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二篇 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一）

一、散之在理，统之在道

　　自有人类以来，人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生活的，因而，也可以说，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生活的。任何社会组织形式往往按照一定的模式而复制，而延续，尽管每次复制都可能引起一些变化，但除非社会的生存条件发生重大的变化，模式的基本特征一般比较稳定不变的。所以，社会组织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有它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就是模式的依据。如果承认人是社会组织创造的，那么，人当然也是社会发展模式创造的，尽管，人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

　　人类生命不息，人类创造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就不会终止，社会发展模式创造人类的过程也就不会终止。官僚主义既然是一种寄生性的现象，是寄生于人类社会组织又影响社会组织，从而影响社会发展模式变化的一种现象，那么，要分析官僚主义发展模式，就必须首先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尽管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官僚主义发展模式两者常常很难区分。

　　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

　　人类迄今为止有过许多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果使用一套指示其重大特征的标准（可以称之为指示器系统）来加以区分的话，发展模式真可谓是千差万别的。这类指示器不少，例如权力、文化、经济、道德等等都可以充任指示器。而且，每一种指示器又包括许多指标系，每一指标系又包括许多具体的指标。例如，我们用权力主体这个指示器来区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话，我们就会看出人类各种社会的确是千差万别的。按照权力主体的各种属性，至少可以有二十个指标系作为测量的手段。

　　1.权力主体的人数指标系：按一人、少数人、多数人和全体成员分；

　　2.权力主体的机构数指标系：按一个机构、多数机构和全部机构分；

　　3.权力主体族性指标系：按家族、宗族或氏族、部族、民族、种族分；

　　4.权力主体国籍指标系：按本国国籍和外国国籍分；

　　5.权力主体年龄指标系：按老、中、青分；

　　6.权力主体性别指标系：按男、女分；

　　7.权力主体宗教信仰指标系：按宗教、教派分；

　　8.权力主体职业指标系：按军人、地主、领主、教士、官吏、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

　　9.权力主体阶级指标系：按阶级、阶层、种性、集团分；

　　10.权力主体地域指标系：按统治范围大小分；

　　11.权力主体所处社会经济形态指标系：按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领主封建主义、地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另一套分类指标，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如古代社会、现代化社会等；

　　12.权力主体纵向职权指标系：按有无纵向职权分工分；

　　13.权力主体横向职权指标系：按有无横向职权分工分；如按中央与地方，联邦与各州，邦联和各邦，宗主国与殖民地，委任国与托管地，政合国与君合国等；

　　14.权力主体产生方式指标系：按禅让、协商推举、篡夺、选举、委任、指派、世袭等区分；

　　15.权力主体权力延续指标系：按限任、终身、轮流等方式分；

　　16.权力主体相互关系指标系：按单一、混合、平等联合、隶属支配、分工协作、相互制约等相互作用方式分；

　　17.权力主体政治与经济关系指标系：按两者直接结合、分立、间接控制分；

　　18.权力主体政治与军事关系指标系：按两者直接结合、分立、间接控制分；

　　19.权力主体国际关系指标系：按国际集团同盟、中立等状况分；

　　20.权力主体国力开发指标系：按发达程度分。

　　由上所述可以获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千差万别的，只要你选择一个可行的指示器，并用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指标系去区分人类社会，就又能得出一批不同的发展模式来。

　　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千差万别，用以标引它们的分类指示器和指标系也越多越好。因为，各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特性，往往需要多方面的指标去说明，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它的本质的各个侧面、各种属性、各种作用才能通过比较而具体地呈现于人们眼前。例如，要比较中国戊戌变法模式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模式的成功，就绝对不应该忽视上述第3指标系中民族指标所测出的不同情况。因为，爱新觉罗王朝是以异民族入主中原，民族间的深刻隔阂与猜忌，使满族统治者惧怕改革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极易煽动满族官员反对改革，而汉族官员也惧怕清廷的民族猜忌而不敢轻言改革，更不敢齐心协力支持改革，何况改革本身将触犯满汉绝大部分大官僚的封建特权。此外，用第16指标系中权力主体的隶属支配

　　指标来测量，戊戌变法也和明治维新的模式大不相同。即光绪帝处于受西太后支配控制的地位，特别在袁世凯倒向西太后之后。所以，百日维新以光绪帝被禁，六君子受害而告终。

　　这也说明，光绪帝在他个人的中央集权程度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改革官僚政治的行动，哪怕开始只是极为浅层的改革，也只能陷于失败。历史证明，君主的高度中央集权是他发动社会重大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秦始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发动改革，也要重视这一指标。当然，并非一切社会改革都要有高度中央集权。英国革命就是一例。大凡当中央集权处在上升时期，高度的中央集权是实现统治者构想中的社会改革蓝图的首要条件。而当中央集权处于没落或困难时期，令不行、禁不止的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下，过于依靠高度中央集权这个条件，势必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因为十足的中央集权已经不可能恢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推动改革的希望已经此路不通，而已经分权的力量则更不能忍受再度集权的限制，这时就得有自知之明地采取一种混合模式：保留一部分必要的中央权力，使之发挥实效，同时扩大人民的权力，以便上下配合克服阻力和倾倚趋势，使分权成熟一步，集权压缩一步。为此，就需要使人民参与改革蓝图的设计和施行，这对政权当然是一种考验。

　　人类发展的元模式：统分结构

　　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但是，人类是否有一个基本共同的社会发展元模式呢?

　　如果说，人类不存在一个基本共同的社会发展元模式，那么，我们关于社会发展模式创造人类自己的理论就将陷于自相矛和自我否定的境地，即必须承认人类是互不相干毫无共同之处的生物，而不是人类。因为，千差万别和毫无共同之处的发展模式只能创造出千差万别和毫无共同之处的生物，而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大同小异的人类，它们根本不可能自成为一类。它们只能分道扬镳，愈趋愈远，而不可能愈趋愈近。

     现在，既然人形成为一类，是大同小异的人类，那么，我们势必只能承认，人类确实存在一个基本相同的社会发展元模式，或精确些说，人类各种社会（阶级和无阶级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黄色的和蓝色的，红色的和白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社会）的不同发展模式所必不可少的共同因素高度抽象而成的一个元模式，确实是存在的。

　　人类已有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不外乎是一个“统分结合”相当巧妙的模式，都是由集中与分散，统一与分化，集体与个体……这两类相反而又相成的因素或倾向按照不同的具体条件，不同的比例与方式结合而成，从而既表现出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功能，走向不同的命运，却又都不失为是人类社会。

　　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只统不分，或只分不统的发展模式，没有一个百分之百集中或百分之百分散的发展模式。

　　专制君主可谓集中了国家的全部权力，但他要治理全国，就不得不把部分权力下放给臣属，由他们加以分享。从而不时受权臣和封疆大吏们的欺骗和挟制。他既然是肉躯凡胎，并要生儿育女，传种接代，他就只能分一部分权力给子女和后戚们，从而难免吃皇亲国戚和阉宦们离心离德，擅权作乱的苦头。历史上臣弑君，子逼宫的故事并不罕见。“文革”十年是社会主义个人擅权史无前例严重的时代，但也是分裂阴谋活动达到顶峰的时代。

　　在分裂最严重的时代，也不是毫无统一可言。那些占山为王，割地称霸的豪强、军阀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却是统一集权的，在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有一些短暂的合纵与连横的统一合作。在任何多中心社会，人人各自为政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只能使社会全部毁灭于无政府状态的自相残杀中。人类之所以至今仍不能免除官僚主义的弊害，就是因为人类更希望免除无政府主义的弊害。

　　因此之故，世界上各个层次的社会组织，小至乡村闾巷组织，大至国家组织，最大达到联合国组织，它们的发展模式都不外乎是一种统分结构的发展模式。所不同的，只是统的性质与作用不同，分的性质与作用不同，统分结合的比例与方式，性质与功能各有不同而已。

　　必须附带指出，绝不能把人类一切社会组织所需的统分结构同专制与自由混为一谈。后者是时下新权威主义所标榜的一对概念，用来偷换统分结合的概念，以便证明专制的必需。

　　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上有过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设想和实行过从集团到国家、从非法到合法、从行业到地域、从民族到世界的各种层次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这是绝对理想的模式，而历史则无情地证明，人类迄今为止采用过的发展模式，只有获益者多寡和成效大小的差别，而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变的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总是小心地避免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发展模式。但是，后来的传习者却把他们的一些未经证实的设想绝对化，认为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例如，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设想，当社会财富极大程度地涌现时，人类就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完全是建立在两个未经证实的猜想上的。

　　其一，什么是社会财富极大程度的涌现，测量极大程度的标准是什么?那时社会财富的概念和结构（广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答案都是未知数。连共产的对象--财富的概念和结构都不清楚，还谈什么分配?

　　其二，什么是当时人们的需要?当时将有多少人口?由当时全体社会成员的不同需要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会高涨到什么水平和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地球乃至其他星球的资源能不能满足人类的任何需要?这些都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难以答复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现代解答者们所提供的答案却是以“短缺经济学”为基础的。他们提出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盐菜加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连土豆、牛肉甚至盐菜都不敷分配，不过是给历史添加的最大笑料。

　　任何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能成为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统分结合的元模式在具体化为现实的发展模式时，必须根据传统的和未来的，当时当地的和外来的各种复杂的条件来现实地决定统分结合的适当的比例与方式，使其发挥合目的的功能。而任何聪明人，即使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电脑加以武装，也不可能全部掌握一切条件，更不可能准确预测和控制全部条件的变化与发展。何况，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地区、民族、国家的经历、传统、观念、利益要求和手段方法都有极大的差异和矛盾，所以各方面对统、对分的理解与要求极不一致，对统分结合的适当比例与方式的追求就会彼此矛盾，甚至引起斗争。这就使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理想的模式，能使社会大多数成员感觉差强人意，就已经很不容易。所以，社会发展模式，不管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的，还是人为制定强迫推行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总有层出不穷的难题向它挑战。

　　社会主义国家原以为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是解决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发展模式，但目前不得不承认两权分离统分结合是较佳的替代模式，过去以管卡压为特征的统，必须代之以服务为特征的统，才是社会主义的统。原以为计划经济制度是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最佳经济发展模式，但目前不得不认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较佳的替代模式，而作为统的计划经济也逐渐软化，指导性计划的比重逐渐扩大，侵入指令性计划的领域。将来是否有什么变化来取代目前的设想，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明确的回答。因为，作为调节市场的主体的国家，其本身的政治体制还待改革。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会失调和失控。诸如“官倒”、“通货恶性膨胀”等等反常现象就难以有效克服。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也很难予以确定，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连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也还没有明确：究竟政治体制改革仅仅以适应于或从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为最佳目标模式呢，还是除此之外还有其独立的目标模式?在独立的目标模式中，是以一仍旧贯地保持党的领导权为主要目的呢，还是以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步还政于民为主要目的呢?目标上的不同，反映了利益关系上的不同，从而影响模式在统分结构上的不同。因为，共产党的利益的确有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面，但无可否认，也确有其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的一面。当共产党执行错误的方针政策时，如强制推行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政策时，如强迫全民进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党的有效意志和人民的实际利益确实是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背道而驰的，尽管名义上还把党的利益说成和全民利益完全一致。一个人本身的各个器官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是常有的事，例如，富了衣着，可能饿了肚皮；饱了口福，又可能害了身段；犬马声色之娱过了头，甚至会葬送前途，坏了性命。一个人如此，党和人民两个大小不同的系统怎么可能保持利益的绝对一致呢?现在又有什么法制的保证或其他的保证，足以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许多曾经频繁发生的与人民利益相左的失误呢?至于在局部表现上利益的不一致就更多了，例如，官倒现象，以权谋私，等等。这些都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的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对于产生这类弊害的旧体制又有什么创新的重大改革?人民议政、参政、监督官吏的权力究竟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又怎样保证达到预期的程度?这些都是属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独立目标，而不能仅仅以配合经济改革为满足。

　　资本主义国家迄今为止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多次反复变化，例如，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又到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没有一种铁打的不变的模式，也没有一种令人永远满足、一劳永逸的模式。为统分结合的更优比例与方式而永远烦恼，永远斗争；发展模式本身永远推陈出新地发展。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永不停顿的大趋势，也是我们发展模式论者乐观而清醒的估计。

　　历史和逻辑运动的轨迹

　　以统和分这两种结构要素的结合比例与方式为着眼点来考察发展模式本身的发展，我们发现，每个国家或社会所经历的各种发展模式大体呈现出这样一种共同的历史规律与逻辑规律：统有自我增大的趋势，分也有自我增大的趋势，两者互成反比发展，即统的比重增加，势必导致分的比重减少；分的比重增加，势必以统的比重减少为条件。但是，两者又互相依赖，不能缺一。统的因素越发展，分的因素越不可缺少，越要求它它提高质量，否则统的因素难以持久发展和顺利发展；分的因素越发展，统的因素越不可缺少，越要求提高质量，否则分的因素难以持久发展和顺利发展。

　　统和分以一定方式保持在某种合适的比例上，是模式稳定的保证。一旦统分双方受条件影响而失去合适的比例，造成片面的发展，乃至脱离关系，则旧的模式将会解体，重新调整比例关系与结合方式的新模式就会取而代之。

　　社会保持稳定的中轴线

　　统与分由结合到破裂，到再结合，再破裂，再结合，每经一个反复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提高统分各自的质量及其结合方式的质量。因为，只有用提高质量的办法，才能弥补各自在比重上因相互妥协而造成的亏损。

　　提高质量内容很多如权力，物质财富，知识水平等等。从历史发展来看，统应该代表模式的科学性要求，或效率要求；分应该代表模式的民主性要求，或公平要求。因此，所谓提高质量，说到底，就是要求统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即统要充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有效管理，所谓“统之在道”；要求分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即分要充分实现有科学依据的民主权利，所谓“散之在理”。也就是说，科学要符合民主化，民主要符合科学化。“道”和“理”互相结合，统分双方才能保持高质量的稳定，避免两者比重，大起大落的动乱局面。

　　所以人类发展模式，随着人类在科学与民主，或效率与公平两方面不断进展，这两个周期性函数的变化曲线将呈现出收敛的倾向，是一对收敛型周期性函数。人类今后的进步，通过发展模式来反映，就是每个波函数呈现越来越平缓，越来越接近于中轴线而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统分结合比例的变动幅度将越来越小，社会稳定的时间将越来越长。

　　一个国家发展模式中统分结合的比例变动幅度越小，表明这个国家越稳定、越先进、越成熟。反之，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中统分结合的比例变动幅度越大，就表明这个国家越不稳定、越落后、越不成熟。因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统分结合比例时常大起大落，意味着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动乱程度及其所支付的代价的巨大；一个国家或社会经常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极中徘徊，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缺乏正常的管理经验和缺乏接受正常管理的素质，在支付了多次代价之后仍然不能找到合适的出路。这种社会，往往是公平和效率的水平都很不高的社会。

     统分结合比例的变动幅度和社会稳定程度成反比，这可以认为是一条定理。影响统分比例波动大的因素，除外力的影响和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外，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就是统分结合方式和比例不合理和不公平。也就是说，寄生并影响统分结构的官僚主义弊害和人民为反对官僚主义弊害而作出的相应行动，是引起模式中统分结合比例大起大落波动的根本原因。这种根本性因素的作用在革命狂飚时期，统分结合破裂，统降至比重最小，分升至比重最大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平时，也经常会出现局部性的表现。例如，由于通货急剧贬值而引起的银行挤兑风和市场抢购风，就是分的比重急剧上升，统的比重急剧下降，人民手头的游资严重冲击政府或中央银行威信的表现。

　　发展模式的永久病理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花了毕生精力，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结论，并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推溯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从而建立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序列的学说。尽管对这种序列有不同意见，但是，社会发展有序论却是社会发展模式论的必要基础之一。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有序论是建立在生产方式这个基点上的一元论，而社会发展模式论却是建立在多种基点上的多元论。社会发展模式论是直接从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点发展而来的，因此，不仅生产方式，而且政治方式和其他非生产方式，都是影响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形态的因素，因而都是社会发展模式论的基点，也应该是修正后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有序论的基点。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足够时间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用以充分研究除所有制以外的另一个影响社会发展模式的相对独立的因素，他们也许会自己来修正自己过于偏狭的理论基础。这个因素，事实上是比私有制，比阶级更古老与更恒久的因素。这就是弥漫于一切社会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深潜于人类本性而又外化于一切体制的官僚主义因素。

　　官僚主义是寄生在统分结构上的。远在阶级社会之前，人类之所以选择一种统分结构的社会发展模式，其最原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外部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对自身的毁灭，以求得个体通过群体的生存发展而生存发展。反对无政府状态是统分结构的基本生理机制。但是，人类视条件的不同，不仅表现出这种性善的优点，也会表现出性恶的弱点，甚至不得不性善，就是因为它性恶。由于性善，人类个体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利来构筑集体的权力；由于性恶，人类不仅有被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毁灭的危险，而且，在以反对无政府主义状态为己任的统分结构中还会寄生这种顽固的疾患--官僚主义。它总是择善共栖而滋长，使善变质而逞凶。它不仅使阶级斗争复杂化，同时还给人类的其他弱点推波助澜，甚至可以与无政府主义相勾结，使统分结构失效。

　　官僚主义是与发展模式生而俱来的病理机制。它不仅向统的因素渗透，也向分的因素渗透；它不仅会勾结私有制而施虐，也会腐蚀公有制而猖狂。它是统分结构最根本的病理机制之一。任何统分结构概莫能外，不过病情轻重不一而已。它好像艾滋病毒破坏人体免疫系统一样，专门破坏统分结构，从而使社会机体疾病丛生而无法抗御。

　　统分结构之是否优越，越来越取决于它抵抗或克服官僚主义病毒的功能是否健全。因此，一部统分结构进化史，一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史，也可以从其病理机制的角度归结为官僚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克服、变化的历史。

　　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

　　人类要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弊害，只有用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法宝来改造统分结构的双方，不断提高其结合的质量和稳定其结合的合理比例。只有通过改变官僚主义的生态环境，从而改变官僚主义的成分和运动形态，才能使之由野蛮残暴的官僚主义转变为比较文明的官僚主义。舍此之外，别无捷径可循。否则，如果投鼠而不忌器，把官僚主义和它所寄生的统分结构（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捆在一起打碎，而不是改进统分结构的结合比例和方式，就会招导致玉石俱焚的恶果。

　　中国历次农民战争之所以没有取得重大的积极成果，这种玉石俱焚的更替方式，包括消灭资本主义因素，也是根本原因之一。李自成和洪秀全如果取得了江山，不见得会比朱元璋和顺治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无非是前门出狼，后门进虎，以暴易暴而已。

　　把官僚主义弊害同官僚主义载体--统分结构--完全视为同一，不加任何区分地统通打碎和消灭的作法本身，就是一种官僚主义过激症，一种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这种过激症完全无视人类文化传统中的积累性成果的宝贵价值，而以它们的全盘否定、取消、打碎或付之一炬作为坚决革命的表现。解放初期对于旧法典的全盘否定，焚毁《六法全书》，就是一例。等到十年动乱时代，这种革命官僚主义的过激症就达到了登峰造极和全面爆发的地步。它的危害之大，足以毁灭全部革命成果而有余。

　　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时期工人们大规模破坏机器的浪潮，加强了他对倒退的经济浪漫主义进行批判的决心，促使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先进性和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必要性。

　　列宁看到20年代苏俄文化界左倾幼稚病者在西方各种现代派思潮反传统的影响下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疯狂否定和破坏旧俄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甚至否定像列宾这样伟大的艺术大师，加强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严厉批判的决心。他多次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成果的“直接继续”，“当然继承者”。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我国的现领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左思潮所造成的种种致命危害，加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开始采取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开放性政策。我们社会发展模式论者从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可以得出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结论：每一个先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不仅在物质生产和消费上，而且在精神生产和消费上，不仅在家庭婚姻制度上，而且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总之，在广义文化传统的一切方面，都是继起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不得不由以出发的起点和前提。哪怕是一种与旧文化针锋相对的新文化，也无法完全彻底地否定整个旧文化；哪怕是一种起着很大消极作用的旧文化，也必须看到它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受其影响的群众还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存在着。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在一个早晨把它全部消灭，而必须化这些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形成多元化的协同效应。只有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继承先行模式，包括世界上各种已有模式所提供的可资利用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根据自身条件，改革其缺陷，才能逐渐创造出更加适合于今后发展的新模式，得到更多人拥护的新模式。没有文化传统，也就谈不上新的发展模式的诞生。任何人不先作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就无法后来作为传统文化的革新者。

　由于人类不断在发展，在创造，历次继起模式中所积淀的符合人类个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传统内容就越来越丰富，其全人类性、全社会性的因素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扩大。与此同时，新模式在吸取旧模式的正反经验的基础上代有改进，其利用传统文化因素的机制也代有改进，越来越巧妙。这是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因此，人们对于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将越来越不能容忍，对于在新旧模式的交替中不是下大力气去改进利用旧模式，而是动辄“打碎”、“砸烂”和随心所欲地出台改革措施，将会给予更多的批评。

　　造成过激症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深刻的根源就是急性病。

　　革命官僚主义急性病

　　如果社会文化传统的积累性成果积淀愈多，人均分配额当然就会相应增加，即使分配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只要人口密度没有超常增长，社会个体的价值也就会相应增加。设V代表个人价值，T代表社会文化价值总量，P代表人口总数，则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式表示：V＝SX（TP[SX）

　　这个公式表示，社会愈发展，文化价值总量愈增长（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个人的价值愈高，社会生活也就愈趋复杂。许多在旧发展模式中可以比较简单处理的人的问题，在新模式中就再也不能如法炮制，更不能把人当做棋盘上的棋子那样随意调遣，而需要开辟更多的可能性和准备更多的条件来调动每个人的创造积极性。而且，过去的工作成绩越大，条件的基数就越大，从而条件的标准就越高。如果在条件不足或原有水平的条件下，仓促出台有普遍影响的重大改革措施就很危险。

　　急性病，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易反复发作的一种宿疾。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估计世界革命形势是否成熟的问题上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可以说是共运史上最早也是最重的一次急性病发作。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事实教训下日益明确地清算自己的这一失误，从而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严肃性。

　　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一文中指出，“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适合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

　　恩格斯后来的反省走得又远一步。1893年，他在《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谈到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1895年，他在《卡仿砜怂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更进一步否定了“不断革命论”，并且不无自我讽刺地称此为“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他告诫患急性病的同志注意：“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党性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创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6-610页。）在这种客观形势下，恩格斯认为“利用普选权”是正确的选择。他说：“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6-610页。）

　　如果说，在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经济条件并未成熟，那么今天，不仅经济条件，而且其他一切条件，包括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伦理条件，都显示出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至于暴力革命则更没有条件了。城市工人起义，早在恩格斯还活着的时代就难以奏效，“旧的起义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农民起义怎么样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只占总人口中微弱的比重，如美国，只占百分之四以下。不仅农民比重下降迅速，而且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已降至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之下，社会中间阶层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在这种条件下，想通过暴力方式“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岂非已成梦呓。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想从社会的众多因素中抽象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赖以节节推动，环环促进的主链，而抽象掉其他许多因素，这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的。但是，在把抽象的结论，再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制定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时，就应该把那些被抽象掉的诸多因素本身的规律性及其作用再考虑进去，才不致引起失误。

　　由此可知，在诸多矛盾中强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方法论，虽为科学所允许，但只要略一遗忘所谓的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方面，就会造成理论上的片面性，成为实践上的专制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放弃社会关系总和论，只强调体力劳动的劳动创造人类说是如此；以五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论来代替社会发展模式论而得出的世界革命形势成熟论也是如此。

　　革命功利主义是一种强烈的个性冲动，在人来说，的确很难避免或克制。它常常不会屈服于任何力量，即使科学的力量和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古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急性病，不仅使他们的理论带有片面性，而且连自己制定的科学原理也难以贯彻始终。1859年他们经过几年严肃认真的研究亲自制定了下列著名的科学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但是，后来，他们在革命功利主义的鼓舞下，却又强烈地寄希望于革命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即使更高的生产关系成熟的条件需要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备具，但工人阶级的政权却可以加速这个过程。马克思写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7页。）如果他们当时能够预见到，这种革命功利主义的急性病来自他们理论上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而这种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又给身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一系列的急性病发作，他们也许会克制一下自己的革命功利主义。

　　在中国，外受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和内受农民起义有过夺取政权经验的鼓舞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当然更加信服列宁关于先搭起架子，然后再来充实内容的论点是促进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唯一正确道路，更加信服斯大林关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落后国家跃进到先进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以后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对“新民主义万岁论”的批判，在合作化高潮中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在三面红旗运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在在都显示出革命官僚主义者违背了马克思于1850～1859年提出的关于新生产关系诞生原理和继承了他在1871年提出的关于工人政权可以大踏步推动经济的原理而酿成的急性病发作。而个别领导人的急性病之所以能酿成全民族的灾难，不言而喻，这只有在官僚主义权势欲寄生于革命功利主义国家机器之上恣意妄为而人民则无法加以制约时才有可能。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也好，“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也好，“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好，“成熟的社会主义”也好，最后都不得不后退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且历史继续在证明退得还不够，必须一直退到和资本主义同样的起跑线上，即反对封建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出发点上。这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有的历史出发点，性急是无济于事的。

　　一切企图以长官意志来代替客观规律，以领导人有生之年急于看到什么或完成什么伟大理想目标的意志或欲望来代替社会发展模式更替规律的行为，都应该以历史上这些连续不断酿成苦果的急性病发作为殷鉴。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它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所作的分析与批判。这种分析批判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时所曾产生过的，一切阶级（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批判性学说中最深刻、最系统、最有力的一种，尽管它的革命预测和所开的处方并不完全成功，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对资本主义生命力过于低估的缺点。

　　基于这种情况，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用它来指导走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就必须十分小心地根据现实情况来对它进行修正。东方国家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方面可以引起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的难题。

　　一方面，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算是有了比较彻底的批判，但在实践上，根本没有多少系统发育的资本主义现实可以作为反对的对象。于是理论的批判也就因为缺乏对象而显得有名无实，有气无力，甚至常常把属于现代化普遍规律的东西（如发展商品经济）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反对。结果越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越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离社会主义就越远。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国家算是结束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而在理论上则并没有像样的封建主义批判，因为，封建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作为资本主义早已扬弃的历史阶段来看待的，是早就解决了的前提问题。这样，社会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问题上因为缺乏深刻系统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对封建官僚主义的批判缺乏完整的理论指导，对于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封建主义反而视而不见，产生批判封建主义有名不正言不顺的现象，成为被保护的禁区，甚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的神器圣物加以顶礼膜拜，山呼万岁。要克服上述两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只能是根据实践标准来修正错误的理论。

　　只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情地纠正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理论错误和决策错误，才能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和错误分开，把正确的社会主义和错误分开。只有这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最正确、最好的办法。同时也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最好的办法。那种反对把个人官僚主义和由个人官僚主义转化生成的体制官僚主义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分开的做法，才是葬送马克思主义、败坏社会主义、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最恶毒的办法。要把一个人引向邪路，没有更比赞美他的缺点更厉害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