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 之二十

 

第45节时间偏好

 

　　  我曾经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在选择储蓄原则时并不抱有纯粹的时间偏好。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这个假定的理由。就个人来说，避免纯粹的时间偏好，正是有理性的一个特征。西奇威克认为，理性意味着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表示的一种不偏不倚的关注。时间上的位置有不同，事情的发生也有先后之分，但仅仅这种差异本身还不能成为厚此薄彼的合理依据。当然，由于当前的或不远将来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可靠性或可能性，我们可能对这种利益给予更多的重视，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我们获得某种享受的地位和能力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但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证明我们可以仅仅由于现时时间上的位置同我们更近而宁愿要较少的现时利益，而不要更多的未来利益（第64节）。

　　不过，西奇威克认为，普遍善与个人善的观念在基本方面是相同的。他认为，一个人的善是通过比较和综合每个时期相继发生的不同的善而设计出来的，同样，普遍善也是通过比较和综合许多不同个人的善而设计出来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相似的，都是建立在综合的功利原则的基础上的。因此，用于社会的正义的储蓄原则，决不可受到纯粹时间偏好的影响，因为和以往一样，个人和世代在时间上的不同位置本身不能证明对他们区别对待是有道理的。

　　既然正义即公平观中的正义原则不是一个人的合理选择原则的延伸，那么反对时间偏好的论据必定是另一种性质的论据。可以参照原始状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一旦用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就得出相同的结论。各方没有理由要对纯属时间上的位置予以任何重视。他们必须为每个文明阶段选择一种储蓄率。如果他们由于未来的情况对现在来说似乎不那么重要而就把最近时期和更早时期加以区别，那么现在的情况在将来看起来也会不那么重要。虽然任何决定都必须在现在作出，但他们也没有理由利用这种情况：宁可今天不重视将来，而不可将来不重视今天。这种情况是对称的，一种选择同另一种选择一样都带有随意性。原始状态中的人由于受无知之幕的支配而接受了每一时期的观点。他们对这种对称情况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不会同意任何或多或少重视较近时期的原则。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达成一种从各种观点看都是始终如一的协议，因为承认时间偏好原则，就是允许在时间上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可以按照仅仅以这种随机性为基础的不同重点去评定彼此的要求。

　　同合理谨慎的情况一样，反对纯粹的时间偏好与重视不可靠性和变化中的环境是不矛盾的；它也不排斥利用利率（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是在私有财产经济中）把有限的资本分配给投资。确切地说，这个限制就是；根据正义的基本原则，我们不可以仅仅由于不同的各代在时间上的先后而对它们给予不同的对待。原始状态的规定就是要能在这方面产生正确的原则。就个人来说，纯粹的时间偏好是非理性的：它意味着个人不是把所有时期看作同样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就社会来说，纯粹的时间偏好是不正义的：它意味着（从不重视将来这个更普遍的例子看）活着的人利用他们在时间上的位置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

　　因此，契约观点同西奇威克的观点一样，都拒绝承认时间偏好是社会选择的依据。如果活着的人让自己为这种考虑所驱使，他们可能就是对不起他们的前人和后人。不过，这种论点似乎是与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因为往往有人说，民主原则要求按照当前这一代人的愿望来决定社会政策。当然，也有人认为，需要按照适当的情况来弄清楚和确定这种偏好的含义。为未来而进行的集体储蓄具有公共善的许多特点，而所谓孤立决定和保证遵守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假定这方面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同时当前这一代的有见识的集体判断在必要的条件下又是已知的，那就可以认为，即使在公共判断显然错误的情况下，关于国家的民主观点也不赞成政府为了未来的世代而进行干预。

　　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取决于对它作怎样的解释。作为对民主宪法的一种描述，那是无可非议的。一旦公共的意志在立法和社会政策中明确地表达出来，政府若无视这种意志，那就不成其为民主的政府。政府无权取消选民关于储蓄数量的意见。如果一个民主制度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政府拥有那种权力通常就会在总体上导致更多的不正义。我们选择宪法安排，应该根据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正义而有效的立法。一个民主主义者就是认为民主的宪法最符合这种标准的人。但他的正义观包括为未来世代的正义要求做好准备。即使是作为选择制度的一个实际问题，选民也应有最后决定权；这仅仅是由于这比政府有权无视选民的愿望更可能是正确的。然而，由于正义的宪法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一种不完全的程序正义，人民仍然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从而对其他世代产生永久性的严重的不利影响，而在其他政体下，这种错误也许是可以防止的。此外，根据作为民主制度基础的这种同样的正义观，不正义可能是十分明显的，是可以予以证明的。事实上，这种正义观的一些原则在宪法中可能或多或少是清楚的，并为司法部门和有见识的舆论在解释宪法时所经常引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主主义者也许没有理由不可以通过适当的不服从方式来反对公共的意志，或者即使他是一个政府官员，他也没有理由不可以去避开这种意志。虽然人们相信宪法的合理性，并接受拥护宪法的义务，但在集体判断充分不正义的情况下，可以拒绝接受遵守特定法律的义务。关于储蓄水平的公共决定，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这种决定在时间偏好上的倾向，不应予以特别尊重。事实上，如果没有受损害的各方，即未来的世代，这种决定就更加值得怀疑。除非一个人认为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政体，并为实现这种政体而努力，否则他就不能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只要一个人不相信这种情况，而是认为适当的不服从形式，例如非暴力抵抗或良心不服从的行为，是纠正民主制定的政策的必要而合理的方法，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与承认民主宪法相一致的。我将在下一章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此刻的基本要点是：和所有其他社会决定一样，关于为未来作准备的集体意志是服从正义的原则的。这一情况的特点并不能使它成为例外。

　　应该指出，否认纯粹的时间偏好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与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未来的重视可以改善其他有缺点的判断标准不矛盾的。例如，我已经说过，功利主义原则可能会导致一种极高的储蓄率，从而使前面的世代过分艰苦。这一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降低生活在未来的人的福利来予以纠正。既然可以认为后代的福利不那么重要，那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多地去储蓄。同时，通过调整所要求的功利函数的参数来改变必要的积累，这也是可能的。我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遗憾的是，我只能表示这样的看法，即这些手段仅仅减轻了错误原则的后果。这一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把功利标准与平等原则结合起来的体制观所具有的情况（见第7节）。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单独采用两个原则中的一个，结果证明都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得到适当重视的平等标准就可用来修正功利标准。这样，以此类推，在提出了适当的储蓄率就是始终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功利的储蓄率（即达到某种最大的积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后代福利不那么得到重视的情况下得到一种似乎比较合理的结果；而减少对后代福利的重视的最合适的程度，可能取决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生产率等等。我们正在做的是调整某些参数，以便得出一个更符合我们的直觉判断的结论。我们可能会发现，为了实现两代人之间的正义，对功利原则作这些修正是必要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时间偏好也许是一种较好的办法；但我认为，采用这种办法表明了我们是从一种错误的观点出发的。这里的情况和前面提到的体制观是不同的。时间偏好和平等原则不同，它没有任何内在的伦理上的吸引力。采用时间偏好不过是减轻功利标准的后果的一种纯属特殊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