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之三十

第42节 关于经济制度的一些论点

　　我们的论题是正义理论而不是经济学（不管这种理论是多么不成熟），记住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只关心政治经济的某些道德问题。例如，我打算问：在长期中储蓄的适当比率是多少？关于税收和财产的背景体制应该怎样安排？或者，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应该确定在什么水平上？我提出这些问题，目的不是要说明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些体制的作用，更不是对这点要补充什么意见。在这里打算这样做显然是不适当的。这里引用了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不成熟部分，仅仅是为了说明正义原则的内容。如果不正确地使用经济学理论，或者，如果公认的学说本身就是错误的，我希望这不会损害正义理论的目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伦理原则决定于普遍的事实，因此，适用于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包含了对这些安排的说明。如果我们要验证一些道德观，那就必须提出某些假定，并明确指出它们的后果。这些假定必然是不准确的，过分简单的，但如果它们能使我们揭示正义原则的内容，这可能就无关紧要。而如果在各种情况下，差别原则能够得出可以接受的结论，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总之，讨论政治经济的一些问题，仅仅是为了找到正义即公平理论的切实可行的方面。我讨论这些问题所用的观点，也就是公民试图对经济体制是否正义进行判断的观点。

　　为了避免误解，也为了指出一些主要问题，我首先要就经济制度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政治经济与背景体制的公有部门和特有形式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体制用税收和财产权以及市场结构等等来调节经济活动。经济制度规定生产什么东西，用什么手段生产，谁得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对哪些贡献的报酬，以及社会资源有多大一部分专门用于储蓄和补充公共善。这些问题的安排最好应能符合正义的两个原则。但我们不得不问一问：这一点能不能做到？尤其是这些原则要求的是什么？

　　首先，区分公有部门的两种情况是有益的；否则，就会使私有财产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第一种情况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这方面的传统的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部门（按国营公司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并由国家官员或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的规模要大得多。在私有财产经济制度中，国营公司的数目可以很小，而且不管怎样毕竟限于公用事业和运输这些特例。

    公有部门的另一个十分不同的特点是社会总资源专门用于补充公共善所占的比例。公共善和个人善之间的差异产生了一系列复杂问题，但这里主要的概念是，公共善有两个特点，即不可分割性和公有性。这就是说，有许多个人，也可以说是一批公众，他们希望得到或多或少的这种善，但如果他们想要享有这种善，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相等的数量。所产生的善的数量不像个人的善那样可以分割，也不能由个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多得或少得。有各种不同的公共善，它们的不可分割的程度不同，享有它们的有关公众的人数多寡也不同。极端情况下的公共善对全社会来说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抵御（不正当的）外来进攻的国防。所有公民都必须得到同等数量的这种善，他们决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得到不同的保护。在这类情况下，不可分割性和公共性所产生的结果是，提供公共善必须通过政治过程来安排，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安排。要产生多少公共善以及为此提供多少资金，都必须由立法来决定。所有的公民都得到了同样数量的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分配问题是不存在的，因此分配的费用是零。

　　公共善的不同特征就是来自这两个特点。首先，这里有一个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问题。凡是在公众规模庞大并包括许多人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要逃避尽自己的本分。这是因为，不管一个人做什么，他的行动都不会对所产生的善的总量产生重大的影响。他把别人的集体行动看作反正是既定的行动。如果产生了公共善，他对这种善的享有不会由于他没有作出贡献而减少。如果没有产生公共善，他的行动无论如何也不会使情况有所改变。一个公民不管是否已经纳税，都得到使他免遭外来入侵之害的同样保护。因此，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任何政治交易和自动的协议都不会得到发展。

　　由此可见，对公共善的安排和资助必须由国家来接管，规定人人都要作出贡献的某种有约束力的规章必须实施。即使所有的公民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只有在他们确信别人也会作出贡献时，他们大概才会这样去做。因此，即使公民们已经同意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把别人的既定行动看作是孤立的个人的行动，也仍然有使这种协议受到约束的任务。正义感使我们促成了某些正义的安排。并使我们在相信别人或相当多数的人会对这些安排尽他们的一份力量时尽我们的一份力量。但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存在一种得到有效执行的具有约束力的规章，才能在这方面作出合理的保征。假定公共善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并且所有的人可能都一致同意对这种善作出安排，那么从每一个人的观点看，使用强制手段就是完全合理的。政府的许多传统活动只要能够证明是正当的，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即使每个人都受到同一种正义感的驱使，由国家来执行规章的必要性也将仍然存在。基本的公共善的特征使集体的协议成为必要，必须向所有的人作出这些协议将会得到遵守的可靠保证。

　　公共善的情况的另一个方面是外部效应问题。既然善是公共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那么这些善的产生就会使某些人得到利益和蒙受损失，而安排这些善的人或决定产生这些善的人，对这种利益和损失可能是不会考虑的。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只有一部分公民纳税以负担公共善方面的开支，那么整个社会仍然要受到所提供的善的项目的影响。然而，同意征税的人可能会不考虑这种结果，这样，公共开支总额可能就同考虑全部利益和损失时有所不同。就日常情况来说，这种不可分割性是不完全的，公众的人数也是比较少的。如果有人接受某种传染病的预防注射，那是利己而又利人的事；虽然这种预防疾病的方法不会使他得到任何酬劳，但如权衡全部利益，对当地社区来说，这可能是值得的。当然还有公害方面的显著例子，如工业污染和自然环境受到侵蚀。对于这些费用，市场一般都不计算在内，这样，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以大大低于它们的边际社会成本的价格出售。私人会计核算和社会会计核算是相互脱节的，而市场并没有把这一点表示出来。法律和政府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制定必要的纠正措施。

　　因此，显而易见，某些基本善的不可分割性和公共性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和诱惑，决定了必须由国家来组织和执行集体协议。认为政治统治完全以人们自私自利和多行不义的倾向为基础，这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因为即使在正义的人们之间，只要对许多人来说善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他们的彼此孤立决定的行动就不会产生这种普遍的善。某种集体安排是必要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保证，如果他愿意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安排就能得到恪守。在一个大社团里，不要以为有了人们对彼此正直诚实的相互信任，执行集体协议就成了多余的事情。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必要的制裁无疑是温和的，也许根本不会实施。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手段的存在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规条件。

　　在这些论点中，我已把孤立决定与保证遵守这两类问题区别了开来。如果孤立作出的许多个人决定的结果，对每一个人来说比其他某种行动方针更坏，那么，即使由于把别人的行为看作是既定的行为，他的决定是完全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是第一类问题。这不过是关于囚犯的二难推论的普遍情况，霍布斯所说的原始状态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孤立决定的问题就是要说明这种情况，并弄清楚从所有人的观点看什么是最好的有约束力的集体保证。保证遵守的问题则不同。这里的目的是要向正在进行合作的各方保证，共同的协议正在得到执行。每个人准备作出贡献的意愿是随别人的贡献而定的。因此，为了使公众信任从每个人的观点看都是上乘的设计，或者即使没有这种上乘设计，无论如何也要有优于那种可行情况的设计，那就必须规定用于执行罚款和刑罚的某种手段。这时，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的存在，或者甚至对他的能力存在普遍的信心，就能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公共善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用于产生公共善的社会资源所占的比例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所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私有财产经济制度可能拨出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此种目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可能拨出很小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此种目的，反之亦然。有多种多样的公共善，从军事装备到保健设施等等。政府在政治上同意配置和资助这些项目之后，可以从私营部门或国营公司把它们购买过来。要产生哪些具体的公共善。以及为限制公害采取什么措施，取决于有关的社会。这不是一个体制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学问题，这个问题还包括体制对政治利益平衡的影响方式。

　　在简略地考虑了公共部门的两个方面之后，我最后还想发表几点意见，谈一谈经济安排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由供求关系自由决定价格的市场制度。有几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别。所有政权一般都会利用市场来分配实际生产的消费品。任何其他方法都会造成管理上的麻烦，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采取定量配给和其他手段。但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商品的产量同时还受到家庭喜爱在市场上购买的物品的品种和数量的支配。能够得到大于正常利润的商品会较大量地生产出来，直到超额生产的部分得到削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者的偏爱或集体决定对确定生产方向往往起着较大的作用。无论是私有财产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般都容许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只有在两者中任何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下，这种自由才受到公开的干预。

　　最后，经济安排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利用市场确定储蓄率和投资方向的程度，以及国民财富用于自然保护和用于消除对后代福利的无法补救的损害所占的比重。这里有若干可能性。集体决定可以确定储蓄率，而投资方向基本上留给争夺资金的各个公司去决定，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私有财产社会，都可能会对防止不可逆转的破坏和对节约自然资源及保护环境表现出巨大的关切。但是，不管是哪种社会，在这方面都可能做得很糟。

　　因此，显而易见，利用自由市场与私人占有生产工具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正常情况下的竞争价格是公平合理的，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古时代。虽然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佳设计这种观念一直得到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极其认真的研究，但这一点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现象，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政权也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的优点。优点之一就是效率。在某些情况下，竞争价格决定了生产什么商品，同时竞争价格把资源分配于生产的方式使公司选择最好的生产方法，也使家庭购买产生最佳的商品分配。不再存在由此而产生的使一个家庭的境况更好（由于它所偏爱的商品）而又不使另一个家庭的境况更糟的经济结构的重新安排。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互利交易；也没有既增加某种合意商品的生产，而又不要求减少另一种合意商品的生产的任何切实可行的生产方法。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可以使某些人的地位更加有利，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遭受损失。普遍平衡的理论说明，在适当的条件下，价格所提供的信息是怎样使经济因素发挥作用，从而协同一致地实现这一结果的。完善的竞争是获得效率的一种理想的方法。当然，必要的条件是十分特殊的条件，充分实现这些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市场失灵和不完善往往是严重的，因此分配部门必须作出补救的调整措施（见第43节）。垄断性的限制、缺乏信息、外在经济因素和不经济因素等等，必须得到承认并予以纠正。就公共善来说，市场是完全不起作用的。但这些问题在这里不一定与我们有关。提及这些被理想化了的安排，是为了弄清楚纯粹程序正义的有关概念。这样，就可以把这种理想的观念用来评价现有的安排，并把它作为一种框架，用来指出应该着手进行的改革。

　　市场制度的另一个优点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优点是：在必要的背景体制下，它与平等自由权和公平的机会均等是并行不悖的。公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根本没有理由要进行强制的和集中指挥下的劳动。竞争性的安排产生了收入的差异，但如果没有这种差异，事实上就很难知道，无论如何在一般情况下，怎样才能避免中央集权社会与自由权形同水火的某些方面。此外，市场制度分散了经济权力的运用。不管公司的内在性质是什么，不管它们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也不管它们是由企业家管理的还是由工人选举的经理管理的，它们都把产出和投入的价格看作是既定的，并据此来制定它们的计划。如果市场是真正竞争性的，公司就不用参加价格战或争夺市场支配力的其他斗争。政府按照通过民主方式得出的政治决定，调整在它控制下的某些区素。如总投资额、利息率和货币量等等，以控制经济形势。无所不包的直接规划是不必要的。各个家庭和公司可以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只要这种决定符合普遍的经济状况就行。

　　在指出市场安排与社会主义体制并行不悖的同时，至关重要的是要区别价相的分配功能和销售功能。分配功能与利用价格实现经济效率相联系，而销售功能则与价格决定作为对个人贡献的报酬而得到的收入相联系。社会主义政权规定利率，以便向投资项目分配资源，计算使用资本以及诸如土地和森林这些稀缺的自然资产的租赁费用，这完全顺理成章。事实上，如果要最充分地使用这些生产手段，就必须这样去做。即使这些资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非人为努力的结果，那么，只要它们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得到了更大的产出，它便就仍然是生产性的。但不能由此就说，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些私人，他们作为这些资产的所有者，得到了由这些资产换算成的货币。相反，这些会计价格是制定有效的经济活动一览表的指标。除了劳动种类无所不有这一点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和个人的收入是不能适应的。但是国家由于自然资产和集体资产而增加了收入，因此，这些资产的价格不具有任何销售功能。

　　因此，必须承认市场体制是私有财产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共有的，同列也必须把价格的分配功能和销售功能区别开来。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都是公有的，所以它们的销售功能就大大地受到了限制，而私有财产制度则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价格来达到这两个目的。在这两种制度及其许多中间形态中，哪一种制度或形态能最充分满足正义的要求，这一点我认为无法事先确定。对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任何带普遍性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传统、体制和社会力量及其具体的历史情况。正义理论不包括这些问题。但它所能做到的是简略地描绘出一种可以有变通余地的正义的经济制度的轮廓。这样，任何特定情况下的政治判断都要着眼于哪种变通在实践中极有可能产生最好的作用。某种正义观是任何此种政治判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光有正义观还是不够的。

　　下面几节中概述的理想安排大量利用了市场安排。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分配问题当作纯粹程序正义的一种情况来处理。此外，我们也得到了效率的好处，并保护了自由选择职业的重要自由权。一开始我就假定所谓制度就是拥有财产的民主制度，因为这种情况人们可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不是要在特定情况下对制度的选择预先作出判断。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现存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不会受到严重的不正义行为之害。因为，某种可能是正义的、理想的、财产占有的民主制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的某些历史形态都是正义的，或者甚至是可以容忍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