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之二十

第29节 赞成正义的两个原则的一些主要根据

　　在这一节里，我的目的是要利用公开性条件和决定性条件，提出一些赞成正义的两个原则的主要论据。要使一项协议有效，有关各方必须能够在所有有关的和可以预见的情况下遵守这个协议，我将以这一点为依据。必须有人们能够予以兑现的合理保证。我打算引用的论据，是同说明遵循最大最小值规则的理由而提出的直接推断图式相符的。就是说，这些论据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原则是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的一种适当的最起码的正义观。功利原则或诸如此类的原则可能获得的任何更大的好处，都是十分靠不住的，一旦事情变糟，就会有吃不尽的苦头。正是在这一点上。契约概念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作用：它提出了公开性条件，并对能够取得协议的范围规定了限制。这样，正义即公平理论就在比迄今为止的各种讨论所能表明的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契约概念。

　　赞成正义的两个原则的第一个有效根据，可以用我们前面提到的承诺责任来说明。我说过（第25节），各方能够确信他们的承诺不是徒劳的，从这个意义说，他们都有接受正义的能力。假定他们考虑了所有情况，包括道德心理的一般事实，他们就能彼此指望严格遵守所采用的原则。因此，他们也考虑到承诺责任。他们不会去缔结可能产生他们不能接受的后果的协议。他们将会避免那些他们要花很大气力才能遵守的协议。既然原始协议是最后的永久性协议，那么第二次机会就没有了。由于可能结果的严重性，承诺责任问题就特别尖锐起来。一个人对于将会支配自己生活前景的标准，只能有一次选择。此外，一旦我们参加了某个协议，即使这个协议可能会产生最坏的结果，我们也必须能履行它。否则，我们的行动就不是真心诚意的。因此，各方必须仔细斟酌能否在所有情况下都严格遵守自己的承诺。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只能以人类心理的一般事实为依据。但这种知识已足以说明哪种正义观更值得重视。

　　就这一点来说，正义的两个原则具有一种明确的优点。各方不仅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而且也确保自己不受最坏的可能结果之害。他们终其一生不会有为了别人享受更大利益而不得不默认自己失去自由的风险，这种风险实际上也许是他们所不能承诺的。事实上，我们也许要怀疑究竟能不能真心诚意地达成这样的协议。这种协议超过了人性的接受能力。各方怎会知道或相当肯定他们能遵守这种协议呢？他们肯定不可能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道德心理学的一般知识之上。诚然，在原始状态中选定的任何原则都可能要求某些人作出巨大的牺牲。明显不正义的体制（以毫无资格要求人们遵守的原则为基础的体制）的受益者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那些将不得不作出的改变。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知道，无论如何，他们本来是不可能维持他们的地位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拿自己的自由权和重大利益去冒险，指望应用功利原则就可以确保自己得到更大的福利，那么他可能就难以格守自己的承诺。他必然要提醒自己，他有正义的两个原则可以选择。如果唯一可能的选择都会引起类似的风险，那就可能不得不撇开承诺责任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从这一点来看，这两个原则就似乎是明显优越的原则。

　　进一步的考虑不但需要考虑对协议的限制性条件，而且也需要考虑协议的公开性条件。我将根据心理的稳定性问题来提出论据。我在前面说过，赞成正义观的一个有力的论点是它为自己提供了论据。如果众所周知社会基本结构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符合正义观的原则，那么从属于这些安排的人就容易产生一种欲望，愿意按照这些原则去行动，并在体现这些原则的体制中尽自己的力量。如果社会制度实现了某种正义观这一点被公认为有助于产生相应的正义感，那么这种正义观就是稳定的。至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取决于道德心理的规律和人的动机的有效性。我将在下文（第75－76节）讨论这些问题。在目前，我们可以说，功利原则似乎比正义的两个原则更需要确认别人的利益。因此，就这种确认难以做到这一点来说，正义的两个原则将会是一种更稳定的正义观。这两个原则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权也就得到了保障，同时按照差别原则的规定，人人都有了从社会合作中得益的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用人们总是喜爱、珍视和赞同任何确认自己的善的东西这种心理规律，来说明人们是怎样接受社会制度及其所实现的原则的。由于每个人的善都得到了确认，所有的人也就获得了维护这种安排的意愿。

　　然而，如果功利原则实现了，就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得益。对社会制度的忠诚可能要求某些人为了整体的更大的善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除非必须作出牺牲的人毫不动摇地将自己认同于比自己的利益更为广泛的利益，否则这种安排就是不稳定的。但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的。这里所说的牺牲，不是在社会紧急时刻所要求的那种牺，因为在这种时刻，所有的人或某些人必须为了共同的善而作出牺牲。正义的原则适用于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沟，也适用于对生活前景的决定。功利原则所要求的，完全是牺性这种前景。我们应该为了别人的较大利益而理所当然地接受自己终身的较低期望，这肯定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事实上，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旨在促进社会成员的善的合作体系，那么，指望某些公民在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为了别人的缘故而接受较低的生活期望，这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功利主义者强调道德学习中的同情作用和仁慈在美德中的中心地位，其原因显而易见。除非能够普遍而认真地培养同情和仁慈，否则功利主义者的正义观也难免会有不稳定的危险。如果从原始状态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各方就能认识到，选择那些可能产生极端的结果从而使他们实际上无法接受的原则，即使不是不合理的，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可能会拒绝接受功利原则，而采纳按照互利原则来设计社会秩序的比较实际的主张。当然，我们无需假定人们彼此绝不会为对方作出重大的牺牲，因为由于爱心和感情上的关系，他们是常常作出这种牺牲的。但是，社会基本结构并不把这种行动作为一个正义问题来要求。

　　此外，公开承认这两个原则，更有助于维护人的自尊，而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社会合作的效能。这两种结果成了赞成选择这两个原则的理由。人们维护他们的自尊，这显然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满腔热情地去实行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并以实现自己的善为乐，那么，他们的某种自我价值意识就是必不可少的。自尊与其说是任何合理的生活计划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对一个人的计划值得实现的意识。不过，我们的自尊通常取决于对别人的尊重。除非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否则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念，即相信我们的目标值得去实现，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第67节）。因此，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各方可能会接受互相尊重的自然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他们彼此以礼相待，并乐于说明自己行动的依据，尤其在别人的要求遭到否决时要这样去做（第51节）。而且，人们也可以认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相互尊重，反过来也一样。自轻会导致轻视别人，并和妒忌一样危及自己的善。自尊就是相互间的自立。

　　因此，正义观的一个合意的特征就是：它应该公开表明人们的相互尊重。这样，他们就保证使自己获得了自我价值意识。现在，正义的两个原则实现了这个目的。如果社会遵循这些原则，每个人的善就都被纳入了一种互利的安排，而在体制中公认每个人的努力则鼓励了自尊。确立平等自由权和实行差别原则，必然会产生这种效果。我已经说过，这两个原则等于是一种承诺，就是说，要把自然能力作为一种集体资产来分配，使较幸运的人只能用帮助失败者的办法来使自己得益。我不是说，各方只是由于这种思想合乎道德才这样去做的。但是；他们接受这个原则是有理由的。人们为了互利来安排不平等，并避免在平等自由权的范围内利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偶然因素，正是为了在他们的社会结构中表示相互尊重。这样，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保证自己获得了自尊。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说，正义的原则表明，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人都有不是把彼此当作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来看待的愿望。我不能在这里考察康德的观点，而是要按照契约论来自由地解释他的观点。把人作为目的本身来看待而决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手段来看待，这个概念需要予以说明；这里甚至还有一个能否实现这个概念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始终把每一个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当作一种手段来看待呢？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就是要用同样的普遍原则来看待每一个人。因为这种解释使这个概念等同于形式正义。按照契约论的解释，把人当作目的本身来看待，至少意味着按照人们在平等的原始地位中可能同意的原则来看待他们。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人是把自己看作就是目的的具有同等代表性的道德的主体，他们所接受的原则将会被合理地用来保护他们自身的权利要求。这种契约观点本身表明了一种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当作手段来看待的意识。

　　但是，问题来了：究竟有没有体现这个概念的真正原则呢？如果各方希望在他们的社会基本结构中清楚地表达这个概念，以便获得符合每个人的自尊的合理利益，那么他们应该选择哪些原则呢？正义的这两个原则似乎实现了这个目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具有一种平等的自由权，而差别原则也说明了把人仅仅当作一种手段来看待和把人当作目的本身来看待是有区别的。在社会的基本设计中把人当作目的本身来看待，就是同意放弃那些对他们的有代表性的期望没有积极作用的利益。相反，把人当作手段来看待，就是准备为了别人的较高期望而把较差的生活前景强加给他们。这样，我们就看到，差别原则虽然起初似乎相当极端，但它却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人们在自己的体制中互相尊重，也尊重自己，那么他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就有可能更加有效，更加和谐一致，而在正义的这两个原则得到实现的情况下，期望的总水平（假定我们能对其加以估计）就可能比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也许会认为的要高。功利原则在这方面的优点就不再那么明显了。

　　功利原则大概会要求某些人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更大的生活期望。诚然，必须作出这种牺牲的人没有必要为了使这种要求变得合理而就较低评价自我价值。不能根据功利主义理论而就断定说，某些个人的目标是微不足道的或不重要的，因而他们的期望也较小。然而，情况往往可能是这样，因此正如我们刚才指出的那样，这里表明了功利主义不把人当作目的本身来看待的一种意识。在任何情况下，各方都必须考虑道德心理的一般事实。当然，如果我们必须为了别人而接受一种较差的生活前景，就必然要失去自尊，削弱我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价值意识。如果社会合作安排是为了个人的善，情况就尤其可能这样。这就是说，具有较大利益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有必要去保护人人有责任维持的某些宗教或文化价值。我们这里所考虑的不是一种关于传统秩序的理论，也不是至善论原则，而是功利原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自尊是随他们如何相互对待而转移的。如果各方接受了功利标准，他们就会失去自尊的基础，因为只有别人作出公开的承诺，表示要把不平等安排得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保证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某种平等自由权，自尊才会有基础。在一个公开的功利主义社会里，人们将会发现更加难以确信他们的自我价值。

　　功利主义者对此可能会回答说，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均功利时，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考虑。例如，如果平等自由权对人们的自尊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在平等自由权得到确认时平均功利又较高，那么理所当然应该确立平等自由权。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问题是，我们决不应忽视公开性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均功利时服从于一个限制条件，这个限制条件就是功利主义原则必需作为社会基本宪章而得到公开承认和遵守。我们无法办到的是鼓励人们采纳和应用非功利主义原则来提高平均功利。如果由于无论什么原因，公开承认功利主义造成了自尊的某种损失，那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绕过这种障碍。考虑到我们的规定，这是功利主义安排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代价。因此，假定在正义的两个原则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而得到公开确认并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平均功利实际上是较大的。由于已经提到的原因，可以想象情况也许如此。既然如此，这些原则可能就是体现了最有吸引力的前景，而根据刚才分析的两种推理方法，这两个原则就可能会被接受。功利主义者不能因此就回答说，人们现在实际上是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均功利。事实上，各方可能已经选择了正义的两个原则。

　　因此，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功利主义认为功利原则就是适用于社会普遍正义观的正确原则。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必须论证这个标准可能会在原始状态中得到选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规定一种不同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动机假定就是各方都希望采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均功利的那些原则。前面的论点表明，这两个正义原则仍然可能得到选择。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把这些原则——以及体现这些原则的理论——称为功利主义原则就是一个错误。动机假定本身并不决定整个理论的性质。事实上，如果可以根据不同的动机假定来选择正义原则，那么赞成正义原则的理由就变得更加充分了。这表明正义理论是有坚实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易受到些微变化的影响的。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哪种正义观体现了我们在反思平衡中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并且最能作为社会的普遍道德基础。除非一个人坚持认为这种正义观是由功利原则产生的，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然而，鼓吹功利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原则还使康德的概念有了一种意义，即边沁的“每个人都算作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算作多于一个人”的公式所赋予的意义。正如穆勒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幸福同另一个人的幸福程度相等，那么这两种幸福就被视为完全相同。表示功利原则的可加函数的权，对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自然要把他们作为一个人来看待。人们也许会说，功利原则是把人既当作目的也当作手段来看待的。说它把人当作目的来看待，是因为它对每个人的福利加上了同样的权（正加权）；说它把人当作手段来看待，是因为它使某些人可以有较高的生活期望以抵消另一些处境业已不利的人的较低的生活期望。正义的两个原则使康德的概念得到了一种更有力也更有特色的解释。它们甚至排除了把人当作实现彼此福利的手段来看待的倾向。在设计社会制度时，我们必须把人完全当作目的来看待。无论如何不能把人当作手段来看待。

　　在结束这一节时我要指出，原则的普遍性、适用的广泛性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状况的有限知识，这些条件本身还不足以说明正义即公平理论中原始状态的特点。对平均功利原则的推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条件是必要的，但仍是不够的。原始状态要求各方达成集体协议，因此，公开性和决定性条件以及对有效承诺的限制，是赞成这两个原则的论据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已经联系承诺责任和稳定性问题讨论了这些限制的作用。这些见解一旦成立，关于对平均功利原则的推理所抱的怀疑就会更加严重。

　　因此，初步的结论是：绝大部分理由显然赞成正义的两个原则，而不赞成平均功利原则；假定这一点有可迁性，则也不赞成古典的功利理论。就原始状态观在日常生活中被用来证明原则的正确性这种情况来说，一个人可能会赞同正义的两个原则这种说法是完全可信的。没有理由立即认为这种说法不是真诚的。一个人不必为了使这种说法令人信服而竟然去作出和兑现这种保证。因此，在人们普遍承认哪些人能够承认彼此的诚意时，这种说法能够起到正义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