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人物（第一章）：历史上的改革者

近几年，大家对历史人物兴趣大增。电视剧里，皇帝一个接一个，仿佛穿了古装就代表了历史，这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的眼中，总觉得不大对。因为历史人物很多，不只是那些皇帝、公主；而且，很多编剧把现代人的思维套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里头，未必合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标准。

　　我自己对历史的评断，有两个态度很重要。一个是时时心存宽恕，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把自己摆在那个历史人物的位置上，又会如何，能不能做得比他更好一点？抱着这个态度来评断，总是会公允些，倒不必用严酷的态度去苛责什么人做得好，什么人做得坏。

　　第二个是避免抱着非黑即白的态度，搞一刀切。因为天下没有一个人完全是功，也没有一个人全然是过，每个人都受到时代与环境条件的约束，很难跳脱出来，这使得人虽然常有做好的心，但往往都失败了。面对这种人，应该去理解他们的环境，同情他们，并从他们身上检讨学习：如果今天我们有同样需求，处于类似状况的话，能不能因为从他们身上吸取了一些教训，从而使我们能做得更好一点，或者更方便一点。

　　所以，我不从成败来展开讨论，而从改革来切入。台湾在过去五十年来进行了种种改革，眼前仍要面对种种需要改革的关头。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来着眼来借镜，以改革者的角度来加以讨论这中间许多人的功过，寻找缓解改革阵痛的方法。

吴起：心思细腻，不念私情

吴起（？—前381），战国时代著名的兵家、改革家。吴起是卫国人，受业于曾子门下。吴起在军事上与孙子齐名，治兵有术，长于战略；又勇于改革，曾得鲁国国君赏识，旋受魏文侯重用，后来又在楚国担任令尹（宰相）实行变法。

　　吴起的下场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商鞅差不多，他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进行改革，结果却在楚悼王死后，被贵族群起报复而死。

　　在古代，改革旧制推行新法等措施往往损及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丧失其地位权力，而新君及其人马在登基之前，也多与改革者相冲突。所以，在古代，新王与旧贵族这两者的利害常常相连，受到损害是一定要复仇的。秦国对付商鞅，是旧贵族和新君联手的，吴起的命运则近似如此。不过，吴起知道旧贵族要找他报仇，劫数难逃了，于是就跑到老王的尸首那儿，抱着老王的尸首，乱箭射过来，射到他身上，连老王也中箭。后来，他的敌人也因伤害王尸被诛，有七十多家被牵连。

　　改革既然损及了既得利益者，那么改革者本人往往也要偿付很大的代价。商鞅本身的性格我们不知道，因为记录并不完整。虽然有一本书叫《商君书》，但不是商鞅写的，而是后人拼凑起来的，而且写的是改革的种种计划，看不出他的性格如何。但是吴起的性格在文献中就很清楚，他这个人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一意，坚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也因为这样的性格，结果连母亲去世，他也不回家；甚至为了取得国君信任，居然杀妻求将。商鞅很可能也是如此，所以他当时处罚王子，才会那么不讲情面。

　　从吴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者一定要有相当的毅力，这些人都很能干，对当时的情势有一定的判断。他心里一定很清楚，有多少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这些利益受损的人，将来是会报仇的，而那些人又并非没地位、没力量的人，但他们却还愿意冒这种险，坚持改革的信念。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夫发号令而人乐闻，与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起

商鞅：组织再造，贯彻执行力

商鞅（约前390—前338），原名公孙鞅，因功而封于商，所以后人称他为商鞅或商君。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于是也叫卫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孝公时代执政达十九年，实行变法，成绩卓著。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最后被车裂而死。

　　商鞅在这个系列里不是重要的人物，但他的结局非常戏剧化。

　　商鞅还是个年轻学者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看好他。他的老师公孙座是魏国的宰相，非常赏识他的才具和学识，认为他将来必会有大用，就跟魏国国君说，应该用卫鞅来改革魏国。但是魏国国君认为卫鞅太年轻了，不值得信任，而不想用他。没想到宰相心一横，说如果不用卫鞅的话，就不如杀了他，免得为其他国家所用。宰相回头告诉卫鞅这件事，叫他快点逃命。卫鞅却说国君既然没有眼力重用他，自然也不会杀他。直到公孙座死后，秦国招揽贤士时他才离开。

　　战国时代有十几个国家，其中有七国比较强大，史称“战国七雄”。当时列国竞争激烈，诸侯都想尽方法，充分调动资源，运用力量，来拓展国家版图与政治势力。

　　春秋战国时代离古代的分封制度不远。分封制度就是派给一个诸侯一个地方，而诸侯王除了收税之外，并不管地方上的事。这种制度在资源调度上并不会很有效，中央拿到的资源并不多，也不能迅速动员。当时，讨论改革的不止商鞅一人，许多人都想改革政治制度，让它运作得更有效率。其实，战国时代改革的速度与深度，并不亚于欧洲19世纪如俾斯麦在德国之类的改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战国时代这些国家的改革者互相学习，为他们累积成果，也为未来的帝国体制立下基础。

　　总而言之，这一套帝国管理制度在秦孝公用商鞅主政的时代只是初试而已，到了秦朝大一统之后才告成熟。商鞅做起事来，所有的人情摆一边。分封不能看情面，要有法律和制度的规范。也就是说，商鞅重法，而且重数字，一切都要有数据评估，账面上清清楚楚。另外，他也重视户籍，把每个户籍列得仔仔细细。如此一来，原本各地的封君必须把领土分出来，散置各地的聚落也被加以整并，形成一套有层级、有监督的行政制度。

　　为了有效实施这一套，他必须在开始实施之前有一个实践机会，于是他从太子身上树立威信。

　　当时王宫前有一条御道是国王才能走的，结果太子驾车经过，商鞅说必须惩罚，但因为不能杀太子，于是杀了驾车的御者。其后，太子又犯错，商鞅便处罚了他的老师。太子对这几件事非常愤怒，即位之后，就找了个罪名处罚商鞅。虽然商鞅逃走了，却在投宿时，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被送官法办，最后死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落得车裂的悲惨下场。

　　当时的中国，许多人都想做些改革，有的重视管理制度，有的注重用人，有的注重策略，而商鞅则是重法。他虽然使秦国国力强盛，奠定秦国大一统的基础，但自己的下场却相当悲惨。

　　商鞅变法

　　◎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军功而分等级，没有军功的贵族，取消其特权。

　　◎奖励耕织，抑制工商业。

　　◎打击游民，实行连坐法，互相监管，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设伍什之长。

　　◎奖励告奸，禁止私斗，以军功为勇。

　　商鞅二度变法

　　◎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废封建，置郡县，分秦为四十一县，各县设令、丞等官，管全县政事，由国君任免。

　　◎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

　　◎统一度量衡。

　　◎初设赋税制度，按人口征税。一家若有两个成年儿子，必须分财分居，否则税收加倍，以促进生产，提高劳动力。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 商君列传》

王莽：缺乏方法的理想主义者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后来毒死了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则称假皇帝和摄皇帝。8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统治期间进行改制，企图缓和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结果事与愿违。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

　　传统史学讲求正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莽算是恶人，因为他篡了位。虽然我并不谅解王莽的行为，但我要替他做个小小翻案。

　　王莽出生的时代，帝国制度还没有定型为传统。汉朝代替了秦朝，大家就说朝代是轮流做的。改朝换代，没有一个姓氏能永远治理天下，哪一个朝代做不好，就由另外一个朝代取代，颇有政党轮替的味道。而且还排好金木水火土的顺序，所以当时辩论的是，汉是土德还是水德，以此解释汉朝到底有没有资格代替秦朝。秦朝已经说了自己是水德，如果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是土德，土克水嘛；要是不承认秦朝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直接继承周朝，当是水德。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看重哪个朝代是五行中的哪一项?因为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维持下去——汉朝一开头就有阴阳五行思想的辩论。

　　第二个辩论则是，一个王朝的统治要有一定的条件，如果做不好就要换，但政权并不是通过选举来更替，而是视天命之所归。天命是什么呢?说是老天爷要不要换皇帝，如何换，老天爷自会降下许多祥瑞或灾异。地震、日食等各种灾异不断，都是皇帝做得不好的警讯。

　　其实天灾常常有的，但儒生以“天人感应”这类说法来指责皇帝。儒生的目的就是警告皇帝，免得皇帝常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汉朝的儒生搞出这套哲学，意即天命是会变的，天命变了就要换新朝代来治理天下。这样的说法说了一百年，后来连汉武帝都相信，每隔四年就换一个年号，代表重新开始，是一个新的朝代。

　　汉朝当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确实觉得皇帝该要换了，如“汉历中衰，当更受命”这样的说法层出不穷，王莽就加以利用，而新的皇朝叫“新”。所以改朝换代的理念，王莽是一本正经相信的。他是汉朝那些外戚中难得的有学问的人。当时中国有所国立大学叫做“太学”，是世界最早的国立大学，王莽正是太学学生。而王莽能得到地位，是因为皇太后是王家的女儿，他是皇太后的侄子，皇亲贵戚，地位优越。

　　起初，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大家都称赞他有学问、有礼貌，思虑也很周密，所以后来有句诗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就是说，当时如果他在谦恭下士时死掉，大家会说他是好人一个，但等到他篡了位，就变成大坏人了。可见，要评断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他篡汉称帝之后，当政颁布的政策大半都是错的，虽然所实行的政策中有一部分其实是有道理的，例如解放奴隶。汉朝有奴隶，凡是犯了罪的人，就充公做官奴，私人也可以买卖奴隶。不过奴隶不是主要的生产力量，因为当时并不是奴隶社会。王莽说改奴隶为国家次等的公民，等到这些人做了若干年的次等公民之后，就可以变回正常的公民。

　　他也不许有过大的商业利益，做生意不许囤积居奇、不许敲诈——自然资源属于国家，不属于任何个人。树林、水产、盐，这些都属于国家的资源，这些天然的东西不许任何人垄断，是全国人民一起共有的。这些制度不完全是今日社会主义或社会福利，但至少就当时的环境而言，其用意在求取某种程度的公平。

　　王莽是书呆子，他认为任何事情只要名字改了，实质也就跟着更改了。他把钱币、官制都改换，甚至连邻近的匈奴、日本的国王都叫他们改称号。他说天下所有的田地都是王田，就把田地改名为王田，就有不许私人垄断的意思。

　　胡适因此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相信自己的确有上天的恩赐，有特别的责任，也有特别的权力：责任就是改革天下，权力就是做皇帝。当时改革也有特别的契机：汉朝时没有人觉得某个王朝应该永远存在，当政者腐败，就应该有新的王朝起来。

　　他秉持着这样的信仰；而他的书读得很多，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同时必须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但他的失败则来自他以为发个命令出去，事情就做到了，名字改一改，就以为实质也改了——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最好笑的是,绿林军打到长安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有天命保护着，不必在乎，自己做了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以为有北斗七星保护着他，就高枕无忧了。

　　改革者不能局限在理论里头。商鞅太实际，王莽则太理论。

　　王莽改制

　　8年，王莽代汉称帝，进行复古改制：

　　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宣称一家不满八个男子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的，余田要分给亲族邻里，无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规定分配，企图实现古代的井田制；并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屡次改变币制和官制，恢复古代的五等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