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之六十六

第79节 社会联合的概念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正义即公平观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但正义的两个原则为评价现存体制以及这些体制所产生的欲望和向往提供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这些标准提供了一种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而无需求助于至善主义的社会观或有机社会观的独立标准（第41节）。但问题仍然是，契约论是否是理解社团价值和选择实现这些价值的社会安排的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构。正当与善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是否实现了社团的善，作这样的推测是很自然的。我打算在这一节和下面紧接着的三节中讨论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原始状态的条件之一是，各方知道他们受到正义环境的支配。他们假定，每个人都有他关于自己的善的观念，他根据这种观念坚持他对其他人提出的要求。这样，虽然他们把社会看作是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但是这种事业不但以利益的一致而且还以利益的冲突为其特有的标志、不过，对这些假定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正义理论所持有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根据最不充分的假定来得到令人满意的原则。这个理论的前提应该是每个人或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同意的一些简单而合理的条件，而且对于这些条件也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哲学论据。与此同时，这些原则能够将一种可以接受的次序引入其中的初始要求的冲突越大，这个理论就可能越全面。因此，可以认为，利益的深刻对立是存在的。

　　对这些假定的另一种思考方法，是把它们看作是描述了某种社会秩序，或描述了实际上已得到实现的基本结构的某个方面。这样，我们就被引向了个人社会这个概念。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这个社会所包括的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都有其一己的个人目的，这些目的或彼此竞争，或各自独立，但无论如何不是互补的。其次，体制本身并不被认为具有任何价值，参加体制的活动也不被看作是一种善，而只被看作是一种负担。因此，每个人把社会安排仅仅看作是实现他的个人目的的一种手段。谁都不去考虑别人的善或为别人所占有的东西；相反，每个人都选择了可以使他得到最大一份资产的最有效的安排（更正式地说，一个人的功利函数的唯一变量就是他所占有的商品和资产，而不是别人所占有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的功利水平）。

　　我们还可以假定，利益的实际分配主要决定于现有情况所产生的权力平衡和关键地位。不过，这种分配当然也有可能十分公平，并符合相互关系的要求。由于运气好，这个地位说不定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公共善主要包括由国家掌握的那些手段和条件，每个人都可以把它们作为可能得到的手段，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像在公路上旅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地一样。竞争性市场的理论就是对这种社会的典型说明。由于这个社会的成员不是受正义地去行动这种欲望驱使的，所以即使存在正义而有效的安排，通常也需要利用制裁手段来维持它们的稳定性。因此，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结合，是稳定适用于人的体制手段的结果，而这些人即使不是互相敌视的力量，也是互相漠不关心的力量。把个人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不是认为社会的基本安排是正义而可靠的这种普遍信念，而是每个人或相当多的人维持这种安排的打算，即认为任何切实可行的改变都会减少他们用以追求他们个人目标的现有手段的普遍信念。

　　人们有时会说，契约论必然认为，个人社会是理想的社会，至少在利益的分配符合某种适当的相互关系标准时是这样。但情况并非如此，井然有序的社会这个概念证明了这一点。我刚才说过，对原始状态的概念还有另一种解释。对好即合理这一概念以及对人的社会性的说明，也需要一种不同的观点。不过，决不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无关紧要的。人的社会性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是人类生活之必需，也不仅仅意味着人们通过在某个社团里生活而获得了需要和利益，这些需要和利益促使他们按照他们的体制所允许和赞成的某些具体方式，为相互利益而共同努力。体现人的社会性的，也不是所谓社会生活就是我们发展语言和思维能力以及参加共同的社会和文化活动能力的一个条件这种老生常谈。毫无疑问，甚至我们用来说明我们的计划和情况，以及表示我们的个人要求和目标的那些概念，它们的先决条件常常不但是作为长期传统的集体努力的结果的某种信仰和思想体系，而且是某种社会背景。这些事实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用这些事实来说明我们的相互关系，那就是对人的社会性作出了无关紧要的解释，因为这些事实对于纯粹从功用出发来看待他们的关系的人是同样适用的。

　　可以通过与个人社会这个概念的对比，来充分了解人的社会性。例如，人们实际上都有共同的最终目标，同时，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共同体制和活动本身都是好的。由于在约定的生活方式中需要伙伴，所以我们彼此都需要把对方当作伙伴，而别人的成就和欢乐对我们自己的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和弥足称道的东西。这些问题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仍需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说明好即合理这个概念时，我们曾经得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即合理的生活计划一般至少为一个人的某些能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亚里士多德原则也指明了这个方向。然而，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去做他可以做的一切；更不必说去做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一切了。每个人的潜力大于他能够希望实现的潜力。这些潜力远远达不到一般人的平均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他希望发展的那些能力和可能有的兴趣；他必须为它们的培养和运用制定计划，并有条不紊地为它们的实现在时间上作出安排。具有类似能力或辅助能力的不同的人，可以携手合作，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的相得益彰的本性。如果人们确实乐于运用自己的能力，他们就可能会对别人的才艺表示赞赏，尤其是当他们的各自优点在一种人人都能接受其目标的生活方式中占有得到一致同意的地位时是这样。

　　因此，我们可以像洪堡那样说，正是通过以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潜力为基础的社会联合，每个人才能在别人获得的自然资产的总额中分享到一份。于是，我们就被引向了人类社会的概念，这个社会的成员欣赏彼此由自由体制诱发出来的优点和个性，他们认识到，每个人的善是全部活动的一个成分，而这个活动的整个安排是得到一致赞成的，而且是给所有人带来快乐的。这个社会也可以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因而对社会历史上世世代代的共同贡献也可以作同样的设想。我们的先辈完成了某些事，然后就由我们来接着干；他们的成就影响着我们的努力方向，并为了解我们的目标规定了一个更广泛的基础。说人是历史的人，就是说生活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的能力的实现，都利用了长期间许多世代（甚至许多社会）的合作。这也就是说，如果用社会传统来解释，这种合作无论何时都是得到对过去成就的认识的指导的。和人类不同，每一个动物能够去做而且确实去做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做的事，或做了与它同类的、生活在同一时间的任何其他动物可以或能够去做的事。一般说来，同一类中某一个体已实现的能力所达到的范围，实际上并不小于与它类似的其他个体的潜力。显著的例外是性别的差异。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有对异性的需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两性之间的吸引力会成为最明显的例子。但是，这种吸引力所采取的形式可能只是纯粹功用性的，每一方都把对方看作是给自己以快乐或传种接代的工具。除非这种依恋关系融合了爱和友谊的成份，否则它就不会显示出社会联合的特征。

　　不过，许多生活方式都具有社会联合的特征，都有为它们所珍视的最终目标和共同活动。科学和艺术提供了俯拾即是的例子。家庭、朋友和其他团体也同样是社会联合。不过，考虑一下比赛这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自有其有益之处。这里，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出四种目标：比赛规则所规定的比赛目标，如在大多数赛跑中获胜；选手在比赛中的各种动机，如选手从比赛中寻求兴奋，进行锻炼的欲望，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因人而异；比赛所达到的社会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是无意识的。是选手不知道的，甚至是社会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这是要由善于思考的观察家去弄清楚的问题；以及最后所有选手的共同目标，即应该搞好比赛的欲望。只有比赛是按照规则公正地进行的，只有比赛各方或多或少是势均力敌的，同时只有所有选手都觉得他们的比赛成绩很好，这种共同的目标才能实现。但是，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每个人就都从上述行动中得到了乐趣和满足。一场精彩的比赛就好比一项集体的成就，它需要所有人的合作。

　　但是，社会联合的共同目标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对同一个具体行动的共同欲望。格兰特和李想要占领里士满的欲望是相同的，但这种欲望并不能在他们之间产生共同性。人们一般都需要得到同样的东西，如自由权和机会，住房和食物，但这种需要可能使他们发生争吵。人们的利益是由正义原则决定的，因此，人们是否具有共同的目标，决定于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倾向于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更详细的特征。人们大概有一种协商一致的行动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每个人的优点和乐趣对所有人的善都是一种补充。这样，在他们共同执行一项人人都能接受的计划时，每个人就从别人的行动中得到了乐趣。尽管许多比赛都有其竞争的一面，但它们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目标：如果要使每个人的热情和乐趣不致低落，进行一场精彩而公正的比赛的普遍欲望一定会有调节作用，而且是有效的。

　　对到处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以及各种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当然基本上也可以这样来看。人们互相学习和珍视彼此的不同贡献，从而逐步建立起知识和信仰的体系；他们设计出了公认的办事技巧，并详细说明了感觉和表现的类型。在这些情况下，共同的目标是由各自的艺术、科学或宗教传统规定的，因而常常显得奥妙而复杂；了解这种目标常常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和学习。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和把普遍承认每一个人的成就也考虑在内的促进这个目标的公认手段。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人人就都从同一件事中得到了满足；这一点以及个人善的互相补充的性质证实了这种共同关系。

　　然而，我不打算强调艺术和科学以及高级形态的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例子。同在评价相互的优点时抛弃至善原则而承认民主一样，从正义的观点看，这些例子也没有任何特殊的价值。事实上，用比赛做例子不但有其简明的优点，而且从某些方面看，也更为合适。它有助于表明，首要的问题是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联合，而从政治正义的角度看，我们不应按照价值来排定它们的次序。此外，这些联合的规模是不确定的，从家庭和朋友到大得多的团体，应有尽有。这些联合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为人们尽管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但仍然能为实现共性而合作。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大概都会包含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社会联合。

　　在作了这番开场白之后，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正义原则是同人的社会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基本概念只是说，一个（符合正义即公平观的）井然有序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联合。事实上，它是各种社会联合中的一种社会联合。它表明了这样两个特征：成功地实行正义的体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最终目标，同时这些体制形式本身也被认为是好的。让我们依次考虑一下这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正如比赛的选手都有要进行一场精彩而公正的比赛这个共同的目标一样，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成员也都有要按照正义原则所许可的方式，为实现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本性而通力合作的共同目标。这种集体意向是每个人都有某种有效的正义感的结果。每个公民希望人人（包括他自己）都能按照大家在某种平等的初始状态中可能一致同意的原则来办事。这种欲望是规定性的，是对道德原则的决定性条件所要求的；如果每个人都去正义地行动，那么所有的人就从上述行动中得到了满足。

　　对第二个特征的说明就比较复杂了，然而从上述情况来看还是相当清楚的。我们只需指出，一旦社会联合概念被应用于整个基本结构，就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社会的基本体制、正义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的主要部分的固有优点。因此，首先一点是康德的解释使我们能够说：每个人维护正义的行动是符合每个人的善的。人们都有一种表现自己作为自由而平等的道德的主体的本性的欲望，而如果他们按照他们在原始状态中可能承认的原则来办事，他们就能充分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所有的人都努力遵守这些原则，而且每个人都成功了，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他们作为道德的主体的本性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同时他们的个人和集体的善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但进一步来看，亚里士多德原则不但适用于人类的任何其他活动，而且也适用于体制形式。这样看来，正义的宪法秩序如果同日常生活中较小的社会联合结合起来，就能为这许多团体提供某种构架，并为所有人的最复杂、最多样的活动作出安排。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了解将要指导在许多世代实行的整个安排的基本原则，而所有的人也都有一种要在自己生活计划中遵守这些原则的确定意向。因此，每个人的计划都有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有的更丰富多采的结构；这个计划通过彼此都能接受的原则与别人的计划相适应。每个人的更带有个人性质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计划中的计划，这个主导的计划是在社会的公共体制中实现的。但是，这个较大计划并未确定一种主要的目标，如宗教联合的目标或显示文化的最大优点的目标，更不用说是增强国力和发扬国威的目标了，同这些目标相比，所有个人和团体的目标都是次要的。带有规定性的普遍意向不如说就是使宪法秩序去实现正义原则。如果亚里士多德原则是正确的，那么作为一种善，这种集体活动是必须经历的。

　　我们已经看到，道德上的优点就是人的优点，也就是人的属性。这些属性是人们可以向自己和相互合理要求的，它们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而得到赞赏的东西，或是在人们十分喜爱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东西（第66－67节）。显然，这些优点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也表现了出来。因此，亚里士多德原则的这个附带原则的意思是说，人们赞赏和喜爱彼此的这些属性，因为它们是在确认正义的体制时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正义的集体活动是人类兴旺发达的最好方式，因为在有利的条件下，人们通过维护这些公共安排来最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本性，并获得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最广泛的规定性的优点。与此同时，正义的体制也考虑并促进了团体内部纷繁多样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团体里，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更具体的目标。因此，正义的普遍实现正是社团的价值所在。

　　最后，我应该指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并不取消最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当然，这种分工的最坏方面能够克服：任何人都不需要卑躬屈膝地去依赖别人，被迫在窒息人的思想感情的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之间作出抉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工作，来适当表现他的本性的不同成分。但是，即使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也不能摆脱我们对别人的依赖，我们甚至不应希望去摆脱。在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里，人们都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去寻求自己的善，他们依靠他们的同伴不但去做他们本来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而且还去做他们本来就无法做到的事。以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充分实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些人可以成为人类的完美典范，这种设想自然诱人，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只是我们有可能成为的那种人的某些部分，这就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特征。我们必须指望别人去实现我们必定置而不用的或完全缺乏的那些优点。社会的集体活动，即那许多团体和管理它们的最大社团的公共生活，使我们的努力持续不断并作出贡献。然而，我们不再仅仅是不完整的部分：我们直接实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同我们确认其目标的一种更广泛的正义安排结合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共同文化中得到的善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贡献。消除分工不是靠每个人自身变得全面，而是靠所有人在愿意自由参加的社会联合中的一种正义的社会联合内作出自愿的有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