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评介
文 / 刘志松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版）》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2月出版。该书作者为
如果说历史即是人类对其以往经验的记录，则政治制度史便是其中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部分。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史渊源久远。视历史为以往经验的记录，并不否认和轻忽其中的创作因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记录过去即是对以往的回顾，回顾必定出于特定视角，而视角必包含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群的情感、理性和偏见，包含他们的希望和好恶。本书著者，积累年之功著此书，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首先，在体例上，著者进行了仔细斟酌于精心设计，采取以专章分述各种典章制度，辅以沿革嬗变的方式进行阐述。近些年来，有多部制度史方面的书籍问世，其中大部分是按朝代顺序编写，如果是编写“通史”，按朝代分册分编，有利于把握一朝的政治情况，也易于对某一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综合深入地研究，但由于断代的割裂性，是具体的主典章制度的发展脉络变得难以驾驭，容易造成在时间上不能前后衔接的情况。梁启超就认为，“通鉴”、“记事”体例，难免“将史迹纵切横断”，无法揭示人类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梁氏不满于现代法律史叙述模式中的普遍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拒绝套用流行的历史分期的方式去撰写历史，。当然，作为“断代史”这一专门的研究方法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全面阐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著作，按朝代沿革来叙述的方式便值得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虽历代皆有变化，但在总体上却往往是“多依前代之法”[1]，代有因革，时有增损。许多情况下，朝代之间的典章制度是重复的，“亲变周官，汉尊嬴旧，或随时适用，或因务迁革，霸王之典，义在于斯。”[2]可见著者兼采两种体例，以专章叙述为主方式，更易于论述中国数千年来典章制度的发展嬗变何利弊兴革。
其次，著者注重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作动态的研究。既力图较准确地阐明历代各种类型典章制度的架构形式和权责范围，又致力于更加具体地评述他们的实际运行状况和所起的作用 。“制度的运行才是制度的精髓所在”。如“王权和皇权制度”，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对王权制度或皇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王权的表现形式、王位的继承等静态的历史进行研究分析，而本书的著者在对以上内容进行考察的同时，又以大量笔墨对王权和皇权的运行进行动态的考察，分别对王权的行使方式、王权在行使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后宫制度与外戚制度对王权的影响、宫省制度与宦官对王权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王权在实际当中是怎样的状况，
了解王权的运行状况，不仅能更清楚 地看到中国历史上王权和皇权的变化轨迹，也有利于理解王权和皇权发展变化的规律。本着对历史忠诚的态度，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不能不说是著者对政治制度史学的贡献。
再次，为中国政治制度史增添新内容，扩充了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一般的政治制度史不谈文书玺印制度，本书则设专章对“文书”、“印玺”、“符节”进行详细论述，但并不是对所有的文书玺印符节制度进行全面的评价，而是论述这一系列制度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着重评价一些特殊的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本书在论述王权和皇权的过程中，也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注重考察宫省制度和宦官制度在王权或皇权的运用过程中的影响。著者还专门的对帝宫的构造进行深入地研究，考察帝宫对皇帝制度的影响。在“王权和皇权”一章的第五节“皇权的变态形式——外戚和宦官专政”又极为丰富而生动了阐述了皇帝往往使用身边亲信之人担负实际责任，以掣肘国家正式机关。载有，本书增加“行政辅助人员制度”一章，对胥吏、幕僚和家人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们本身虽不是官，但与各级官员十分密切，参与处理各级官府相当重要的日常公务，甚至机要政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可以从中看出著者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考察的相当深入，丰富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内容。
第四，本书是作为教科书来写的，但著者并没有落入以往教科书写作的窠臼。
以往教科书最突出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点不只表现在“序言”、“导论”的编撰者自陈上面，也体现在诸如历史分期、制度类型划分、史料取舍、篇目结构、对具体制度的分析和对历史事件的解释、评价当中。而本书的著者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唯一方法，而是把他和其它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一并应用。其次，教科书的视角动辄出于“大传统”，讲制度总是甲框乙框。其视野中的史料，基本上限于正史和官方典籍。本书的著者主张大力发掘和整理中国政治制度史料，其范围包括“历史档案、私家笔记、檄文、告示”等等，本书与一般教科书相比它的取材范围即已有明显的扩展。再次，教科书通常由一人主编，多人撰写；章末不出思考题，不设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目；书后不列参考书，也没有索引。实际上，教科书的撰写者极少引用其他研究者的文章和论著，几乎完全不参考域外的相关研究，因此，它也无需进入已经形成的学术论域，提出新的命题加以论证。但本书的著者不但注意参考和引用其他学者的著述，而且注意参究外国学者的成果。在章后附“思考题”和“推荐书目”。所以该书并不像有些教科书那样缺乏个性、一望而知的套路、一成不变的方法、现成的结论、固定的表述，而是充满学术氛围的。
第五，就是方法，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种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异质”的文化“侵入”中国。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掀起，政治制度改革运动的推展，一种西方的语言系统，一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构，迅速取代中国固有的政治语言和政治制度。在这样的一种格局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方式开始出现断裂。换句话说，如今学者开始用西方政治分类模式、术语、乃至历史编撰方法来重构中国的政治传统。这样一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方式，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其间的成绩固然可以骄人，但是问题也不少。因为，所谓某某研究方法大抵都是“事后总结”的产物，往往又决定着学术研究的未来趋势——学术课题的设定，史料的运用，解释视角的选择，乃至推导的结论等等。另外，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带有普遍性，诸如比较、解释之类的方法，研究外国政治制度史可以采用，研究中国中国政治制度史就不一定行，因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外国（当然是西方）很不一样，拥有一套独特的政治概念、政治范畴、政治术语，故而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挪用”西方制度的那套东西加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难免“枘凿”，它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本书著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虑，方法可以学科分，如历史的、制度的，也可以逻辑分，如演绎的、归纳的，还可以目的分，如描述的、规范的，虽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首先就是要适合索要考察的对象。本书著者辩证的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同时注意对现代的科学方法的采纳。
本书不足之处，因篇幅所限，极个别章节稍感简略，尚可进一步充实。而且过于求全求备，使很多内容不能深入展开，但此亦是教材本身性质所囿，实难尽善。但从全面看， 本书还是汇集了著者累年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功底，堪称是一部有深厚文化内涵、较高学术品味、丰富知识容量、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专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