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之二十二

第二编 体制

第四章平等自由权

在第二编的三章里，我的目的是要说明正义原则的内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打算描述一下符合这些原则的一种基本结构，同时研究一下这些原则所产生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结构的主要体制就是立宪民主制。我并不认为，这些安排就是唯一正义的安排。相反，我的论点是要指出，到目前为止一直按体制形式予以抽象讨论的正义原则，规定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观，并相当接近和扩大了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在这一章里，我首先要提出一种四个阶段的顺序，用以说明怎样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体制。我要概略地说明一下基本结构的两个部分，并对自由权的概念加以规定。在这之后，我还要讨论一下关于平等自由权的三个问题：良心平等自由权、政治正义和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人身平等自由权及其与法治的关系。接着，我还将着手讨论自由权优先的含义，最后再简单地说明一下康德对原始状态的解释。

第31节 四个阶段的顺序

　　为了简化两个正义原则的应用，显然需要某种结构。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公民必须作出的三种判断。首先，他必须判断立法和社会政策的正义。但同时他也知道，他的意见不会始终与别人的意见保持一致，因为人们的判断和信仰很可能是不同的，尤其在涉及他们的利益时是这样。因此其次，一个公民必须决定，对于调和有关正义的互相冲突的意见来说，哪些宪法安排是正义的。我们可以把政治过程看作是一部作出社会决定的机器，代表们和他们的选民的意见就是输进这部机器的原料。一个公民可能会认为，这部机器的某些设计方法比其他设计方法更为正义。因此，一种全面的正义观不仅能评估法律和政策，而且还能评定把政治舆论变成法律的选择程序。还有第三个问题。公民承认某个宪法是正义的，并且认为某些传统的程序，例如经过适当限制的过半数规则这个程序，是恰当的。然而，由于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完全的程序正义，所以他必须弄清楚多数人通过的法规什么时候会得到遵守，什么时候会被认为不再有约束力而遭到抛弃。总之，他必须能够确定政治责任与义务的根据和范围。因此，任何正义理论都必须至少处理三类问题，而这一点表明，把这些应用原则看作是一种几个阶段的顺序，可能是有益的。

　　因此，我在这里要介绍关于原始状态的进一步说明。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假定，一旦正义的原则得到了选择，各方就重新回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自此以后，他们就按照这些原则来判断他们对社会制度的要求。但是，如果设想可能会有几个按照某种确定顺序出现的中间阶段，那么这种顺序就给我们一种图式，用来把必须面对的各种复杂情况加以分类。每一个阶段代表一种适当的观点，某些问题就按照这个观点来予以考虑。例如，我假定，各方在原始状态中接受了正义的原则，随后就前往制宪会议。他们要在制宪会议上决定某些政治形态是否正义，并选定一部宪法：姑且假定他们就是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他们要在业已选定的正义原则的限制下，为政府的宪法权力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设计出一种制度。在这个阶段，为了妥善处理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对程序正义进行了考虑。由于恰当的正义观已得到一致的同意，无知之墓也就部分地被揭开了。当然，出席制宪会议的人并不了解具体个人的情况：他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了解他们在自然属性分配中的地位，也不了解他们的关于善的观念。但是，他们现在除了了解社会理论的原则外，还了解关于他们的社会的一般有关事实。即社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水平，等等。他们的知识不再局限于正义环境所固有的那些知识了。鉴于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关于他们社会的适当的一般事实，他们就能选择最有效的正义的宪法，这种宪法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并被认为最能导致正义而有效的立法。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问题。正义的宪法最好应是一种为保证正义的结果而安排的正义程序。这个程守就是宪法所决定的政治过程，这个结果就是立法机关，而正义的原则就会为这种程序和结果规定一种独立的标准。在追求完善的程序正义（第14节）这个理想时，首要的问题就是设计一种正义的程序。为了做到这一点，平等公民的自由权必须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并受到宪法的保护。这些自由权包括宗教自由权和思想自由、人身自由权和平等的政治权利。我把政治制度设想为某种形式的立宪民主制，如果政治制度不能体现这些自由权，那么它就可能不是一种正义的程序。

　　显然，任何切实可行的政治程序都可能产生不正义的结果。事实上，不存在一种能保证不正义的立法不会获得通过的程序性的政治规则安排。就立宪政体来说，或者甚至就任何政体来说，完善的程序正义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能够得到的最佳安排就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安排。然而，某些安排比另一些安排更易于产生不正义的法律。因此，第二个问题就是要从正义的而又切实可行的程序安排中，选择那些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正义而有效的法律秩序的程序安排。这里又一次出现了边沁所谓的人为的利益一致问题，不过这里的规则（正义的程序）大概是根据正义原则而不是根据功利原则来制定立法（正义的结果）。明智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这个制度中的人大概都会有的信仰和利益，同时也需要了解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特定环境下可以合理地予以利用的政治策略。因此，这些代表是被假定为知道这些情况的。倘若他们对具体的个人（包括他们自己）一无所知，原始状态的概念就不会受到影响。

　　我假定，在制定正义的宪法时，已被选定的正义的两个原则对合意的结果规定了一种独立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就不能很好地决定宪法设计问题，因为要作出这种决定，必须对各种可能的正义宪法有个大致的了解（比方说，根据社会理论把它们—一列举出来），然后再去寻找一种在当前情况下极可能会产生有效而正义的社会安排的宪法。这时，我们就达到了立法阶段，走出了这个顺序的第二步。法律和政策是否正义，要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对提出的议案，要从一个始终不知道有关自己的细节的有代表性的立法者的立场来判断。法规不但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而且也必须符合宪法规定的一切限制。这样反复往来于制宪会议阶段和立法阶段，于是就有了最好的宪法。

　　不过，立法是否正义的问题，尤其是在与经济和社会政策发生联系时，通常要受到合理的意见分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常常取决于思辨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取决于一般的社会理论。对于某项法律或政策，通常我们最多只能说，至少它不是明显不正义的。准确应用差别原则所必需的知识，一般都要超过我们能够指望得到的知识，无论如何比应用正义的第一个原则需要更多的知识。在平等自由权遭到侵犯的情况下，这一点常常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侵犯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不正义的。这种不正义在体制的普遍结构中十分明显。但是，由于有差别原则对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调整，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因此，我设想了阶段之间的分工，每个阶段处理不同的社会正义问题。这种分工大致上与基本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相对应。平等自由权的第一个原则是制宪会议的基本标准。它的基本要求是：人的基本自由权以及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应该得到保护，同时，整个政治过程必须是一种正义的程序。这样，宪法就确立了平等公民的牢固的共同地位，从而实现了政治正义。第二个原则在立法阶段发生作用。它要求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平等自由权得到维护的情况下，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的人的长远期望。这时，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的一般事实也就得到了应用。基本结构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不同特点和层次，这些特点和层次对于有效而互利的社会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制宪会议阶段优先于立法阶段，反映了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优先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

　　最后一个阶段是法官和行政官员把法规应用于具体情况和一般公民遵守法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完全可以接触所有事实。对知识的限制不再存在了，因为这时整套法规已被采纳，并按照人们的不同特点和环境而施之于人。然而，我们不是从这个观点去确定政治责任和义务的根据和范围的。这第三类问题属于部分遵守理论，从原始状态的观点对这个理论的原则进行讨论，要在理想理论的原则得到选择之后（第39节）。一旦有了这些理论的原则，我们就能从最后阶段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特殊情况，例如非暴力抵抗和由于道德和宗教原因而拒服兵役这类情况（第57－59节）。

　　在四个阶段的顺序中，大致可以获得以下知识。让我们区别一下三种情况；社会理论（和其他有关理论）的基本原则及其后果；关于社会的一般事实，如社会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体制结构和自然环境，等等；以及最后关于个人的具体事实，如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属性和特殊利益。在原始状态中，各方所知道的唯一具体事实，是可以从正义环境推断出来的事实。虽然他们知道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历史的进程却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对于某种社会形态要经历多长时间，或者现存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他们并没有任何知识。然而，在以后的几个阶段，他们能够得到的是关于他们的社会的一般事实，而不是关于他们自己状况的细节。由于正义的原则已经选定，对知识的限制就可以放宽。把这些原则明智地应用于现有的这类正义问题的需算，在每个阶段决定了知识的流量，但同时任何可能产生偏见和误解并使人们彼此对立的知识也被排除了。合理而公正地应用原则的观念，规定了哪种知识是可以接受的。在最后阶段，任何形式的无知之幕显然都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于是所有的限制都被取消了。

　　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这四个阶段的顺序是应用正义原则的一种手段。这种安排是正义即公平理论的一部分，而不是对制宪会议和立法机关行事方式的说明。它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各种正义问题都要按照这些观点来予以解决，每种观点都继承了前几个阶段所采纳的限制。因此，正义的宪法就是在第二阶段的那些限制条件下，有理性的代表可能会为他们的社会采用的宪法。同样，正义的法律和政策也就是可能在立法阶段制定的那些法律和政策。当然，这种检验标准常常是不明确的；在若干宪法或经济和社会安排中，可能会选择哪种宪法和社会安排，这并不是始终很清楚的。但如果是这种情况，正义也同样是不明确的。在许可范围内的一些体制是同样正义的，这就意味着它们都有可能得到选择；它们和这个理论的各种限制是不矛盾的。因此，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许多问题，我们必须转而依靠一种半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概念：如果法律和政策不超出许可的范围，那么它们就是正义的，而且立法机关事实上已通过正义宪法的授权制定了这些法律和政策。正义理论中的这种不明确情况本身并不是一个缺点。这本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如果正义即公平理论比现有的一些理论更能按照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来规定正义的范围，如果它能以更大的敏锐性来指出社会应该予以避免的更严重的失误，那么，它就会证明是一种很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