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研究了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从烟毒输入地到烟毒输出地的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西北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对烟毒的措施和对策，并从历史环境、文化心理、人文地理、法学等角度探讨了鸦片在西北地区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关键词: 晚清  西北地区  烟毒  禁政  原因

Opium drugs and prohibitive policy of northwest area in late ch’ing

Chu chenge

[abstract]:The article make studies of the changes from export of opium drugs to inport of opium drugs in northwest area in late ch’ing  period, and all kinds of prohibitive policy and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northwest make . Form the  environmen of history，culture psychology， geography and science of law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study the reason for opium drugs’ inundation in northwest area.

[key-word]:late ch’ing、 northwest area、opium drugs、 prohibitive policy  reason

中国近代的“烟”专指现在的鸦片类毒品，20世纪初 “烟毒”作为一词合用，泛指所有毒品。晚清时期的鸦片走私泛滥使民族素质受到严重摧残，财富大量流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经济发展严重受损，并且腐蚀统治机构，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晚清中央政府在禁烟毒的方式上有“弛禁论”与“严禁论”的争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禁烟法令事实上成为具文，特别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全国进入了长期“弛禁”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中央政府遂改变禁烟政策，1906年制定“十年禁烟”计划作为“新政”的一部分，全国进行了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参见图1，1910年土烟产量为近代史上历年最低）

本文主要研究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地区[①]从烟毒输入地到烟毒输出地的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西北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对烟毒的不同措施和对策，并从历史环境、文化心理、人文地理、法学等角度探讨了鸦片在西北地区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一 、西北地区从烟毒输入地到烟毒输出地的变迁

1        西北烟毒问题始于道光末年和咸丰时期的种植。

    陕西人贩卖和吸食鸦片，道光年间已有。“吞食者所在皆然，凡各署胥吏、各营兵弁，沉溺其中者十有八九”，但毒源自外省来，土产的不多。1831年《著陕抚通饬所属认真查拿食烟贩烟之人并明定卖罚章程上谕》还提到“陕省地方向不出产罂粟花、葵花，并无造作鸦片烟之事，惟近来多有私食之人。自系外来奸商偷运贩卖，地方官查察不力，以致不能禁绝…现在陕省虽无种植罂粟花、葵花之处，但恐外来匪徒煽诱，不可不预为周防。”^[[1]]

    甘肃的鸦片最早也是由外省输入。据《甘宁青史略正编》记载有两种说法，一是“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二是道光末年，“购种于陕，要试种之，居然成熟。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产烟最多，其味亦浓。” ^[[2]^] “邑人胡欲昌经商陕中，自彼土携烟籽二斗二升，散于乡里，试种之”^[[3]^] 。到咸丰时期就“各县皆种矣”，可见发展之迅速。

    1839年7、9、12月道光皇帝针对新疆鸦片问题发了三道上谕，即《著新疆各城将军都统大臣等查禁鸦片兴贩吸食事上谕》、《著新疆将军都统大臣等实力查禁鸦片有犯必惩事上谕》、《著惠吉等随时查拿新疆各地鸦片吸食并栽种罂粟事上谕》（载《上谕档》），内容主要是：第一，新疆栽种鸦片问题刚刚出现，督促地方官查禁鸦片，并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加快制定地方法规。“今复查有栽种罂粟情事，更出意想之外……总缘各城将军大臣等一味因循，不肯认真察拿办之所致”，“新疆与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碍难行应酌量变通之处，著各该将军都统大臣悉心体察，妥议具奏”。第二，新疆烟毒问题与地理环境有关，“新疆西南北各城地处边陲，幅员辽阔，多与外夷接壤，难保无夷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荒僻处所，隙地不少，倘查察不周，即不免奸民射利，私行栽种，熬烟贩卖，贻害兵民”。第三，毒品犯罪方式以贩卖偷带烟土为主，栽种和吸食的也有少量。新疆大面积的植烟始于咸、同年间，时约有一万陕甘烟农前往塔城、奇台等地，春去秋返，种植罂粟。吸食鸦片主要在汉族地区，新疆少数民族主要吸食大麻，“在新疆很早就有人滥用大麻制品了。由于伊斯兰教义禁止饮酒和吸食鸦片，因此麻烟也就成了少数维吾尔族群众的奢侈品”。^[[4]]近代以来大麻毒品是新疆最主要最常见的毒品种类，“新疆引种印度大麻主要是以经济油科作物种植于天山以南各地。16-17世纪莫合烟从印度传到新疆，随之而来的还有吸食大麻。18世纪大麻已渗透新疆各地” 。^[[5]]    

2        西北鸦片主要产地和消费地的形成。

1860年，清政府下令在陕、甘等省公开征收鸦片税，种植罂粟在西北取得了合法地位。至清末，陕西、甘肃逐渐成为鸦片的种植大省和消费大省。(见图2、图3、图4)，资料来源：《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一期，“数目”，1908年12月18日出版，第1-3页；《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五十五，征榷二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第 8104页。

图4  1905、1906、1907、1910年陕甘新三省土药（鸦片）消费量（单位：担）

（注：1905、1906年甘肃没有相关统计资料）

    将以上数字与文史资料相印证，可以知道：第一，陕西和甘肃是当时全国鸦片的主要产区之一。 “（罂粟）产量最大的省份为四川、陕西、云南、甘肃。…甘肃省的罂粟收益占农业总产值的90%”。 1860 年起，陕西开始普遍种植鸦片，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是陕西的鸦片产区，到90年代以后种植罂粟遍及全省各县。“各省各地，烟苗广植，无地无之”[[6]]《曾文襄公奏议》也谈到，陕西关中的八百里秦川，尤其渭南土地肥沃，所产鸦片质量可与印土媲美。但因遍植罂粟，粮食反而要贫瘠的渭北供给。（P161）^[[7]^]

    清光绪初年，甘肃各城镇曾禁开烟馆。但左宗棠离甘后甘肃就大种特种。光绪25年，河州境内（包括除康乐县外的今临夏州辖地）种鸦片近3000亩。到光绪32年，凡有条件的地区几乎都种鸦片，如罗家川、西河川、黄茨滩等地。甘肃的临夏地区1899年始植罂粟，地方政府即以每亩征税3钱至1钱2分的额度征税，当年即征得烟税500余两。此后逐年提高，到1900年前后，此地已成红白罂粟世界，收割大烟的季节，商贩云集，奔向临夏的大烟集市(当地俗称赶大烟场），极其繁华。（P183）[7]。1909年到1911年，陕甘总督长庚采取放任态度，种、运、售、吸一概不禁。永登、皋兰、靖远及河西、临夏的大片土地成为鸦片主要产地。

    清末时每年都有内地烟农到新疆偷植罂粟，人数达万人。他们集中于塔城中俄边境地区，安营扎寨。俄国边境官员常常以纳税为名横加勒索，一些暴徒也越境进行抢劫。于是，烟农们逐渐迁到迪化专区所属各县，新疆的烟患也日见严重起来。（P183）^[7]

    第二，在鸦片种植的刺激下，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的毒品消费市场随之形成。西北各省的烟民人数虽不易考证，但对比出产和行销鸦片的数目可看出端倪：陕西的鸦片除了自给，有大半外销。新疆的鸦片主要自给，虽有吸食，但因为“回民不吸鸦片，所应禁者商贩、兵勇及各处游勇耳” [[8]]。甘肃由于人口少，鸦片主要以外销为主。由此推断，陕西的吸毒贩毒都比较严重，而甘肃的贩毒比较严重，该推断还可与以下文史资料相印证。

    据记载，陕西鸦片大量运销河南、山西、甘肃、四川和湖北等省，年销量高达数百万两。鸦片的大肆横行，导致烟民人数不断增加。19世纪60年代，陕西各地吸食鸦片成风，泾阳县吸食鸦片者“每至夜晚，灯火万点”。三原县“城里人吸食者十占其七，乡里吸烟的十占其三”，临潼县十占其四。陕北的宜川县 “乃至老少奔波，男女争嗜。始而城镇，继及农村，始而富豪，继而贫篓。倚枕燃灯，俾昼作夜。而通都大邑之间，有斯癖者，竟十居五六焉”^[[9]^]。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陕西烟民人数更加庞大。据统计， 1906年 8月至 1910年 3月，在戒毒场所戒净者高达 15.6万多人。很显然这只是烟民的部分而已，清朝末年，陕西烟民人数当在20万以上，约占全省800万总人口的2.5%。^[[10]]

    甘肃所产烟土除销于本地外，远销京、沪、冀、豫等地。全省城乡烟馆林立。仅兰州一地，烟馆多达300多家，形成“一家数灯”、“十人九瘾”的状况。1909年12月，宁夏将军台布给清廷的奏折称：“该省（甘肃）种烟最多，尚无禁种消息，官员百姓家家烟火，彻夜开灯，巡警兵丁卧地持枪明吸不已”。^[[11]^]

二、西北地方政府的禁政

    1  西北第一个地方性禁烟法规——《新疆南路各城查禁鸦片烟章程》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道光皇帝批准《新疆南路各城查禁鸦片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作为《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特别法，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地方禁烟法规。

    由于“南路各城与北路伊犁等处情形不同”，“章程”的空间效力仅限于南疆地区。在《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宁额等奏为筹议南疆各处禁烟章程折》中提到“章程”以禁贩、禁种、禁吸为核心。“查回疆各城，鸦片烟一物由内地贩来者绝少，往往有外夷贸易之人夹带进卡，因而各城流寓商民潜相购买，又复贩往乌鲁木齐一带地方，转辗售卖。欲思设法严禁，必须杜夷人夹带之弊，则其源自清；绝奸商兴贩之端，则其流自遏。至于不肖之徒，或零星购买吸食，或栽种罂粟熬烟，种种流弊，再所不免，均应一律严禁，以挽颓风”^[[12]^] 。

    “章程”对三禁规定了具体的方法，主要有：（1）“外堵”即会同进卡贸易的各部落商头察查夹带，杜绝鸦片走私进口。（2）“内查” 即控制人员流动，在交通要道发行路票，；在幅员辽阔之城定点稽查，以防偷漏；在回疆八大城之外的通衢大道及周围大小回庄按月密查。（3）禁种， 采用保甲之法进行预防。“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如有烟贩，由该牌长举发，禀请拿究。倘有知情徇隐情弊，一经犯案，与乡约、邻佑一体惩办”。（4）将夷人分为卡内回子和卡外回子，区分管辖。前者因“久在声教之内”，依卡内回子例，后者交由商头阿奇木伯克治罪，驱逐出境，不适用充军刑，处刑也较前者轻。（5）张贴晓谕，限内自首免于治罪以及官员查办不利之责任。

    2“弛禁”时期的陕甘禁政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前两广总督林则徐调任署理陕甘总督时曾下令严禁鸦片入境，在陇东严加防范鸦片入甘。19世纪中后期陕甘总督左宗棠首先在陕甘实施禁政。由于陕甘是种植大省并且就工作难度而言 “禁种罂粟较之禁吸鸦片为易”，因此以禁种为首要工作。1869年左氏颁布《禁种罂粟四字谕》作舆论宣传，接着下令民间铲除罂粟幼苗，并宣布停征烟土税。他一方面督促地方官禁种鸦片，另一方面“拔恶卉而植佳苗”，推广替代种植，奖励各地种棉，并且开始进行戒烟工作（见《左宗棠署巩昌府汤道聘珍禀禁种罂粟》、《左宗棠札陕甘藩司通饬各属禁种植罂粟》、《左宗棠札甘肃两司及宁夏镇道府查办宁属偷种罂粟文》、《左宗棠奏清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宗棠札通饬通饬各州县禁种罂粟并发戒烟药方文》）(P275、P508-509、P525、P27-29、P530-531）^[8]。1875年4月甘肃全境禁种鸦片烟。但是，由于军队暗中包庇和官吏之腐败，致使各种禁令形同废纸。1881年左宗棠只好撤禁令，改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希望依靠增加烟税的办法来达到禁烟的目的。1881年三月甘肃全省开征“烟厘”，自此甘肃全省烟禁大开。1884年，陕西巡抚边宝泉又下令禁烟，因遭各县官吏反对，只好收回命令，继续推行“寓禁于征”政策。“寓禁于征”非但未能禁绝鸦片，反而使鸦片在陕甘更加泛滥起来，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以陕西为例，清中央政府每年从陕西征收烟亩税银13.5万两，当地政府每年征收也多达30多万两。加之各级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和高利贷者、商人趁火打劫的，其总数字超过这两项税银数字的总数。“由是乡间穷困称贷之息，数倍于未植罂粟时；乡民穷困之状，百倍于未植罂粟时”(P477)^[10]。

3        第二次禁烟运动时期的西北禁政

    1906年和 1909年，陕西巡抚曹鸿勋和恩寿先后下令禁烟。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思寿奏陈陕省禁烟情形“陕省种烟地亩，约在五十三万余亩。自奉禁令，按年递减，至元年（1908年——引者注）春，调查烟民已减种二十万亩有余。虽不敢信以为禁有成效，所剩实已无多。……禁吸一节，据各属册报，戒断者计五十六万余人，售卖烟膏各店，原有二千八百余家，歇业者已近三百家，仍当严饬地方官，以征为禁，但期有减无增。”^[[13]^]

    随着禁烟在全国的实施，甘肃大面积的种烟基本禁止，但“该省地瘠民贫，重以灾旱不时，故取栽种渐减之法”(P905-907)^[7]。宣统二年二次限期禁绝时，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后因时势混乱国体变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又有偷种现象。

    新疆产烟本不多，一般系自种自吸，“该省汉人无多，半皆土著……吸烟者百人中仅一二人，故禁烟令下，不数月间，几已净绝。客商居民，戒烟者亦十居七八” 。(P905-907) ^[6]甘肃新疆巡抚联魁这样形容当地的禁烟情形，新疆“无大宗土药运销外省。即外产输入者亦仅甘省，暨俄属喀喇湖之土药…将该两处实力稽禁…以遏其源。查本省产烟之区，南路喀什道属较少，阿克苏道属库车、乌什、轮台、柯坪为多，北路伊塔道属之塔城、宁远、绥定、精河俱有烟地，而以镇迪道属之奇台、孚远、绥来、昌吉、呼图壁为最多。各属种户，多系土著，奇台、绥来则多关内客民租种，来去无定，查禁较难……从宣统元年起，将本省罂粟地税，普行免征……严饬地主不得再租种烟，违者，地亩充公，仍从严惩罚。”(P8100) ^[12]

    不可否认，第二次禁烟运动时期的西北禁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图1图2图3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次禁烟运动的第二年（1907年）陕甘的鸦片产量、消费量较往年都有明显下降，但禁烟成果并没有巩固下来，到1910年陕甘鸦片的产量和消费量较往年还有所上升，产量依然占全国的11%以上，消费量占全国消费总额的3.5%左右。禁烟非一蹴而就之事，其长期性与艰巨性可见一斑。鸦片为什么会在西北蔓延？并且这种蔓延为何屡禁不止呢？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三 、西北地区鸦片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鸦片为什么会在西北地区蔓延，是什么原因导致西北烟毒产地和消费地的形成？毫无疑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是毒品长期流行并泛滥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入探析鸦片蔓延的原因，透过历史去思考与反省。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对她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病态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之后，才可能战胜自身的弱点与惰性，从而超越自我，勇敢地走向未来、走向新的辉煌。

    从社会历史背景而言，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中华中心主义，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中国人陷入痛苦的深渊，但又寻不到摆脱落后的出路。于是，这种消极绝望、无奈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整个统治阶级用鸦片来麻醉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当时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处在清朝政府异常残暴的统治下，也感苦闷找不到出路，便将精力消磨在鸦片之中。鸦片吸食之风，首开于宫廷的达官贵族阶层。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优裕的等闲阶层，他们借助毒品来享乐、纵欲，形成了所谓的“鸦片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统治阶层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

    从文化心理上讲，陕西在宋代以前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宋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西北地区只具有国防屏障的意义，明清以来更成为罪犯戍边流放的荒蛮之地。清代在西北屡屡用兵，该地区民族关系复杂。西北人有过去的辉煌和辉煌带来的文化重负，也有衰败后的失落、尴尬、不服气，由此滋生出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性的放达和一种尴尬性的焦虑。而鸦片就比较适合这种文化心理，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也较为合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自慰心理。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老庄消极遁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苏智良先生认为，数千年来“不仅土大夫阶层成功为儒，失败为道，而且一般民众也颇感染消极避世之风习。以知足常乐为最理想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思维的极端往往容易走向对罪恶、对病态的容忍。所以一旦处在政治黑暗、环境恶劣的逆境时，整个社会容易产生以精神自慰抗御外部压力的状态。而这种心理上的自慰又须借助于一定的形式，千百年来始终有部分中国人追求仙丹石散，不老灵药，以消极避世、麻醉自己、求得自慰。魏晋的士大夫阶层为了逃避政治的极端腐败与黑暗，大谈玄理，狂饮烈酒，服‘五石散’，也正是这种心理的典型反映。”因此，许多人把鸦片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正如鲁迅所说的“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从人文地理看，西北地区地广人稀，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给大规模的鸦片栽种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山高皇帝远不易被发现；西北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经济不发达。劳动者终年劳作，收入微薄，在劳动强度大而身体赢弱的情况下，吸食鸦片可暂时消除疲劳，振奋精神。因为鸦片具有麻醉、镇痛、收敛等作用，在缺医少药的农村，鸦片被当作药物而广泛使用，成了平民百姓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在贫困乏味的生活中，鸦片也是一种低廉易得的娱乐型消费品。“陕西吸烟之习，与山西同，人民自种自吸，不假外求”。(905-907)[6]农民自种后不用购买就可方便的熬制吸食，鸦片因此风靡一时。

从法学角度看，其一，与清末的政治腐败不无干系。完善的法律和为政者的决心是禁烟的前提条件，但仅有法律和决心还不够，没有高素质的人去执行“徒法不能自行”。其二，“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 ^[[14]^]，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结构是一种“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依靠法律维持是不相同的。研究西北地区的乡土社会会发现，人们只服从家长的权威，而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德心；只有家族观念，而少有民族国家意识。于是“尽管国家屡颁法令，但因其有利可图，从乡村的土豪到城市的各种小集团的领袖、有力者，争相趋之。这种示范效应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天高皇帝远”的龙廷懿旨。于是，产毒贩毒涉及官吏、军人、地主、土匪、商人、帮会、会党、马帮、鸨母、流氓、乞丐、农民等，几乎包罗一切阶层。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官吏阶层每每借口禁烟而层层盘剥民众，使烟价抬高，于是只要是涉及鸦片的便能获利。以农民为例，种植罂粟可比种其他农作物的收入高3至5倍，于是有些人便不顾国家禁令和民族存亡，以至罂粟‘连畦接畛，满野缤纷’了。”(P174)[7]

发表于《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后进一步修改，修改稿以《晚清西北地区的毒品问题及其治理》为题，发表于《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此处为最早发表版本。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