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预流

上一次开编辑会时，还是夏末。洪涛兄发现，编辑部窗外法国梧桐的枝桠上，一片黄叶正盘旋飘转而落，不禁感慨，秋天到了。最近一次编辑会，大家已是踏着满地金黄而来。

一叶可以知秋。一辑学术期刊，能不能窥见法学的未来？

我们接手新一辑《法学纪元》的编辑工作时，并没有多少可预期的资源。在学术科层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当代法学建制（institution of jurisprudence）中，没有刊号的“以书代刊”类学术杂志，生存状态相当尴尬。没有刊号，意味着难以纳入各种官方职称评定标准，稿源即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因为难以为作者带来学市上可即时兑现的利益。而大量同类刊物的竞争，则将危机具体化。其中，一部分利用多数研究生院将学位与论文发表挂钩的规定，走向市场化运作，以收版面费的形式为广大研究生解决发稿问题，积弊不言自明。另一部分则走向地方化、本土化，但求用地方性的土规定为本院系教师解决职称问题，划地为牢，境界可知。两相夹攻之下，若欲纯以学术为指归，悬论文学术程度为惟一标准，不稗贩、不株守，则欲生存亦嘎嘎乎其难矣！西人学谚云：“不出版即完蛋”（publish or perish）,我们却更要面临“一出版就完蛋（publish then perish）的困局。

若二三知己谈诗论学，本无需顾虑过多，大可高谈“古之学者为己”。惟办刊之事，本即为人，非坐而言即可毕其事，须起而行方能竟其功。编辑部不是“荒江野老屋”，我们也不能做“三两素心人”。一番“商量培养”之后，经过适度的折衷与选择，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法学纪元》，就是今天这样的面貌。不求大佬云集，但求能够“预流”。若能折射出法学新纪元的某些面向，甚而预见未来法学演进的某些取径（approach，法学界常译为“进路”，似不通），则幸甚。盖今日学术界之大佬，地位以其昨日之成就确立，而未必能示明日学界以轨辙；他日学界之巨子，当其青年时代，却亟需学术期刊之发掘、培养。

编辑亦需有史感。揆诸史藉，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以学术期刊与学派为标志的重大学术兴替，其代表者未必总是在万众瞩目中，以成熟丰赡的学术形象粉墨登场，反而大多是在潜移默化中转承递嬗。“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其实，不论是《社会经济史年鉴》，还是《芝加哥法律与经济评论》，又或民国时的《法律评论》，初创之时亦不过二三同行友人，甚至一人独立支撑，具体细节方面，仓促草就者在所多有。惟因在立意宗旨方面，则崖岸自高，决不肯俯就俗流，最后终于能成大业，不仅以重要的学术文献进入学术史，还孕育出伟大的学派。当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办《禹贡》，谭非擅长办事之人，以学术水准为唯一要求，不肯轻易刊发水准不够但切和时代之需的急就章，亦不肯多发面向非学术群体的通俗史地文章，导致刊物几乎断稿，难以为继。顾颉刚多次苦心相劝，要求兼顾奖掖新进学人与扩大社会影响等纯学术之外的追求，终于使等米下锅的刊物得以庚续，成为学术史上杰出的期刊，并且形成《禹贡》学派，对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建白特多。史地学界有此《禹贡》，法政学界之《皐陶》何时出焉？我们在翘首以盼。

《法学纪元》的同事们，学殖尚浅，不敢师心自用，自居“未来法学大师”或“未来法学大师之伯乐”，但追摹前贤之心，却是十分真诚，故悬“预流”为本刊宗旨。一者希望本刊得预新纪元里中国法学之流，进者更期待能藉这一方小小天地推动中国法学预世界法学之流。所谓“预流”者，典出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一叶可以知秋，一辑法学期刊能不能窥见法学的未来？也许不能。但只要步履坚实地迈出第一步，脚踏满地落叶，那细碎的声音，或许是未来的召唤。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在路上！

                                                      杨昂

2006.12.9

 识于江夏工噪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