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 之十九

 

第44节 代际正义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代际正义问题。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困难是用不着多说的。它使任何伦理学理论都受到了严峻的（即使不是难以承受的）考验。尽管如此，如果不对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一定的讨论，对正义即公平观的说明就仍然可能是不全面的。在当前情况下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能否使整个社会制度和以适当体制为背景的竞争性经济满足正义的两原则的要求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样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取决于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应达到什么程度。但这一点又是与当前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要求理应尊重到什么程度相联系的。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谈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究竟应该大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人们根据常识可能会说，恰当的社会保障水平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平均财富，同时，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随着平均财富的增长，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也应该得到提高。或者人们也可以说，恰当的社会保障水平决定于习惯期望。但这些意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种意见不够准确、因为它没有说明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如何决定于平均财富，同时它也忽视了诸如分配的其他一些有关方面；第二种意见没有提供说明什么时候习惯期望本身才是合理的任何标准。然而，一旦人们接受了差别原则，那么由此就可以推定，如果把工资也考虑在内，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集团的期望，就是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应该达到的标准。通过对调拨部分（例如，追加所得税的数量）进行调整，可以增加或减少地位较不利的人的未来利益，提高或降低他们的基本善的指数（用工资加调拨部分来测定的指数），从而取得理想的结果。

　　不过，初看起来，似乎差别原则要求很高的最低限度社会保障。人们自然会去这样设想：应该按比例缩小处境较好的人的较大财富，直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得到差不多同样的收入。但这是一种误解，虽然在特殊情况下它可能是适用的。对应用差别原则的适当期望，就是受惠最少者对延续到后代人的长远前景的期望。每一代人不但应维护文化和文明的利益，并保持业已建立起来的正义体制完整无损，而且还应在各个时期节留适当数量的实物资本积累。这种资本储蓄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从对机器设备或其他生产手段的净投资，直到对学术和教育的投资。暂时假定存在一种告诉我们投资数量应该是多少的正义的储蓄原则，那么，最低限度社会保障的标准就确定了。为了简明起见，假定最低限度社会保障是根据由比例开支（或所得）税偿付的调拨款项来调节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必然会提高消费（或所得）税的比例。随着这一部分税收的增加，大概会产生一种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或者是适当储蓄无法做到，或者是较大的税收大大妨碍了经济效益，使当前这一代中地位最不利的人的前景不再能够得到改善，反而开始恶化。在无论哪一种情况下，正确的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都已得到。差别原则已经实现，不再需要增加任何税收。

　　在提出了关于明确规定最低限度社会保障的这些论点之后，我们可以转而讨论两代人之间的正义这个问题了。找到一种正义的储蓄原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在目前还不能为储蓄的适当比例作出明确的规定。两代人之间怎样分配积累资本和提高文明及文化水准的负担，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答案。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不能提出利用重要的伦理制约因素的某些范围。我说过，某种道德理论说明了某种观点，而这种观点就是评价政策的依据；同时，即使手头没有现成的可供选择的理论，某种被提出的答案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点也可能常常是很清楚的。例如，在两代人之间的正义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功利原则使人误入歧途，这似乎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把人口的数量看作是可变的，并以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十分久长的时间范围为前提，那么，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就会导致积累率过高（至少在近期内如此）。既然从道德观点看，没有理由要根据纯粹的时间偏好来对未来的福利打折扣，那么结论就更可能是，后代人的更大利益足以补偿当前的牺牲。如果仅仅是由于有了更多的资本和更先进的技术，因而有可能维持相当多的人口，上述情况就可能证明是正确的。例如，功利主义理论可能会指示我们要求较贫穷的一代为远较富有的后代作出重大的牺牲。但这种对利益的计算法是使一些人的损失和另一些人的利益和平衡，因此它对不同时代的人甚至比对同时代的人似乎更难证明其为正确。即使我们不能规定一种正确的储蓄原则，我们也应当能够避免这种极端的做法。

　　不过，契约论是从原始状态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各方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代，也不知道那产生同样结果的东西，即他们的社会所处的文明阶段。他无法说明这个阶段是贫穷还是比较富有，主要是农业的还是已经工业化了的，等等。在这些方面，无知之幕是完整的。于是，原始状态中的人就会这样来问他们自己：假定其他各代人都要按同样的比率储蓄，那么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每个发展阶段去储蓄。就是说，如果他们所建议的比率是为了调整整个积累幅度，那么，他们就应该考虑他们是否愿意在任何已知的文明阶段去储蓄。因此，他们事实上必须选择一种正义的储蓄原则，用以对每一个发展阶段规定适当的积累率。储蓄率的变化大概决定于社会状况。如果人民贫穷而难以储蓄，那么应该规定较低的储蓄率；而在较富有的社会里，由于实际负担较少，可以合理地指望较多的储蓄。最后，一旦牢固地建立了正义的体制，所规定的净积累就下降到零。这时候，社会履行它的正义责任就要靠维持正义的体制和保护这些体制的物质基础。当然，正义的储蓄原则适用于社会是把储蓄作为一个正义问题来对待的这种情况。如果公民希望为各种各样的宏伟计划而储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将把时间偏好和优先问题留到下面几节讨论。目前，我只想指出契约论方法的主要特征。首先，虽然正义的储蓄原则显然不可能被完全民主地采用，但原始状态现却取得了同样结果。由于没有人知道他属于哪一代，每个人就都从自己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由所采用的原则来合理地调节。由于同样的原则始终会得到选择，所以各代人实际上在原始状态中就有了代表。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理想的民主决定，这种决定完全适应每一代的要求，因而符合“事若关己，不可挂起”的准则。此外，如果能维持合理的储蓄率，那么每一代（可能除了第一代外）都会得到利益，这也是一目了然的。积累过程只要开始并继续下去，就是符合以后各代的利益的。每一代都把正义的储蓄原则所规定的一笔相当数量的实物资本传给下一代（这里应该记住，这笔资本不仅是工厂、机器等等，而且还有使正义的体制和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得以存在的知识、文化以及技术和技能）。这笔资本是用来补偿从前代得到的东西，使后代能够在更正义的社会里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有第一代的人才没有得到好处，因为虽然他们开始了整个积累过程，但他们并没有分享到他们储蓄的成果。但是，既然我们假定某一代人所关心的是他们的直接后代，例如，父亲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子，那么，正义的储蓄原则，或更确切地说，对这种原则的某些限制，可能会得到承认。

　　规定一种正义的社会状态作为整个积累过程的目标，是契约论的又一特点。这个特点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关于正义的基本结构的理想观念是植根于原始状态选择的原则之中的。在这一方面，正义即公平观与功利主义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第41节）。可以把正义的储蓄原则看作是两代人之间公平地分担实现和维护一个正义社会的责任的一种协议。储蓄过程的目的是事先规定好的，虽然对这个目的也只能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更详细的方面将由所发生的具体情况及时决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把这个目的继续无限制地扩大。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即使储蓄原则会制约差别原则，但也要先就适用于体制的正义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然后才能就储蓄原则达成协议。这些原则告诉我们应该去争取什么。储蓄原则是在原始状态对先前所认可的维护和发展正义体制的自然责任所作出的一种解释。就这种情况而言，伦理问题也就是在整个社会历史过程中始终就正义地对待所有世代的途径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在原始状态中的人看来是公平的东西，为这种情况下的正义作出了规定。

　　然而，不应误解这个最近的社会阶段的意义。虽然每一代人都要为达到这种正义状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旦达到了这种状态，就再也不需要纯储蓄了），但不能认为只有这种状态才使整个历史过程有了意义和目的。相反，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适当目标。他们和各个个人一样，不是互相从属的。一个民族的生活被看作是贯穿整个历史时期的一种合作安排。它要受协调同时代人的合作的那种正义观的指导。没有哪一代的要求会比其他任何一代的要求更强烈。在试图估计合理的储蓄率时，原始状态中的人都会提出以下问题：对前后相继的几代人来说，在每个发展阶段应对彼此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才是合理的。他们试图使他们在每个阶段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他们的下一代进行储蓄，同他们可能认为有权向他们的上一代要求得到些什么保持平衡，从而拼凑出一个正义的储蓄计划来。因此，如果他们把自己设想为父亲这一代人，那么，他们就应注意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有权向他们的父亲要求得到些什么，从而确定他们应该为他们的儿子储蓄多少。如果他们作出的估计从两方面看似乎都公平合理，同时对于改善自己的环境也予以适当的考虑，那么，那个阶段的合理储蓄率（或储蓄率的幅度）就明确规定出来了，一旦对所有阶段都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规定了正义的储蓄原则。只要遵循这个原则，前后相继的几代人就不能彼此抱怨；事实上，不管时间间隔多么遥远，任何一代人都不能对其他任何一代人进行挑剔。

　　需要储蓄的最近阶段并不是一个十分富足的阶段。这一见解也许值得予以一定的重视。就某些目的来说，更多的财富也许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平均收入可能并不很高。正义并不只是为了使后代人更为富裕才要求前代人储蓄。其所以要求储蓄，是因为储蓄是全面实现正义体制和自由权公平价值的一个条件。如果要进行更多的积累，那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果认为一个正义的良好的社会必定是高度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那是一种错误。人们所需要的是与别人自由结合的有意义的劳动，这种自由结合在正义的基本体制的基础上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要达到这种状态，并不需要巨大的财富。事实上。财富超过了一定限度反而更可能成为一种实际的累赘；往最好处说，即使不会使人恣情纵欲、精神空虚，也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分心之物（当然，关于有意义的劳动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虽然它不是一个有关正义的问题，但在第79节中也将对它略加评论）。

　　我们现在应该说明的是，正义的储蓄具有互利原则的特征。一般地说，只要存在着利益交换，只要每一方作为公平的报酬给予对方以某种好处，这个原则就可以适用。然而，在历史过程中，虽然每一代人都得到了上代人的储蓄之益，但没有哪一代人因此而予上代人以回报。在遵循储蓄原则时，每一代人都对下代人作出贡献，并从上代人那里得到好处。开头几代人大概很少会得到任何好处，而最后几代人由于生活在不再需要提倡进一步储蓄的历史阶段，所以他们得到的最多而给予的最少。这看起来也许是不正义的。赫曾说，人类的发展是一种时代次序的不公平，因为后人从前人的劳动得到了好处而又不用付出同等的代价。康德认为，上代人仅仅为了下代人的缘故而承受重担，而结果却让最后一代人幸运地坐享其成，这种情况令人感到费解。这种感觉虽然是完全自然的，但却是错误的。虽然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未导致不能克服的困难。

　　世世代代绵延不绝，而各个世代之间利益的实际交换也只发生在一个方向，这是一个天然的事实。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后代作出某些贡献；而我们的后代却不能为我们作出任何贡献。这种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是否正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这要看体制是如何来处理自然的限制的，同时要看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以利用历史的可能性的。显然，如果各个世代都要得到利益（也许第一代除外），它们就必须选择一种正义的储蓄原则，而如果遵循这个原则，就能做到使每一代人从上代人那里得到好处，而又为下一代人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每个世代之间唯一的互利交换是实际交换，即在制定正义的储蓄原则时可以在原始状态作出补偿性调整。但我想象每一代都为自己作出了这种调整，至于如何使任何一代去照看所有世代的利益，那就是无知之幕和其他限制的事了。

　　差别原则何以不适用于储蓄问题，这一点现在是很清楚了。后代人是无法改善第一代中最不幸的人的处境的。这个原则是不适用的，它看来甚至还可能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任何储蓄问题。因此，处理储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果我们设想原始状态包括各个实际世代的代表，那么无知之幕就可能会使改变动机假定成为不必要之举。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24节）所指出的那样，最好还是采用现在进入这一解释。这样，原始状态中的人就知道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因此，若不是他们至少还要关心一下他们的直接后代，他们是没有理由同意进行任何储蓄的。当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上代人有没有进行储蓄，各方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看来最好还是保留现在进入这一解释；从而对动机条件进行调整。各方被看作是家系的什表，有连续的世代之间保持着感情上的联系。这和调整看来是十分自然的，在论证平等自由权时也曾这样做过（第33节）。虽然储蓄问题提出了一种特殊情况，但正义的表征依然未变。两代人之间的正义标准也就是可能在原始状态得到选择的标准。

　　现在，我们必须把正义的储蓄原则同正义的两个原则结合起来。只要假定储蓄原则是按照每一代中地位最不利的人的观点来规定的，也就做到了这种结合。通过实际调整来明确规定积累率的，正是绵延不绝的这一批人当中有代表性的人。他们事实上试图限制对差别原则的应用。在任何一代，他们的期望都要按照可能得到确认的储蓄条件予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因此，对差别原则的全面说明包括了储蓄原则这个限制因素。如果说正义的第一个原则和公平机会原则限制了差别原则在每个世代内部的应用，那么储蓄原则则限制了差别原则在各代之间的应用范围。

　　当然，受惠较少的人进行储蓄，不一定就是他们积极参与了投资过程。相反，他们的储蓄一般来说就是表明他们赞同为适当积累所必需的经济安排和其他安排。只要承认那些旨在提高地位最不利的人的后代的生活水准的政策是一种政治判断，从而放弃可以得到的眼前利益，也就达到了储蓄的目的。支持这些安排，就能实现必要的储蓄，而且地位最不利的人的任何一代的有代表性的人都不能抱怨说另一代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同时还应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在早期阶段，可能适用的是普遍的正义观，而不是序列中的这两个正义原则。但同样的概念仍然是适用的，对此我不打算专门论述。

　　因此，关于正义的储蓄原则的某些主要特征就简单地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不同世代的人和同时代的人一样，都对彼此负有责任和义务。当前的这一代人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受到一些原则的约束，而为了在不同时期的人们之间规定正义，这些原则可能会在原始状态得到选择．此外，人们也有一种维护和发展正义体制的自然责任，而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把文明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把这些责任和义务加以引伸，初看起来未免有牵强附会地运用契约论之嫌。然而，这些要求可能会在原始状态得到承认，这样，正义即公平观也就适用于这些问题，而它的基本概念则不会发生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