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之六
第八章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
文 / 孟德斯鸠
○第一节 本章的大意
各种政体的腐化几乎总是由原则的腐化开始的。
○第二节 民主政治原则的腐化
民主政治原则腐化的时候，人们不但丧失平等的精神，而且产生极端平等的精神，每个人都要同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他们的人平等。这时候，人民甚至不能容忍他们所委托给人的权力。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想自己去做，要替元老院审议问题，替官吏们执行职务，替法官们判决案件。
这样，共和国里就不再有品德了。人民要执行官吏的职务，官吏不再受尊重了。元老院的审议无足轻重了；对元老们毫不尊重，结果也不敬重老人了。对老年人如果不尊重，也必然不能孝敬父亲；无须再顺从丈夫，也无须再服从主人了。谁都喜欢这种放纵，指挥和服从给人们的拘束同样使人们感到厌烦。妻子、儿女、奴隶，对谁也不服从。不再有风纪，不再爱秩序，最后，也不再有品德了。
在色诺芬的《盛筵记》里，我们看到一段记载，极生动地描写一个共和国的人民怎样地滥用他们的平等。每一个客人轮流地叙述自己所以满足的理由。查米德斯说：“我满足，因为我贫穷。当过去我富裕的时候，我不能不阿谀那些告密者，因为我知道被他们陷害的机会多，而陷害他们的机会少。共和国经常向我要求新税，我老也不能走开。我现在已经贫穷，我倒获得了威权；没有人恐吓我，我倒可以恐吓别人。我要走开就走开，要呆着就呆着。有钱的人从他们的席位上站起来，并给我让路。我过去是奴隶，现在是君王。我过去要向共和国纳税，现在共和国要养活我。我再不用怕丢失什么，但希望获得什么。”
当人民所信托的人们为了要隐蔽自己的腐化，而企图腐化人民的时候，人民便陷入这种不幸之中。他们向人民只谈人民的伟大，来掩盖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地赞许人民的贪婪，来隐蔽他们自己的贪婪。
“腐化”将要在“腐化别人的人们”之中增长，也将在“已被腐化了的人们”之中增长。人民将要分享一切公共的钱财。他们办事懒惰，他们贫穷，又要奢侈享乐。但是他们既懒惰又奢侈，那就只有国库可以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了。
当我们看到选票可以卖钱的时候，不应当感到惊奇。要向人民进行博施，就得向人民勒索更多的东西；但是要从人民那里勒索东西，就得颠复国家。人民从他们的自由中所获得的东西越显得多，他们便越接近应该丧失自由的时候了。于是就形成了许多小暴君；这些小暴君具有单一的暴君所有的一切邪恶。人民残存着的一点自由，不久也成为不可容忍的东西；这时就产生了单一的暴君；人民便将丧失他们的一切，连腐化的好处也丧失了。
因此，民主政体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就是不平等的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不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贵族政治或一人执政的政体；极端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就象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是以征服而告结束一样。
诚然，那些腐化了希腊各个共和国的人们并没有都变成暴君。这是因为他们喜爱雄辩甚于喜爱武艺。不但如此，每一个希腊人，在他的心灵中，对那些颠复共和政体的人们都怀着深刻的憎恨。因为这个缘故，无政府状态便由恶化而走向毁灭，并没有变为暴政。
但是，西拉库赛位于许多小邦之中，这些小邦由寡头政治变为暴政；西拉库赛有一个元老院，但历史几乎极少提到它；西拉库赛经历了一般腐化的国家所罕见的苦难。这个城市，一直处在放肆或压迫之中。它的自由和它的奴役同样地给它痛楚。自由和奴役简直象暴风雨似的，交替地袭击着它。虽然它在外表上象是很有力量，但是一个最微小的国外的力量却经常能让它发生革命。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人民；残酷的命运只许它的人民就这两条道路之中选择一条，就是：产生一个暴君，或是自己当暴君。
○第三节 极端平等的精神
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象天和地一样。平等的真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有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
在原始时代，人一生出来就都真正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社会让人们失掉了平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平等。
一个管理得好的民主国家和一个管理得不好的民主国家是很有区别的；在前者，人们只在公民的身分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后者，人们还在官吏、元老、法官、父亲、丈夫、主人等各种身分上也都是平等的。
“品德”的自然位置就在“自由”的近旁，但是离开“极端自由”和“奴役”却都是同样地遥远。
○第四节 人民腐化的特殊原因
巨大的成功，尤其是人民有了巨大贡献的成功，将使人民骄傲自满，以至不可能再领导他们。他们嫉视官吏，进而变为对一切官职的嫉视；他们敌视执政的人，不久又变成了政治制度的敌人。就是这样，沙拉米斯海峡对波斯作战的胜利，腐化了雅典共和国，就是这样，雅典人的失败毁灭了西拉库赛共和国。
马赛共和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卑微过渡到强盛的巨大事件。所以这个和国老是明智地治理着自己，并保持了自己的原则。
○第五节 贵族政治原则的腐化
如果贵族们的权力变成了专横的话，贵族政治就腐化了。因为如果这样，无论是治者或被治者就不会再有任何品德可说了。
如果进行统治的各家族遵守法律的话，那就等于一个由好几个君主统治的君主国，并且是一个在性质上极为优良的君主国；差不多所有这些君主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这些家族不遵守法律的话，那就等于一个由许多暴君统治的专制国家。
在贵族不守法的场合，只在贵族关系上，只在贵族与贵族之间，才有共和国可说。国家对于治者来说是共和国，对于被治者来说则是专制国。这就形成了两种最不和谐的集体。
当贵族成为世袭的时候，贵族政治的腐化就已到了极点；在这时候贵族们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宽和可说。如果他们人数少的话，他们的权力就大些，但是他们的安全就少些。如果他们人数多的话，他们的权力便少些，他们的安全就大些。这样，当权力不断增加，安全便逐渐减少，一直到暴君出现的时候，无限的权力和极端的危险都集中于暴君一人的身上。
因此，在世袭贵族制的国家，贵族多的话，政治就不那么暴戾，但是由于品德较少，他们的精神便陷于无所思虑、懒惰和疏略，国家便将因此不再有力量与活力。
一个贵族政治的国家，如果它的法律能使贵族们感到指挥的危险和劳苦多于指挥的快乐的话；如果国家的处境，使它经常有所畏惧，虽无内忧，却有外患的话，那末贵族政治原则的力量就能维持下去。
君主国家需要有一定的自信，才能获得光荣与安全。反之，共和国却需要有所畏惧。对波斯人的畏惧使希腊的法律得到了维持。迦太基和罗马因互相畏惧而都成了强国。真是怪事！这些国家越安全，就越象死水一样，不能不腐败！
○第六节 君主政体原则的腐化
当人民夺去了元老院、官吏和法官的职权的时候，民主政治便归灭亡；当君主逐渐地剥夺了团体的或城市的特权的时候，君主政体也就腐败了。前一种情况导向“多人的专制主义”；后一种情况导向“一人的专制主义”。
一个中国的著者说：“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是：君主们不愿象古人一样，仅仅行使一般性的监督——这是一个元首所应当做的唯一事务——，而是事事都要自己直接管理。”在这里，这位中国的著者几乎把所有的君主国所以腐败的原因都告诉了我们。
当一个君主认为他应该改变而不应遵循事物的秩序，才更能表现他的权威的时候；当他剥夺某一些人的世袭职位，而武断地把这些职位赏赐给另一些人的时候；当他喜欢一时的意欲胜于他的意志的时候；君主政体就要毁灭了。
当一个君主事必躬亲，把全国的事集中在首都，把首都的事集中在朝廷，把朝廷的事集中在自己一身的时候，君主政体也就毁灭了。
最后，还有一种情形，君主政体也要毁灭，就是君主误解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和人民对他的爱戴；他不完全相信一个君主应该认为自己是处在安全之中，正如一个暴君应该认为自己是处在危险之中一样。
○第七节 续前
当头等的品爵只是头等奴役的标志的时候；当大人物丧失了人民的尊敬，成为专横权力的卑鄙工具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就已经腐化了。
当颁发的荣赏和荣誉的性质相矛盾的时候；当恶名和品爵可以同时放到一个人的身上去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更是腐化了。
当君主把公正变为严酷的时候；当君主象罗马的皇帝们一样，把梅都萨——希腊神话里的魔女——的头颅挂在胸前来恫吓人的时候；当他做出恐吓和可怖的神气，象康莫都斯让人刻在他的石象上的那种神气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此外，当特别卑鄙的人们从奴颜婢膝中获致显贵而引以为荣的时候；当他们认为对君主负有无限义务而对国家则不负任何义务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但是，如果君主的权力越大，他的安全便越少的话各时代的历史都证明是如此，那末，腐化这个权力，直到改变这个权力的性质，这不是轻于背叛君主的大逆罪吗？
○第八节 君主政体原则腐化的危险
害处不在于一个国家从一个宽和的政体转变为另一个宽和的政体，例如从共和国转变为君主国，或是从君主国转变为共和国，而是在于一个宽和的政体堕落下来并急转为专制主义。
多半的欧洲国家至今还受着风俗的支配。但是如果由于长期滥用权力，如果由于进行巨大的征服战争，专制主义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巩固，风俗和气候就都不能和它对抗；在世界这个美丽的部分，人性至少在一个时期将要遭受侮辱，象在世界的其他三个部分人性受到侮辱一样。
○第九节 贵族如何倾向于拥护王室
英国的贵族把自己和查理一世同葬于王室废墟之下。在那以前，当菲利普二世企图用自由这个字眼为饵去笼络法国人的时候，王室始终获得贵族们的支持。贵族们认为，服从一个君王是光荣的事，同人民共有权力是最大的耻辱。
奥地利的皇室曾经不断压迫匈牙利的贵族。它不晓得那些贵族有一天对它将有莫大的帮助。它用尽方法搜括这些民族的钱财，其实这些民族并没有多少钱财；但是奥地利皇室却看不见那里的众多的人。当许多王侯起来瓜分奥地利皇室的各邦的时候，这个君主国的各部分竟坐以待毙，毫无动静，以致纷纷瓦解。当时唯一有生命力的就是匈牙利的贵族，他们愤怒了，他们为了战斗而忘掉了一切；他们认为牺牲性命，不念旧怨，是最大的光荣。
○第十节 专制政体原则的腐化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别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偶然变故，破坏了它们的原则。专制政体的灭亡则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缺点。某些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够防止它的原则腐化的。所以专制政体，只有气候、宗教、形势或是人民的才智等等所形成的环境强迫它遵守一定秩序，承认一定规则的时候，才能够维持。这些东西可能对专制政体的性质发生强有力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专制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的凶残性格仍然存在；这种性格只能暂时地被制服。
○第十一节 政体原则的健全和腐化的自然结果
政体的原则一旦腐化，最好的法律也要变坏，反而对国家有害。但是在原则健全的时候，就是坏的法律也会发生好的法律的效果；原则的力量带动一切。
克里特人使用一种极奇怪的方法，使重要官吏必须守法。这个方法就是叛变。一部分公民可以揭竿而起，赶走官吏，强迫他们恢复平民的身分。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法律根据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准许用叛乱去制止权力的滥用，看来似乎可以颠复任何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毁坏克里特共和国。理由是这样：
当古人要谈论一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克里特人。柏拉图说：“祖国这个名字对克里特人是如何甜蜜可爱！”他们用表示母爱的一个名词去称呼他们的祖国。对祖国的热爱矫正了一切。
波兰的法律也有准许叛变的规定，但是叛变所发生的弊害清楚地说明，惟有克里特人能够成功地使用这个补救方法。
希腊人所建立的体育运动，也同样需要有良好的政体原则。柏拉图说：“就是拉栖代孟人和克里特人开始创立那些著名的竞技场，使他们在世界上获得了卓越的地位。最初，人们的廉耻心受到震惊，但是廉耻心终于向公共的利益让步。”在柏拉图的时候，这些制度是令人景慕的，因为它们和一个重要的目标联系着，这个目标就是军事技术。但是当希腊丧失了品德的时候，这些制度却反而破坏了军事技术；人们出现于决斗场上，已不是为着锻炼，而是为着腐化。
普卢塔克告诉我们，和他同时代的罗马人认为这些竞技就是希腊人沦为奴隶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正是希腊人的奴隶状态腐化了那些体育运动。在普卢塔克那个时代，人们在公园里裸体搏斗和角力，使青年精神松懈，使他们倾向于卑污的情欲，使他们成为单纯的卖技者。但是在爱巴米农达斯那个时代，角力的运动使梯柏人在柳克特拉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当国家没有丧失它的原则的时候，法律就很少是不好的。这就好象伊壁鸠鲁在谈论财富时所说的：“腐败的不是酒，而是酒器。”
○第十二节 续前
在罗马，法官起初是从元老院的元老这一等级中选出的，格拉古兄弟把这个特权转移给武士们；杜鲁苏斯把它给与元老和武士；苏拉只给与元老们；哥塔给与元老、武士和度支官；凯撒又把后者除掉；安东尼把元老、武士和百人长等编成“十人队”。
当一个共和国腐化了的时候，除了铲除腐化，恢复已经失掉了的原则而外，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补救所滋生的任何弊害的。一切其他纠正方法不但无用，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弊害。当罗马还保持着它的原则的时候，司法权可以放在元老们的手中而不致被滥用。但是当罗马腐化了的时候，不管司法权力移转给哪一个团体，给元老、武士、度支官也好，给这些团体中的两个团体也好，同时给三个团体也好，给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好，事情总是弄不好的。武士并不比元老们有品德，度支官也不比武士们好，武士和百人长一样地缺少品德。
在罗马的人民获得了同贵族一样担任公职的权利而后，人们自然会想，阿谀人民的人们将要变成政府的主人了。但是事情并不如此。我们看到罗马人民虽然让平民得以担任公职，但是人民却总是选举贵族。因为人民有品德，所以他们宽宏大量；因为他们有自由，所以他们轻视权力。但是当罗马人民丧失了他们的原则的时候，他们越拥有权力，他们便越不谨慎，最后，他们成为自己的暴君，又成为自己的奴隶，这时他们便失掉了自由的力量，并由于放纵而衰弱无力了。
○第十三节 誓言在有品德的人民中的效力
狄特·李维说：罗马人的淫佚之风产生得最迟；罗马人以节制与贫困为光荣的期间也最长；在这两件事上，没有其他人民可以同罗马人相比拟。
“誓言”在罗马人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遵守誓言常是不畏一切艰难的，但是为着光荣和祖国则不是这样。
执政官古因提乌斯·金金纳都斯要在罗马募集一支军队去征伐埃魁人和窝尔西人，但是护民官们反对。执政官说：“好吧！让那些去年向执政官立过誓的人们在我的旗帜下前进吧！”护民官们呼喊说，这个誓言已经失效，说他们立誓的时候，古因提乌斯只是一个私人而已；但是这些呼喊是徒然的。因为人民比那些竟想前来领导他们的人们更有宗教的虔诚；他们不理睬护民官们所提出的区别与解释。
当这些人要退到圣山去的时候，他们感到受着对执政官们所做过的、要跟随执政官们去作战的誓言的约束。他们便计划把执政官们杀掉，但是人们告诉他们，就是杀死执政官们，誓言仍然是有效；他们便放弃这个计划。现在从他们所要犯的罪行去看，就不难了解他们对违背誓言是抱怎样的一种观念。
坎奈战役之后，人民惊慌了，要退到西西里去。斯基比欧叫他们立誓，决不离开罗马；惧怕违背这个誓言，终于战胜了其他的一切惧怕。罗马如同一只船，在狂风暴雨中有两个锚系着它，一个是宗教，一个是风俗。
○第十四节 政制最轻微的变更如何会使原则受到破坏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迦太基是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在罗马和迦太基间发生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迦太基有一个缺点，就是元老院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威权。狄特·李维告诉我们，当汉尼拔回到迦太基的时候，他发现官吏和士绅们将公共的收入攫以利私，并且滥用他们的权力。由此可见，官吏们的道德是和元老院的威权同时丧失了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同一政体原则产生出来的。
谁都知道罗马监察制度的奇迹。有一个时候，监察制度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人们还是支持它，因为当时奢侈的风气甚于腐化。格老狄乌斯削弱了监察制度；这种削弱又使腐化的风气超过了奢侈，而监察制度便仿佛是自己消逝了。一制度，曾经被破坏过，又经请求恢复；它恢复了，又被抛弃了，然后，便完全停顿下来，一直到成为无用之的时候为止——我指的是奥古斯都和格老狄乌斯的朝代。
○第十五节 保持三原则极有效的方法
在人们读完了以下四节之前，我没有法子让人了解我的意思。
○第十六节 共和国政体的特质
共和国从性质来说，领土应该狭小；要不这样，就不能长久存在。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因为有庞大的财富，所以就缺少节制的精神；许多过分巨大的宝库都交由单独的个人去经管；利益私有化了；一个人开始觉得没有祖国也能够幸福、伟大和显赫；不久他又觉得他可以把祖国变成废墟以获致一己的显赫。
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就成了千万种考虑的牺牲品；公共福利要服从许多的例外；要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在一个小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较为明显，较为人们所了解，和每一个公民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弊端较少，因此也较少受到庇护。
拉栖代孟的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它在所有的战役之后，都维持原有的领土。拉栖代孟唯一的目标就是自由；自由唯一的好处就是光荣。
希腊各共和国的精神，就是满足于自己的领土，如同满足于自己的法律一样。雅典起了野心，又把这种野心传授给了拉栖代孟。但是这个野心与其说是要统治奴隶，毋宁说是要统治自由人民；与其说是要破坏联盟，毋宁说是要做联盟之主。到了君主政体兴起的时候，一切就都完了。君主政体的精神比较倾向于扩张主义。
除了有特殊情况而外，共和政体以外的任何政体都不容易在一个单独的城市存在下去。如果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君主的话，他当然要想压迫他的人民，因为他的权力大，而享受权力和使权力受到尊重的方法少，所以他便要尽量蹂躏他的人民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君主很容易受某一外国的力量、甚或受某一本国的力量的压制；人民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他。一个单一城市的君主被人从城市驱逐出去的时候，混乱就结束了；如果一个元首有几个城市的话，那末混乱就只是开始而已。
○第十七节 君主政体的特质
一个君主国的领土的大小应该适中。如果是狭小的话，便将形成一个共和国；如果很广大的话，则国中显要的人物各自拥有相当的权势，他们不把君主放在眼中，他们在朝廷之外各有自己的朝廷；不但如此，他们也深知法律和风纪对他们不能迅速执行，因此可能不再服从君主了；他们对来自遥远而又迟缓的刑罚无所畏惧。
所以查理曼刚刚建立好帝国，便不得不立即把它分割了。这或者是由于各省总督不服从命令，或者是因为有必要把帝国分割成为几个王国，以便更好地使总督们服从。
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便被分割了。希腊和马其顿的那些大人物们是自由的人，或者至少是散布在他那广大帝国各地的征服者们的首领，他们怎有可能服从呢？
阿提拉死后不久，他的帝国便瓦解了。那些已经不受拘束的王侯是不能再给自己带上锁链的。
迅速建立无限制的权力是一个补救的方法。它在这些情形之下，可以防止帝国的瓦解。但是它也是帝国扩张的灾难以后的新灾难！
河川的水迅速地流着去同大海汇合；君主政体的国家就这样消失在专制主义的大海里。
○第十八节 西班牙君主政体的特殊情况
人们不必拿西班牙的例子来反驳我；西班牙的情况毋宁说恰好可以证实我的说法。为着要保持亚美利加，西班牙做了连专制主义本身都不愿做的事；它把那里的居民摧毁了。为着要保持它的殖民地，它不得不使殖民地连生存也要依赖着它。
西班牙在荷兰，也曾企图实行专制主义。当它放弃了这个企图的时候，它的困难增加了。一方面，瓦龙人不愿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士兵也不愿意服从瓦龙的军官。
在意大利，西班牙维持了它的地位，但这也只有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而使意大利日益富庶起来而已。因为就是那些愿意摆脱西班牙王统治的人们也不愿意因此舍弃西班牙王的金钱。
○第十九节 专制政体的特质
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这些决定所要送达的地区的遥远距离；必须使遥远的总督或官吏有所恐惧，以防止他们的怠忽；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不断地变更。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
○第二十节 以上各节的结论
因此，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的话，那末，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
○第二十一节 中华帝国
对于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人们可能有所非难，所以我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必须加以回答。
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末，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
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
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所谈的这种品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为。
我还可以找出知名人士安逊勋爵作见证。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
我们还有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谈论中国政府的书简。在读了几个很合道理的问答之后，奇异之点便都消逝了。
是不是我们的教士们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呢？教士们自己就是在受着〔教皇〕单一的个人意志的统治，所以在印度诸王的朝廷里，他们也极愿意看到同样的统治。因为，他们到那里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革，那末要说服君主们使相信君主自己什么都能够做，总比说服人民使相信人民自己什么都能忍受，要容易些。
然而，就是在错误的认识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实存在。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发生了有力的影响，并做出了各种奇迹。
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在那里，君主不能象法老一样地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他们吧！”他只好归结到尼禄的愿望：希望全人类只有一个首领。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远地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
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宝座。
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自然的结果。人口这样众多，如果生计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象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遽的显著的警告。
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的生活。这需要有政府的极大的注意，政府要时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
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的中国的那些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
各种政体的腐化几乎总是由原则的腐化开始的。
○第二节 民主政治原则的腐化
民主政治原则腐化的时候，人们不但丧失平等的精神，而且产生极端平等的精神，每个人都要同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他们的人平等。这时候，人民甚至不能容忍他们所委托给人的权力。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想自己去做，要替元老院审议问题，替官吏们执行职务，替法官们判决案件。
这样，共和国里就不再有品德了。人民要执行官吏的职务，官吏不再受尊重了。元老院的审议无足轻重了；对元老们毫不尊重，结果也不敬重老人了。对老年人如果不尊重，也必然不能孝敬父亲；无须再顺从丈夫，也无须再服从主人了。谁都喜欢这种放纵，指挥和服从给人们的拘束同样使人们感到厌烦。妻子、儿女、奴隶，对谁也不服从。不再有风纪，不再爱秩序，最后，也不再有品德了。
在色诺芬的《盛筵记》里，我们看到一段记载，极生动地描写一个共和国的人民怎样地滥用他们的平等。每一个客人轮流地叙述自己所以满足的理由。查米德斯说：“我满足，因为我贫穷。当过去我富裕的时候，我不能不阿谀那些告密者，因为我知道被他们陷害的机会多，而陷害他们的机会少。共和国经常向我要求新税，我老也不能走开。我现在已经贫穷，我倒获得了威权；没有人恐吓我，我倒可以恐吓别人。我要走开就走开，要呆着就呆着。有钱的人从他们的席位上站起来，并给我让路。我过去是奴隶，现在是君王。我过去要向共和国纳税，现在共和国要养活我。我再不用怕丢失什么，但希望获得什么。”
当人民所信托的人们为了要隐蔽自己的腐化，而企图腐化人民的时候，人民便陷入这种不幸之中。他们向人民只谈人民的伟大，来掩盖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地赞许人民的贪婪，来隐蔽他们自己的贪婪。
“腐化”将要在“腐化别人的人们”之中增长，也将在“已被腐化了的人们”之中增长。人民将要分享一切公共的钱财。他们办事懒惰，他们贫穷，又要奢侈享乐。但是他们既懒惰又奢侈，那就只有国库可以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了。
当我们看到选票可以卖钱的时候，不应当感到惊奇。要向人民进行博施，就得向人民勒索更多的东西；但是要从人民那里勒索东西，就得颠复国家。人民从他们的自由中所获得的东西越显得多，他们便越接近应该丧失自由的时候了。于是就形成了许多小暴君；这些小暴君具有单一的暴君所有的一切邪恶。人民残存着的一点自由，不久也成为不可容忍的东西；这时就产生了单一的暴君；人民便将丧失他们的一切，连腐化的好处也丧失了。
因此，民主政体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就是不平等的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不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贵族政治或一人执政的政体；极端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就象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是以征服而告结束一样。
诚然，那些腐化了希腊各个共和国的人们并没有都变成暴君。这是因为他们喜爱雄辩甚于喜爱武艺。不但如此，每一个希腊人，在他的心灵中，对那些颠复共和政体的人们都怀着深刻的憎恨。因为这个缘故，无政府状态便由恶化而走向毁灭，并没有变为暴政。
但是，西拉库赛位于许多小邦之中，这些小邦由寡头政治变为暴政；西拉库赛有一个元老院，但历史几乎极少提到它；西拉库赛经历了一般腐化的国家所罕见的苦难。这个城市，一直处在放肆或压迫之中。它的自由和它的奴役同样地给它痛楚。自由和奴役简直象暴风雨似的，交替地袭击着它。虽然它在外表上象是很有力量，但是一个最微小的国外的力量却经常能让它发生革命。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人民；残酷的命运只许它的人民就这两条道路之中选择一条，就是：产生一个暴君，或是自己当暴君。
○第三节 极端平等的精神
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象天和地一样。平等的真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有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
在原始时代，人一生出来就都真正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社会让人们失掉了平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平等。
一个管理得好的民主国家和一个管理得不好的民主国家是很有区别的；在前者，人们只在公民的身分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后者，人们还在官吏、元老、法官、父亲、丈夫、主人等各种身分上也都是平等的。
“品德”的自然位置就在“自由”的近旁，但是离开“极端自由”和“奴役”却都是同样地遥远。
○第四节 人民腐化的特殊原因
巨大的成功，尤其是人民有了巨大贡献的成功，将使人民骄傲自满，以至不可能再领导他们。他们嫉视官吏，进而变为对一切官职的嫉视；他们敌视执政的人，不久又变成了政治制度的敌人。就是这样，沙拉米斯海峡对波斯作战的胜利，腐化了雅典共和国，就是这样，雅典人的失败毁灭了西拉库赛共和国。
马赛共和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卑微过渡到强盛的巨大事件。所以这个和国老是明智地治理着自己，并保持了自己的原则。
○第五节 贵族政治原则的腐化
如果贵族们的权力变成了专横的话，贵族政治就腐化了。因为如果这样，无论是治者或被治者就不会再有任何品德可说了。
如果进行统治的各家族遵守法律的话，那就等于一个由好几个君主统治的君主国，并且是一个在性质上极为优良的君主国；差不多所有这些君主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这些家族不遵守法律的话，那就等于一个由许多暴君统治的专制国家。
在贵族不守法的场合，只在贵族关系上，只在贵族与贵族之间，才有共和国可说。国家对于治者来说是共和国，对于被治者来说则是专制国。这就形成了两种最不和谐的集体。
当贵族成为世袭的时候，贵族政治的腐化就已到了极点；在这时候贵族们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宽和可说。如果他们人数少的话，他们的权力就大些，但是他们的安全就少些。如果他们人数多的话，他们的权力便少些，他们的安全就大些。这样，当权力不断增加，安全便逐渐减少，一直到暴君出现的时候，无限的权力和极端的危险都集中于暴君一人的身上。
因此，在世袭贵族制的国家，贵族多的话，政治就不那么暴戾，但是由于品德较少，他们的精神便陷于无所思虑、懒惰和疏略，国家便将因此不再有力量与活力。
一个贵族政治的国家，如果它的法律能使贵族们感到指挥的危险和劳苦多于指挥的快乐的话；如果国家的处境，使它经常有所畏惧，虽无内忧，却有外患的话，那末贵族政治原则的力量就能维持下去。
君主国家需要有一定的自信，才能获得光荣与安全。反之，共和国却需要有所畏惧。对波斯人的畏惧使希腊的法律得到了维持。迦太基和罗马因互相畏惧而都成了强国。真是怪事！这些国家越安全，就越象死水一样，不能不腐败！
○第六节 君主政体原则的腐化
当人民夺去了元老院、官吏和法官的职权的时候，民主政治便归灭亡；当君主逐渐地剥夺了团体的或城市的特权的时候，君主政体也就腐败了。前一种情况导向“多人的专制主义”；后一种情况导向“一人的专制主义”。
一个中国的著者说：“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是：君主们不愿象古人一样，仅仅行使一般性的监督——这是一个元首所应当做的唯一事务——，而是事事都要自己直接管理。”在这里，这位中国的著者几乎把所有的君主国所以腐败的原因都告诉了我们。
当一个君主认为他应该改变而不应遵循事物的秩序，才更能表现他的权威的时候；当他剥夺某一些人的世袭职位，而武断地把这些职位赏赐给另一些人的时候；当他喜欢一时的意欲胜于他的意志的时候；君主政体就要毁灭了。
当一个君主事必躬亲，把全国的事集中在首都，把首都的事集中在朝廷，把朝廷的事集中在自己一身的时候，君主政体也就毁灭了。
最后，还有一种情形，君主政体也要毁灭，就是君主误解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和人民对他的爱戴；他不完全相信一个君主应该认为自己是处在安全之中，正如一个暴君应该认为自己是处在危险之中一样。
○第七节 续前
当头等的品爵只是头等奴役的标志的时候；当大人物丧失了人民的尊敬，成为专横权力的卑鄙工具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就已经腐化了。
当颁发的荣赏和荣誉的性质相矛盾的时候；当恶名和品爵可以同时放到一个人的身上去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更是腐化了。
当君主把公正变为严酷的时候；当君主象罗马的皇帝们一样，把梅都萨——希腊神话里的魔女——的头颅挂在胸前来恫吓人的时候；当他做出恐吓和可怖的神气，象康莫都斯让人刻在他的石象上的那种神气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此外，当特别卑鄙的人们从奴颜婢膝中获致显贵而引以为荣的时候；当他们认为对君主负有无限义务而对国家则不负任何义务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但是，如果君主的权力越大，他的安全便越少的话各时代的历史都证明是如此，那末，腐化这个权力，直到改变这个权力的性质，这不是轻于背叛君主的大逆罪吗？
○第八节 君主政体原则腐化的危险
害处不在于一个国家从一个宽和的政体转变为另一个宽和的政体，例如从共和国转变为君主国，或是从君主国转变为共和国，而是在于一个宽和的政体堕落下来并急转为专制主义。
多半的欧洲国家至今还受着风俗的支配。但是如果由于长期滥用权力，如果由于进行巨大的征服战争，专制主义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巩固，风俗和气候就都不能和它对抗；在世界这个美丽的部分，人性至少在一个时期将要遭受侮辱，象在世界的其他三个部分人性受到侮辱一样。
○第九节 贵族如何倾向于拥护王室
英国的贵族把自己和查理一世同葬于王室废墟之下。在那以前，当菲利普二世企图用自由这个字眼为饵去笼络法国人的时候，王室始终获得贵族们的支持。贵族们认为，服从一个君王是光荣的事，同人民共有权力是最大的耻辱。
奥地利的皇室曾经不断压迫匈牙利的贵族。它不晓得那些贵族有一天对它将有莫大的帮助。它用尽方法搜括这些民族的钱财，其实这些民族并没有多少钱财；但是奥地利皇室却看不见那里的众多的人。当许多王侯起来瓜分奥地利皇室的各邦的时候，这个君主国的各部分竟坐以待毙，毫无动静，以致纷纷瓦解。当时唯一有生命力的就是匈牙利的贵族，他们愤怒了，他们为了战斗而忘掉了一切；他们认为牺牲性命，不念旧怨，是最大的光荣。
○第十节 专制政体原则的腐化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别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偶然变故，破坏了它们的原则。专制政体的灭亡则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缺点。某些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够防止它的原则腐化的。所以专制政体，只有气候、宗教、形势或是人民的才智等等所形成的环境强迫它遵守一定秩序，承认一定规则的时候，才能够维持。这些东西可能对专制政体的性质发生强有力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专制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的凶残性格仍然存在；这种性格只能暂时地被制服。
○第十一节 政体原则的健全和腐化的自然结果
政体的原则一旦腐化，最好的法律也要变坏，反而对国家有害。但是在原则健全的时候，就是坏的法律也会发生好的法律的效果；原则的力量带动一切。
克里特人使用一种极奇怪的方法，使重要官吏必须守法。这个方法就是叛变。一部分公民可以揭竿而起，赶走官吏，强迫他们恢复平民的身分。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法律根据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准许用叛乱去制止权力的滥用，看来似乎可以颠复任何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毁坏克里特共和国。理由是这样：
当古人要谈论一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克里特人。柏拉图说：“祖国这个名字对克里特人是如何甜蜜可爱！”他们用表示母爱的一个名词去称呼他们的祖国。对祖国的热爱矫正了一切。
波兰的法律也有准许叛变的规定，但是叛变所发生的弊害清楚地说明，惟有克里特人能够成功地使用这个补救方法。
希腊人所建立的体育运动，也同样需要有良好的政体原则。柏拉图说：“就是拉栖代孟人和克里特人开始创立那些著名的竞技场，使他们在世界上获得了卓越的地位。最初，人们的廉耻心受到震惊，但是廉耻心终于向公共的利益让步。”在柏拉图的时候，这些制度是令人景慕的，因为它们和一个重要的目标联系着，这个目标就是军事技术。但是当希腊丧失了品德的时候，这些制度却反而破坏了军事技术；人们出现于决斗场上，已不是为着锻炼，而是为着腐化。
普卢塔克告诉我们，和他同时代的罗马人认为这些竞技就是希腊人沦为奴隶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正是希腊人的奴隶状态腐化了那些体育运动。在普卢塔克那个时代，人们在公园里裸体搏斗和角力，使青年精神松懈，使他们倾向于卑污的情欲，使他们成为单纯的卖技者。但是在爱巴米农达斯那个时代，角力的运动使梯柏人在柳克特拉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当国家没有丧失它的原则的时候，法律就很少是不好的。这就好象伊壁鸠鲁在谈论财富时所说的：“腐败的不是酒，而是酒器。”
○第十二节 续前
在罗马，法官起初是从元老院的元老这一等级中选出的，格拉古兄弟把这个特权转移给武士们；杜鲁苏斯把它给与元老和武士；苏拉只给与元老们；哥塔给与元老、武士和度支官；凯撒又把后者除掉；安东尼把元老、武士和百人长等编成“十人队”。
当一个共和国腐化了的时候，除了铲除腐化，恢复已经失掉了的原则而外，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补救所滋生的任何弊害的。一切其他纠正方法不但无用，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弊害。当罗马还保持着它的原则的时候，司法权可以放在元老们的手中而不致被滥用。但是当罗马腐化了的时候，不管司法权力移转给哪一个团体，给元老、武士、度支官也好，给这些团体中的两个团体也好，同时给三个团体也好，给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好，事情总是弄不好的。武士并不比元老们有品德，度支官也不比武士们好，武士和百人长一样地缺少品德。
在罗马的人民获得了同贵族一样担任公职的权利而后，人们自然会想，阿谀人民的人们将要变成政府的主人了。但是事情并不如此。我们看到罗马人民虽然让平民得以担任公职，但是人民却总是选举贵族。因为人民有品德，所以他们宽宏大量；因为他们有自由，所以他们轻视权力。但是当罗马人民丧失了他们的原则的时候，他们越拥有权力，他们便越不谨慎，最后，他们成为自己的暴君，又成为自己的奴隶，这时他们便失掉了自由的力量，并由于放纵而衰弱无力了。
○第十三节 誓言在有品德的人民中的效力
狄特·李维说：罗马人的淫佚之风产生得最迟；罗马人以节制与贫困为光荣的期间也最长；在这两件事上，没有其他人民可以同罗马人相比拟。
“誓言”在罗马人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遵守誓言常是不畏一切艰难的，但是为着光荣和祖国则不是这样。
执政官古因提乌斯·金金纳都斯要在罗马募集一支军队去征伐埃魁人和窝尔西人，但是护民官们反对。执政官说：“好吧！让那些去年向执政官立过誓的人们在我的旗帜下前进吧！”护民官们呼喊说，这个誓言已经失效，说他们立誓的时候，古因提乌斯只是一个私人而已；但是这些呼喊是徒然的。因为人民比那些竟想前来领导他们的人们更有宗教的虔诚；他们不理睬护民官们所提出的区别与解释。
当这些人要退到圣山去的时候，他们感到受着对执政官们所做过的、要跟随执政官们去作战的誓言的约束。他们便计划把执政官们杀掉，但是人们告诉他们，就是杀死执政官们，誓言仍然是有效；他们便放弃这个计划。现在从他们所要犯的罪行去看，就不难了解他们对违背誓言是抱怎样的一种观念。
坎奈战役之后，人民惊慌了，要退到西西里去。斯基比欧叫他们立誓，决不离开罗马；惧怕违背这个誓言，终于战胜了其他的一切惧怕。罗马如同一只船，在狂风暴雨中有两个锚系着它，一个是宗教，一个是风俗。
○第十四节 政制最轻微的变更如何会使原则受到破坏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迦太基是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在罗马和迦太基间发生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迦太基有一个缺点，就是元老院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威权。狄特·李维告诉我们，当汉尼拔回到迦太基的时候，他发现官吏和士绅们将公共的收入攫以利私，并且滥用他们的权力。由此可见，官吏们的道德是和元老院的威权同时丧失了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同一政体原则产生出来的。
谁都知道罗马监察制度的奇迹。有一个时候，监察制度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人们还是支持它，因为当时奢侈的风气甚于腐化。格老狄乌斯削弱了监察制度；这种削弱又使腐化的风气超过了奢侈，而监察制度便仿佛是自己消逝了。一制度，曾经被破坏过，又经请求恢复；它恢复了，又被抛弃了，然后，便完全停顿下来，一直到成为无用之的时候为止——我指的是奥古斯都和格老狄乌斯的朝代。
○第十五节 保持三原则极有效的方法
在人们读完了以下四节之前，我没有法子让人了解我的意思。
○第十六节 共和国政体的特质
共和国从性质来说，领土应该狭小；要不这样，就不能长久存在。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因为有庞大的财富，所以就缺少节制的精神；许多过分巨大的宝库都交由单独的个人去经管；利益私有化了；一个人开始觉得没有祖国也能够幸福、伟大和显赫；不久他又觉得他可以把祖国变成废墟以获致一己的显赫。
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就成了千万种考虑的牺牲品；公共福利要服从许多的例外；要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在一个小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较为明显，较为人们所了解，和每一个公民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弊端较少，因此也较少受到庇护。
拉栖代孟的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它在所有的战役之后，都维持原有的领土。拉栖代孟唯一的目标就是自由；自由唯一的好处就是光荣。
希腊各共和国的精神，就是满足于自己的领土，如同满足于自己的法律一样。雅典起了野心，又把这种野心传授给了拉栖代孟。但是这个野心与其说是要统治奴隶，毋宁说是要统治自由人民；与其说是要破坏联盟，毋宁说是要做联盟之主。到了君主政体兴起的时候，一切就都完了。君主政体的精神比较倾向于扩张主义。
除了有特殊情况而外，共和政体以外的任何政体都不容易在一个单独的城市存在下去。如果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君主的话，他当然要想压迫他的人民，因为他的权力大，而享受权力和使权力受到尊重的方法少，所以他便要尽量蹂躏他的人民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君主很容易受某一外国的力量、甚或受某一本国的力量的压制；人民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他。一个单一城市的君主被人从城市驱逐出去的时候，混乱就结束了；如果一个元首有几个城市的话，那末混乱就只是开始而已。
○第十七节 君主政体的特质
一个君主国的领土的大小应该适中。如果是狭小的话，便将形成一个共和国；如果很广大的话，则国中显要的人物各自拥有相当的权势，他们不把君主放在眼中，他们在朝廷之外各有自己的朝廷；不但如此，他们也深知法律和风纪对他们不能迅速执行，因此可能不再服从君主了；他们对来自遥远而又迟缓的刑罚无所畏惧。
所以查理曼刚刚建立好帝国，便不得不立即把它分割了。这或者是由于各省总督不服从命令，或者是因为有必要把帝国分割成为几个王国，以便更好地使总督们服从。
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便被分割了。希腊和马其顿的那些大人物们是自由的人，或者至少是散布在他那广大帝国各地的征服者们的首领，他们怎有可能服从呢？
阿提拉死后不久，他的帝国便瓦解了。那些已经不受拘束的王侯是不能再给自己带上锁链的。
迅速建立无限制的权力是一个补救的方法。它在这些情形之下，可以防止帝国的瓦解。但是它也是帝国扩张的灾难以后的新灾难！
河川的水迅速地流着去同大海汇合；君主政体的国家就这样消失在专制主义的大海里。
○第十八节 西班牙君主政体的特殊情况
人们不必拿西班牙的例子来反驳我；西班牙的情况毋宁说恰好可以证实我的说法。为着要保持亚美利加，西班牙做了连专制主义本身都不愿做的事；它把那里的居民摧毁了。为着要保持它的殖民地，它不得不使殖民地连生存也要依赖着它。
西班牙在荷兰，也曾企图实行专制主义。当它放弃了这个企图的时候，它的困难增加了。一方面，瓦龙人不愿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士兵也不愿意服从瓦龙的军官。
在意大利，西班牙维持了它的地位，但这也只有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而使意大利日益富庶起来而已。因为就是那些愿意摆脱西班牙王统治的人们也不愿意因此舍弃西班牙王的金钱。
○第十九节 专制政体的特质
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这些决定所要送达的地区的遥远距离；必须使遥远的总督或官吏有所恐惧，以防止他们的怠忽；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不断地变更。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
○第二十节 以上各节的结论
因此，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的话，那末，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
○第二十一节 中华帝国
对于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人们可能有所非难，所以我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必须加以回答。
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末，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
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
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所谈的这种品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为。
我还可以找出知名人士安逊勋爵作见证。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
我们还有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谈论中国政府的书简。在读了几个很合道理的问答之后，奇异之点便都消逝了。
是不是我们的教士们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呢？教士们自己就是在受着〔教皇〕单一的个人意志的统治，所以在印度诸王的朝廷里，他们也极愿意看到同样的统治。因为，他们到那里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革，那末要说服君主们使相信君主自己什么都能够做，总比说服人民使相信人民自己什么都能忍受，要容易些。
然而，就是在错误的认识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实存在。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发生了有力的影响，并做出了各种奇迹。
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在那里，君主不能象法老一样地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他们吧！”他只好归结到尼禄的愿望：希望全人类只有一个首领。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远地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
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宝座。
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自然的结果。人口这样众多，如果生计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象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遽的显著的警告。
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的生活。这需要有政府的极大的注意，政府要时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
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的中国的那些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