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执政理念和官箴文化研究

马小红教授介绍：今天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我们碰到很多难题，法官所想和普通民众、当事人所想不一样，法官思维可能和社会有一定脱节，和传统有一定脱节。传统执政理念与官箴文化研究对于我们补上这一课大有助益。如果法官群体和普通民众有一个换位思考，如果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难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中国传统法文化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已经无影无踪，诸多现实问题，都可以和传统相联系。

讲座部分

我要真诚地感谢曾宪义教授的热情邀请，也要感谢马小红教授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款待。中国政法大学和人民大学渊源颇深，政法的老教授们原由北大法律系、政治系，原清华政治系，原燕京政治系，原辅仁社会系抽调，人民大学也向我校贡献了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力量，兄弟学校之说不为过。我此行主要就是想和大家作个交流，提个意见。我讲座的主题是《传统执政理念和官箴文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黄山书社出版了我主持编纂的《官箴书集成》，算是做了初步的资料准备工作，以此为契机，申报了教育部立项课题。之后，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最近，也就是在2009年1月人大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几位老师的近作《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

今天的讲座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我想介绍何为传统执政理念。在我过往的读书治学中，我发现古代先贤对于传统执政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对现代不无启示。《尚书·大禹谟》载“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德政追求者为何？即兼顾统治者利益之时，要承担起养民的责任。此种精神，绵亘中国历代。“为国之要，首在养民”，区分德政和暴政的落脚点在于是不是养民，德政是要养民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获取民心是长治久安之要，只有获取民心才有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民众支持又是获取民心的前提。回想数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大胆放手农民自主创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农产品和副食品就充盈市场。不过，这和我国封建时代略有不同，前者着眼于为人民服务，后者萌发于一家一姓的天下。离开富民，执政者就会丧失威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学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要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坚持“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理念。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民本主义的升华。大禹讲为官者要利用，《尚书·大禹谟》载“火、水、金、木、土、碾，惟修”，火水金木土是自然资源，即生产资料，碾是生产工具，本句是指人们要充分利用各种生产工具来开发自然资源，通晓六个方面才能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大禹讲为官者要正德，以此带动社会的百姓来正德，以后到西周时这种精神上升到治国的高度——明德慎罚；大禹讲为官者要厚生，时至今日，日本还有厚生省，相当于我国的卫生部和社会保障部。厚生，主要要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礼记载“老幼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建设和谐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的目标不能自外。正德厚生利用的美好愿景如何转化为实际的群众自觉自愿行动，需要“九叙惟歌”。歌者，歌谣矣，通俗易懂，易于流播，不良之人得警诫，违法之人受惩罚。歌谣作为官箴文化的一种传播形式，在各代屡见不鲜，如清河南总督尹会一作《抚豫条教》，内中记有“要耕田，莫偷闲，人勤粪大乐丰年。要吃饭，防天旱，凿井开渠早打算。要满收，通水沟，水来即去涝何愁。要得富，多栽树，本钱不费利无数。要实惠，养畜类，鸡鸭猪羊都好喂。要如意，行善事，忍耐公平真吉利”。中共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经验和积累。方志敏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过程中一直传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在陕甘宁边区演变成了同学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后，《站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亦是如此，用歌谣来告诉民众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文化水平还不高，急切需要一种喜闻乐见的转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的手段。预防犯罪需要以德正官，我认为，四维八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四维者，礼义廉耻也，八德者，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倘使为官之人都懂得四维八德，久而久之，官员群体就会产生道德自律感。商代伊尹为稳定政局，警示官吏，从依法制吏角度出发作《官刑》。《尚书·伊训》言“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常舞则荒淫，酣歌则废德，又巫以歌舞事神，是故时曰为巫风；昧求财货美色，常游戏畋猎，货色人所贪欲，是故时曰为淫风；狎侮圣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规，疏远耆年有德，亲比顽愚幼童，爱恶憎善，搅动国本，是故时曰为乱风。此三风十恶，若有一沾染于身，卿士家必丧，邦君国必亡。这番言语，想必对我们都不陌生。现代社会贪图美色，歌舞升平的症候，三千多年的老祖宗就以“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有所警诫了。

    我国古代的传统执政理念介绍完之后，我们来认识一下传统执政理念和官箴文化的关系。官箴文化缘何而起？刚步出初民时代的夏商国人崇尚鬼神，伴随着社会的逐步成熟，执政理念在西周时为之一变，“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徳是辅”。西周代表民众，带领民众伐纣，是有德的表现。西周拓宽了德的内涵，发展了德的理念，最早产生了官箴书。据《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任大史一职时，从国家长远计，命百官对可以警示国君和群臣的名言加意收集，而成《虞箴》，这是已知最早的官箴书。作为文臣，最高的目标就是“文死谏”，劝谏国君不要胡作非为，要施惠于百姓。后世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官箴对于皇权的约束作用渐小，主要转移到对官吏行为的约束上。《后汉书》载扬雄作州箴，魏晋隋唐损益变化，至明清时达到顶峰，概言之，官箴书萌发于周，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只不过，官箴书现今存世较少，已出版的《官箴书集成》汇编的资料始于武则天的《臣轨》。

言毕官箴文化的渊源，接下来我们讲官箴文化的内涵，我将之归纳为“为政之道”和“为政之德”两个部分。为政之道和为政之德两相结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文化，它有特定的服务对象——从政者。为政之道，是为官要遵循的基本规律，为官者要正身，要公道，要忠诚，要诚信，要中和。孔夫子有言，政者，正也。执政者，要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举例言之，清代律学家、著名幕僚汪辉祖出身官宦之家，考取功名前，其父和他有一次长谈。其父问他读书所为者何，汪辉祖答曰求官。其父认为儿子的说法大谬，若孜孜以求官职，甚至不择手段，未必成事，不成者，欲做一布衣而不得，大义丧尽，牵连妻子。而欲为一好人，即使不为官，不失为一好人。自古得失有数，最关键是做人，不因小利而丧失大义。做人和做官，其理一也，为好人方能为好官，方能善始善终。孟子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四者，修身最为要，官员不正身，权力越大，问题越大。公道之意，可见《贞观政要卷五·第十六》所记，魏征谏议“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 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如果我的判决没有参杂以权谋私，对于百姓厌恶的现象，刑罚倚重，民众也不会认为我暴虐；如果我的判决怜悯弱小，刑罚倚轻，民众也不会认为我偏离法律。“我之所重，百姓所恶也；我之所轻，百姓所悯也”，长此以往，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奸邪可以尽除。至于忠诚，在古代中国有一个流变历程。我个人的意见是初指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君和忠于民族、忠于国家是同一的。君王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人民就该揭竿而起，予与汝皆亡。至董仲舒创“三纲五常”学说，强调对君王的愚忠，实际是背离了先贤的本意，毒害了后人。汪精卫投敌卖国，陈水扁去中国化，乃最大汉奸。为政之道涉及诚信，国家不重诺，无以立国，民众不重诺，假酒、三聚氰胺等诸多丑陋自不待言。中和在为政之道中不可缺漏，“中”实乃中国哲学之最高境界，成乎“中”，臻于和谐平衡之化境，法律视域，为“恩威并施，宽猛相济”。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要讲科学发展观，尽管立场、方法和古代中国不同，本质却是相契合的。第二大类“为政之德”，讲的是官员要清廉，要审慎，要勤勉，要不党，要知耻。以上五点，各有解释：南宋著名政论家吕本中一生为官三原则“清廉、慎言、勤勉”置清廉为首，他认为，清廉是为官之本，不仅可以远耻辱，还可在过失之时，上得以知之，下得以原之；官员审言慎行，一可立威，二可防止“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社会成本产生；为官者勤勉是个法宝，勤能补拙矣；为官者要杜绝朋党，党内无党，不要和奸人结党营私；知耻，四维八德中特意将之突出于此，官需知耻，学会警醒自己。如果文过饰非，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

讲座的第三部分，我想结合清代官箴文化建设和实践活动来谈谈官箴文化的实践意义。有清一代，官箴文化建设自顺康时始，《清史稿·循吏传》记录的为官声望颇隆、深受百姓爱戴官员共计350余位，而顺康至乾隆前期约占三分之一，这和清前期皇帝十分重视官箴文化建设密不可分。以康熙时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为例，他本为顺治九年进士，外放到广西罗城县做县令。话说罗城，穷山恶水之地，于成龙赴任之时，城墙都被暴民扒走。于县令不搞表面花团锦簇，力劝百姓耕桑，亲自前往各山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感化土匪下山从事生产。四年光景，罗城焕然一新。自此，于成龙政声远播，身居九重的康熙有所耳闻，遂调任其至高邮州任州长。州长任上，黄河泛滥，于成龙和乡民一道兴修水坝，疏浚河道，政绩斐然。后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即清最高司法监督官僚。就是这样一位高官，死时家徒四壁，无钱以下葬，无钱以立碑，还是其曾经的治下百姓凑钱将他安葬，据清史稿载，家中仅剩二胡一把和破衣裳几件。清史稿中记述官箴之风一直延续到雍正、乾隆前期，整个官场还比较清正，乾隆之后，“政以贿成，蠹国误民，乱萌以作”，而同光年间，尽管还有一些大臣仍能持正，也呈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之势，“廉政之风渺而不可见”矣。

 最后，我认为，官箴文化对现世生活不是没有借鉴意义的。一是警示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形成特权阶层，宋太宗惩贪，曰“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诚哉斯言！河南省内乡县一个县衙三进院的中院高悬的就是这十六字的匾额。二是启示性，明嘉靖年间有这样一段官箴，至今作者不详，“吏不畏吾言，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至今读来，依然发人省思。三是自律性，武则天在《臣轨》中说，人要清醒，要清心寡欲，不可得者，苦费心机得不到，不该想者，费尽心思也枉然。一颗平常心，时常自律严，才是保证名节的关键。

  我的讲座结束了，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邓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