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 之二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农民为反对封建剥削者与封建压迫者，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改变而进行革命战争，是史不绝书的。在这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是与在它以前的农民战争相同的。但是，太平天国起义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危险敌人。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如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那样担负起反封建的任务之外，而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光荣。还要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任务。

    太平天国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当中，颁布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根据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去进行革命。

    太平天国反封建是先以反满的姿态出现的，辛开元年和壬子二年间颁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道伐暴救民的起义檄文，便是以反满为号召的。历史上向来是这样：「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郡众的态度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一]。到了建都天京，就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从反满的民族革命大步跃进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一]。

    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根据新的原则，从新平分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揭示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前景。太平天国在宣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到了形势紧迫的地步，无法解决，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暂时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国对凡被称「妖」的官僚和反抗革命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等的田产，一概没收。而在暂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是准许收租的，但有敢格规定，必须先让田登记（即报明田数、墟名、花户存案），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必须受限制，必须重新评定。金田起义，追求平等、平均二千年的中国农民起来了，他们当太平军前来解放的时候，就把地主的田契、收租簿、借卷，官府的粮册等等都烧光，不肯再受地主阶级剥削，向地主交租了。地主明知领凭后还是收不得租的，却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这是一般情况，只有在蜕化变质分子、投降的清朝将弁和钻入革命阵营的恶霸匪帮盘距的地方，地主才能收租。太平天国根据这个革命形势，掌握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先采取「着佃交粮」政策，向农民收粮。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措施，以保護农民对耕种的土地所有权，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天朝田亩的颁布和根据它的精神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效果，渗透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鼓舞了千千万万农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热情，在革命斗争中成为无限力量的源泉。因此，当太平军没有到来之前，农民们企望太平军来解放他们，都「有奚为我后之谈」[一]。闻太平军要来了，他们就欢天喜地踊跃起来响应[二]。到太平军来了，「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了解倒悬」[三]，给农民们解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他们有衣有食，感受到革命所给予的幸福，「之死靡他」，效忠於太平天国[一]。太平天国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个广大农民拥护革命、参加革命的事实上。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圣库制度是从金田起义时就实行的。当时处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农民，看见太平天国施行这个「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制度，就都踊跃地奔集到义旗下来。到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总管全国公有财产，统筹军民生活。一切徵收缴获的金银钱粮，以及私人财产，商贾资本，都归圣库，不得个人私有。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也完全和官员士兵一样，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娃崽馆）、养老院（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当时外国人评论这一种制度为「共同生活的实现」[二]。有一个到天京访问的外国人，在他写的天京见闻录中也说：「人人一衣一食，统由公库供给。所有财物皆入公库」[三]。这是太平天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它体现了这场伟大农民革命的空前深入，表现了革命农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

    在废除私有财产的原则下，又实行过手工业国营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了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的现象，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的生产，其性质已近於手工工厂，比手工业提高一步。诸匠营和百工衙在天京实行，是同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这样有组织地集中生产，对各项手工业采取统一管理、经营的方式，在那时是富有创造性的设施。

    天朝天亩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制的基层政权。规定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乡官。军帅统五个师帅，师帅统五个旅帅，旅帅统五个卒长，卒长统四个两司马。两司马管二十五家，卒长管一百家，旅帅管五百家，师帅管二千五百家，军帅管一万二千五百家。连军帅至两司马官员六百五十六家在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弄法二，典钱款二，典入二，典出二，都是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而管二十五家的两司马，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相当於村。在这里，设国库一，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废疾也由国库供给养；设礼拜堂一，每日教育儿童和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乡官由推举产生，凡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这个制度是中国近代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对巩固革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妇女解放也有三项重要的规定：第一，是经济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第二，是社会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第三，废除封建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实行男女自主的婚姻。太平天国的妇女，在金田起义时，就编为女营，与男子并肓肩作战，「起义破关千百万，直到天京最英雄」[一]。他们「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二]。他们「勇健过於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三]。到天京后，他们当牌刀手（衝锋队），担任保卫天京的任务。守卫镇江的任务，大半也都由女军担当。癸好三年十一月，救扬州之役，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场恶战，步步为营，血战而前，直透重围，才把扬州全城军民救回天京，也调女军参加。太平天国女军，这样的勇敢无畏地走上战场，她们的英姿奋发，是曾经震动一世的。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颁布解放妇女缠足令。「一日万家缠足放」，扫除对中国妇女肢体将近千年的毒害，使被圈在深闺裹面的妇女得走向社会。当日天京妇女组织起来，有的做刺繡、织锦、收麦、割稻等生产工作，有的做运米、负煤等运输工作，有的做建造宫殿府衙的建筑工作，有的做开沟、濬濠、修筑营壘等军事工程。太平天国妇女，那样横刀怒马纵横战场，那样成千成万的行列参加各种生产，远远超过当时自夸为文明社会的欧、美妇女，即侵略者也不得不认为「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一]。太平天国对妇女所作出的这种业绩，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史绩之一。

    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六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上，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轮船、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奖励技术发明等等。太平天国要吸收「外邦技藝」，把中国建设成「兵强国富」，「为东洋之冠冕」，与西洋列强「并雄」。

     太平天国在文化战线上也展开战斗，在永安州时，就首先颁行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节气为造历原理的天历，在政治上否定封建皇朝的正朔，在科学上反对中国古来行使的阴阳混合历，并对今后世界历法改革上，具有现实的意义，表现了中国农民阶级敢於创造新生事物的志气。到建都天京时，又进行文体改革，提倡「纯以俗语」、「明白晓畅」的文体，「文以纪实」的文学，反对「古典之言」，浮文巧言的封建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方向，这也给后来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开了先河。

     在这里，还应该说说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对鬼神持怀疑态度。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关于鬼神的问题，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不鬼？」子路又问关于死后的问题，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二]？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三]。他认为迷信鬼神就是不智，就是愚。他生病，子路请祈祷，他问：「有诸？」子路答说：「有之。诔曰祷尔於上下神只。」他说：「丘之祷外矣」[四]，不肯。他积极地肯定人生，认为人应注意於现实生活，不应该注意於所谓「彼岸」。孔子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对中国后来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都起了很大的影响。洪物全熟读儒家书，洞悉中国历史，深知要创立上帝教，树立「独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权威，也就是要树立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就必须打倒孔子。早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他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就立即把书塾里的孔子牌位打倒。到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中旬，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就宣布孔子「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一]。在同进编的太平天日一书中，又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记洪秀全上天时，见天父上帝「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多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故事接着记述，上帝谴责孔子说：「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於朕乎？」天兄基督也谴责孔子说：「尔造也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尔纲案指洪秀全）亦被尔书教坏了！」多错的地方，就在於孔子不信鬼神（「致凡人不识朕」），就在於读书人都受了孔子的影响，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至圣」，而不是所谓「合真道」的地方（即洪秀全在幼学诗中所宣传的封建倫常道德）。洪秀全为什么要反孔，为什么要焚烧儒家书，太平天日已尼明白地宣布了出来。这个故事，最后记上帝审判孔子后，命天使捆绑他，鞭撻他。孔子跪下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撻，永不准他下凡。在当时，拜上帝会所宣传的上帝，正是争取解放的革命农民的化身。这个故事，宣传上帝对孔子的审判和鞭撻，就是革命农民对这种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地主阶段用来统治农民的精神武器的孔子学说，对这一座给封建统治奉为「至圣」的孔子偶像的批判和声讨，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起着动员群众参加革命、鼓舞革命斗志的巨大作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八月，克服湖南郴州，就焚烧孔庙，毁孔子木主，把庙中排列的孔子门徒「十哲」的牌位画都扫除。凡克服的地方，孔庙有像的捣毁像，立木主的捣毁木主，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至圣」踏在地下。孔庙有的改为军火貯藏所，有的改为马廐。南京孔庙改为宰夫衙（管理屠宰牲畜单位）。在急行军中经过的州县，则采取紧急措施，把烧孔庙与开监狱、毁衙门同时进行。除烧孔庙外，又焚烧儒家书。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尊孔读经，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以维持它的统治。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时，就鞭撻孔子像，把儒家书丢到粪坑里去，反革命分子咒诅洪秀全为秦始皇[一]。到建都天京后，立刻更采取严厉的措施，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反革命的书），「画行焚除」，「不准买卖藏读」。在法律上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搜到孔、孟书就焚烧。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记天京焚烧孔、孟书的情况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画日烧」[二]。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记道：「孔、孟於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尔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一]。太平天国掀起了一场群众性反孔大运动。正当天京反孔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东王杨秀清出来阻止。他假托天父下凡宣布：「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二]。洪秀全不处不服从，把焚烧儒家书改为删改。这些删改过的四书、五经於癸好三年间曾一度印过。但洪秀全深知儒家书与他的上帝教是牴触的，不论如何删改，都是改不了的，不愿给士子阅读，而他受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既没有能力对儒家书进行批判，更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学说取而代之，只好在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颁布的士阶级条例里作了「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的声明，以缓和士子的反抗。总之，洪秀全反孔的主观意图，本来是为的是要通过树立「独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权威，来树立他自己这个称为上帝之子下凡「作主救人」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并非为反封建起见。但是，其客观效果，却收到了直使曾国藩驚呼嚎叫：「举中国数千年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盖，此豈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年痛哭于九原」[一]的地步，把封建社会的「至圣」孔子这尊偶像打倒了。

    总之，太平天国革命，颁布了它的反封建的纲领，建立了它的新制度，施行了它的新政策，对「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二]进行了革命的扫盪，猛烈地击破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摇动了它的基础。太平天国所提出革命纲领、制度和思想，也成为后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

    太平天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曾明确地提出；世界各国之间应当「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分割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三]。这说明儘管由於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使太平天国领导者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还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但他们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互通有无等革命原则却是十分鲜明的。太平天国依据这些原则，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独立自主、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要挟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并以如不承认就要动起干戈相威胁。太平天国坚决拒绝接受外国侵略者强加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斥侵略者贩卖鸦片的罪行，并告诫他们不要帮助清政府，向他们庄严宣布对外政策：「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为禁」，「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一]。太平天国对於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艦，立即开炮射击，对於走私贸易的商船加以制裁。太平天国这一坚定的对外政策，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严的革命精神。

    在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的冬天，英国侵略者在清政府方面已经取得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预备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之前，还用利诱、威协的手段，要挟太平天国答应与它平分中国，帮助打倒清朝，否则采取行动。太平天国赫然震怒，立即进军上海，传檄外国侵略者，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捕火，自取灭亡」[二]！

    太平天国对外国的关系，是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太平天国一定要收复上海，而外国侵略者竟敢抗拒太平天国收复上海，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太平天国就丝毫不动摇地采取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场合所唯一可能而且必须采取的办法向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攻击。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反侵略的决策。

    在反侵略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受到了太平天国军队的重大打击。李秀成自述原稿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李鸿章报告清政府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敢出击贼」[一]。左宗棠复曾国藩信说：「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麕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面去之，真情毕露」[二]。当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把外国侵略者打得一败再败，以至於战则即败，不敢见仗，显示出中国人民无比坚强的反侵略的力量，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留辉煌的业绩。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就如此英勇无畏地担负起他们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在革命进行中，颁布了他们的纲领和政策，坚持着他们的纲领和政策，与中外敌人战斗到底。

 

 

    太平天国革命，从飞跃的胜利发展，变为衰败的辅捩点，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的天京事变。

    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队伍里面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农民领袖之间的内部矛盾，另一类是农民领袖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阶级異已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是属於农民的内部矛盾，而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矛盾，则是农民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地主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就是当时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革命内产中的反映。天京事变，就是这两类矛盾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面发展的结果。

    隐藏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面的阶级異分子的代表是韦昌辉。韦昌辉家是个暴发户，有钱无势，为强宗豪右所疾视，常受欺凌，被排於当地的地主集团之外，因而辅向革命投机，入拜上帝会，参加领导集团。他一面伪装对天王的忠爱和卑鄙齷齪的逢迎，使洪秀全认为他是「爱兄之心诚」[一]，而取得信任。一面伪装圣杨秀清绝对服从、战战兢兢的恐懼和奴才一般的谄媚，使杨秀清更加「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二]，解除了对他的戒备。他又利用石达开、秦日纲、陈承瑢对杨秀清的積怒，暗中结夥共同图谋杨秀清。韦昌辉就是这样用阴柔奸险的手段藏藏躲躲地进行他的勾当。他打算杀了杨秀清，夺取玉平天国政权。在天京事变前一年，曾国藩的情报机关就已经预料到这场变乱不外就爆发。

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要追溯到杨秀清在平在山假托天父下凡取得凌驾於洪秀全之上的时候。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建国采取军师负责制，擁戴洪秀全即天王位，为国家元首，臨朝不理政，封杨秀清为正军师，总理国务，实权由杨秀清执掌。但是，洪秀全的天王儘管徒存虚名，却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尊严。而杨秀清的正军师儘管执掌太平天国的实权，却还是臣，他朝见天王时，还要站在陛下，他所决定的政事，还要在形式上奏请天王取旨。这对於这个日益滋长着农民消极方面的狭隘性和私有性的缺点，而又受着封建思想深重影响的杨秀清说来，在建国初期，洪秀全的威信最高，他的威信未立，到建都天京以后情况不同了，他的威信日益上升，掩盖了洪秀全，他就不再肯居於洪秀生之下了，同时，又压不住对君主宝座的覬覦的欲望，最终便爆发了篡夺君位的斗争。由於杨秀清要篡夺君主宝座，他利用天父降托的权力，挟制了和打击了天王。他对领导核心除豫王胡以晄长期带兵出征不在天京外，所有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三个都打击遍了，他又把主持朝政的重要人物与国侯陈承瑢、衙国侯黄玉崑也都打击了。在杨秀清这种夺横霸道、唯我独尊的情况下，农民内部矛盾就掩盖了阶级矛盾。而在韦昌辉的伪装下，不但是把杨、韦矛盾看作农民领袖之间的矛盾，并且，把他看作为效忠於天王。这样，韦昌辉才得进行他的阴谋鬼计，阶级矛盾才得掩蔽在农民内部矛盾之中，通过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而爆发。天京事变之所以错综、曲折、複雜，其原因就在於此。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在攻破威协天京安全驻扎在东门外孝陵卫的清朝江南大营取得大胜利后，杨秀清假托天下凡，强迫洪秀全答应他称万岁，天京事变的序幕揭开了。太平天国的政体虽然包涵有农民民主的一面，也保留有封建的另一面，承认了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一]。中国自东汉后，「万岁」为君主至尊专称，「无人臣称万岁之制」[二]。天王洪秀全称万岁为君，正军师杨秀清称九千岁为臣[一]。杨秀清以臣迫君称万岁，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再从太平天国的伦常道德来论，作为儿童教育读本的幼学诗上，就以「君道」与「臣道」来教育儿童。以杨秀清名义颁布的太平救世歌也同样以「出仕事君，……臣道须存」教人。在那部为宣扬杨秀清忠君而颁行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里，还特地把杨秀清向天王启奏说「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的话，向军民进行广泛的教育。农民对君权的观念，本来受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又再上太平天国的教育，军民群众自然是反对「君臣不别，东欲专尊」[二]的了。这正是太平天国全体臣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断不可混淆，正是他们共同的伦常道德。至於从洪秀全自己来说吧，他虽然在教养的解释上，有杨秀清和他「俱是良民之主」的说法，但在君位上，他却宣称他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三]。他於金田起义后两个多月，辛开元年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建国，即天王位那天，就同时照君主制，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作为他的君位承继人。他曾经用宗教的说法向外国人宣布他立幼主的目的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统书」[一]，要他一家「父子公孙坐天朝」[二]，一统江山万万年，他对杨秀清称万岁，断不是甘心情愿的。因此，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发展到主个地步，已经到了尖锐的顶点。但是，洪秀全为着革命前途打算，还再加忍让，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

    杨秀清这一种违背太平天国政体触犯群怒的篡夺行为，却正是反革命分子革韦昌辉求之不行的好机会。於是他去怂涌天王洪秀全下诏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肯。他又与石达开密议杀杨秀清。阴还未得逞，他和石达开都给杨秀清派遣出征。

    到七月，当时被杨秀清引为心腹的佐天侯（由兴国侯改封）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要杀他而夺其位。洪秀全急下诏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归诛杨秀清。

    韦昌辉比石达开离天京近，先接诏，赶急带兵归，与秦日纲会合，在陈承瑢接应下，乘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於是掩蔽的阶级矛盾就通过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而爆发了。

    韦昌辉既杀杨秀清，就逞出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兽性，用诡计屠杀东王府所属部队，夺取大权。於是肆行大规模的屠杀，向革命疯狂进功，要把革命政权颠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开一场生死的决战。石达开闻变，从武昌赶回京，要止乱。他当面斥责韦昌辉。韦昌辉又要杀他。石达开弔城走到安庆，起兵靖难。京外军民都声讨韦昌辉。在石达开的军队还没有回到天京的时候，韦昌辉和他的党羽，已经给天京军民诛灭了。

    这一场天京事变，总计被韦昌辉屠杀太平天国革命骨干两万多人。这对太平天国革命是何等惨重损失！而变乱并不是到此为止。在诛韦昌辉之后，全朝公举石达开提理政务。洪秀全却迫走石达开。研达开又把太平天国的精兵良将都还走。祸乱迭出，此祸未已，彼祸又起，於是把刚遭反革命大乱的太平天国陷於万却不返的境地。早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的时候，美国公使麥莲（Robert.M.Mclane)到天京采访，他有一个随员分析汰平天国各方面的情况，曾作过判断说：「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甚么东西可以阻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1]。侵略者所谓「内讧」，就是希望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就是希望潜藏在太平天国革命内部的地主阶级势力爆发颠覆活动，从内部攻破坚堡。两年之後，侵略者所企望的天京事变爆发了，其结果，竟阻止了太平天国的胜利，毁灭了太平天国。

     首先是军事形势急剧逆转。在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是进攻敌人的。到天京事变後，敌人从东西两线分投反扑。西线湘军攻陷了武昌、汉阳，进犯九江。东线江南大营从丹阳一路反扑，再围天京。太平天国被迫从战略进攻转而为战略防御。後来虽在打通天京北岸交通和保卫庐州，取得浦口和三河两役的大胜利，庚申十年春，在解天京围之役，打垮了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克复苏南和浙江嘉兴，但辛酉十一年春，会师武、汉，力争长江上游，保卫安庆之役却失败了。安庆既陷，天京屏蔽尽失，天京遂不可守。太平天国自从天京事变後，在军事上，始终没有改变过防御的形势。

    同时，在政治上开始逆转，洪秀全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从包含有农民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局，转变而为天王专制独裁的政局。

    总之，天京事变，把太平天国划分为前後两个不同的时期。天京事变前，在决策上，用[1]据简又文译天京见闻录（轶名通讯），见大风半月刊第九十一期，原载北华捷报一八五四年六月廿四日第二0四号。

    兵上不是没有犯大错误的，如建都天京，孤军北伐等都是大错大误。但由於政治发扬了农民民主，「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权力高度集中，从而取得革命始终飞跃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到天京事变以後就不同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大纲紊乱，人心离散的後果，使政治从权力高度集中变为事权不一，军事从进攻转为防御。所以这一场天京事变，是太平一国兴亡的转捩点，是太平天国的致命伤，从此以後，太平天国就从兴隆昌盛转向衰败，以迄於灭亡。

 

 

    太平天国没有天京事变，清朝就不可能反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者也不敢触犯它。中外反革命联合起来向太平天国进攻，那是经过天京事变走下坡路之後的事。

    在革命的扫荡中，清朝常备军绿营已经腐朽不可用，八旗更不消说了。原有的当权人物，从皇帝起以至军机大臣、大学士、驻防将军、各省总督、巡抚等，都不能成为反农民革命的团结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曾国藩在清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出生於湖南湘乡县荷塘都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0年）散馆，授职检讨。他要封当时封建统治因循怠玩的政治振作一番，从散馆後第二年起，就以朱子全书做日课，向朱熹学习。他继承孔子提出的「礼」，要「兴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一]。他尽力叫嚣董仲舒宣传的「三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二]。他是从孔子、董仲舒、朱熹一脉相传下来的门徒，汇集了他的先师们的反革命技俩，成为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所以道光帝旻宁看中了他，从翰要院散馆，不过九年，就七迁升到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一身而兼中央六部的几个要职。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因母死在家乡守制，接到清廷任命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的命令。他覆奏清廷说，办团练要捐集练费，是一件滋扰的事，而绿营见敌就溃逃，现在急务，只有改弦更张，另建新军。於是他就在湖南编练了一支反革命军队，叫做湘军。

    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组织他的军队。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营为单位，士兵由营官自己招收，饷由营官发给。营官在营一天，这一营就存在一天，营官战死或不干了，这一营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营官，整个湘军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死党。曾国藩又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串到营制里去[一]。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训，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二]。他把训又分为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於首要[三]。他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四]。把礼教放在法、令之上，用一副无形的镣铐套在兵士的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新武力，而追溯中国近代军伐的形成，便是从这个反革命军队起源的。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带领湘军水陆师自衡阳出发，他散发一篇反革命檄文，首先捏造什么「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接着，狂叫由於革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还叫嚣会么「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对之木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一]。他惊呼嚎叫会么「名教之奇变」来唤起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地方观念和神佛信仰欺骗长江流域群众和落後农民，鼓动他们起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三月，兴太平军在湘潭发生遭遇战，打败太平军，六月，攻占岳州，九月，攻占武昌、汉阳，从此兴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展开激烈的战斗。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担负起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任务。但当时清朝皇帝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是有矛盾的。当曾国藩攻陷武昌的奏报到北京，咸丰帝奕詝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汉军机祁■藻献媚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奕詝被他提醒，默然变色，从此坚守惯例，不敢重用曾国藩[二]，专指望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皇朝。到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0年）四月，江北大营早已经屡次被打垮，这时候，江南大营又全部被粉碎，奕詝不得已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授以重任。到奕詝死後，那拉氏（西太后）执政，更进一步重用曾国藩，任命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即制。於是在太平天国政权所在地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以及双方争夺的地区江西，曾国藩负起了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全部责任，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春，曾国藩又命令门生李鸿章回合肥招募，仿照湘军营制编成另一枝反革命军队，叫做淮军。淮军编成後，曾国藩派去救上海，实行和资本主义外国军队的直接合作。

    清朝政府通过湘军、淮军而团结了中小地主的势力，并通过他们建立了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密切合作。

    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後，当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反对强加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是一个比它们「一向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是它们要想在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但是，它们看到了太平天国蓬蓬勃勃的革命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而当时对清政府的勾结又还没有成熟，因此，便一面宣布虚伪的「中立」，一面暗中把成千成万门的洋铁炮，源源接济清政府，装备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对抗太平天国。

    到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外国侵略者所渴望的唯一可以阻止太平天国胜利的天京事变不幸爆发了，太平天国开始走向下坡路。於是英、法两国就向清政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占广州，并由大沽进兵天津、北京，逼使清政府於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五月，签订天津条约，於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年）秋天，再签订北京条约，批准天津条约。从此英、法、美抛掉所谓「中立」的假面具，公开和清政府联合进攻太平天国。

    资本主义侵略国家和清政府之所以双方都感到有合作的必要是因为：前者必须在消灭太平天国後，才能确实得到清政府所给予它们的一切权益，後者则已看清楚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并不致损害自己的统治地位，比较起来，最可怕的还是农民革命。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太平天国给它们的联合进攻以迎头痛击，不屈不挠，一直英勇战斗到底，表现了伟大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