德的观念是理应被考虑的因素。此外执政者要把人民视为道德上的主体，尊重他们的选择，实现他们的梦想，执政党还必须以身作则，各级党组织、各级机关与人员要依法办事，尤其是是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于法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在这一过程中，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家庭伦理责任、公序良俗等观念，如何达成共识、寻求平衡是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在社会领域，则要尊重和认可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多元性，提倡和而不同。
最后，梁治平研究员总结道，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经历了三代文明、秦汉至明清文明的兴起、发展、鼎盛、由盛而衰，而终究能延续下去。在一个文明出现危机的时候，必然伴随着礼与法的分离，而文明重建的时候，礼法也必定重新融合在一起。现在我们正处于新的文明的开端口，重新思考礼法关系问题，对于我们重建文明将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马小红教授分别做了评议。
张志铭教授认为现代与传统的德治含义有明显不同。中国传统的文明在清末、1949年以后已经发生断裂。在这种文明断裂的情况下，重建文明与接续传统之间是否有某种必然的关联，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态度、意愿问题，而是能力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接续传统。我们应当立足于当下想过去。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现代法治已经很好地加以解决：在法内空间，法必须要有德性；在法外空间，要更加强调国民的开放、多元、包容的道德态度。
马小红教授认为，如何看待法家“公”的观念，涉及到从哪个视角对文本进行解读。文本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对文本的解读不同，就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对法家“公”的观念，从学术、现实、政治、统治方式等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比如商鞅变法所达“公”之富国强兵目的，与秦始皇对法家极端推崇以达专任统治的目的就有不同，以致后来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礼法分和暗含了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有规律，从礼法关系的探讨中，我们可以获取中国文明未来发展的有益启示。国家的治理、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无法仅仅依靠法律。如若完全生活在法治之下，处处讲求证据，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就会被破坏。这是传统造成的？还是对西方法治的误解造成的？这与现代法治是否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