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二篇 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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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律文化网
2011/9/23 19:45:14
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周易》在讲到社会变革时，除了极言变革必须“顺天应人”、“革而信”、“革而当”，不可主观随意，不可欺骗群众，不可急躁冒进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把帝王将相的变革形容为“虎变”、“豹变”，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而把变革中的人民群众则称之为“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十分真实生动地指出了古代革命（如汤武革命）的如下特征：
一、大人君子顺应时势领导革命，有炳蔚堂皇顺天应人的理由，因而其威势如虎似豹，所向披靡。这是时势造英雄，个人官僚主义登台表演。
二、在变革大潮中，小民们只有改换门庭，革面洗心，跟着新主子跑的份儿，一切有关国家民族社会命运的事情，自有新的一轮英雄上台操纵，好歹无需小民过问。这是英雄造时势，个人官僚主义转化为体制官僚主义。
这说明，传统官僚政治在每一次革命上台时，总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革命官僚主义，英雄官僚主义，具有办事效率高和解民于倒悬的公平作用。但一旦当权，就逐渐腐化堕落，最后成为革命对象，成为顽固的体制官僚主义。换言之，官僚主义最初总是寄生在富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发展模式之上顺应时代潮流的官僚主义，随着革命的胜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地使宿主变成为自己私利服务的模式。特别是由马上得来的天下，那种使革命易于成功的高效率军事组织，最容易演变成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机器。各种社会发展模式可以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元模式，各种官僚主义的统治模式也可以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元模式。
官僚主义元模式
官僚主义元模式也是一个统分结合的金字塔式结构，顶端是首脑，可为单数或多数，以L代表之。中间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层是人民大众，以P代表之。
官僚主义元模式就是一个L，B，P，三层塔式分布的统分结构。L和B构成小统分结构，L和B为一体，则同P构成大统分结构。L支配B，B支配P，即L→B→P，这就是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详见下图：
图中K为官僚数，n为群众组数，m为群众人数。→代表支配关系，即权力关系。所以，权是官僚统治的基质。L→B1 ，表示首脑对单个官僚的支配关系。B1→P11……P1m ，表示单个官僚对一组群众的支配关系。L→B1……Bk ，表示首脑对全部官僚的支配关系。这里官僚主义元模式的核心。L→B1 ……Bk →P11……Pnm ，表示领袖通过对官僚的直接支配形成对人民群众的间接支配，这就是一切官僚政治的胚芽。
L对P的统治必须通过B的中介，B起权力中介的作用。B的功能就是使L的权力通过它而放射于P，或者，对P的权力通过它而集中于L。
L→B→P这个广义官僚政治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在原始人群的略具规模的军事和狩猎组织中就已存在，甚至在社会猿群中就早已出现。社会猿首领和他的几个亲近助手组成战斗核心来统率全群，就是官僚主义的胚芽形态。其他兽群也可能出现首领对群众的统治，但这是没有中介的直接统治，不能称为官僚主义的统治形态。官僚主义的统治形态必须符合中介统治或间接统治的条件，即符合“L→B→P”公式的要求。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没有中介统治，从而有没有官僚统治，是构成向人类发展或向兽类发展的分水岭，是区别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的标志之一。如果可能，不妨做一个试验：把众多散乱的毫无组织的人聚集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可以采集营生的孤岛上，时间一久，如果不是彼此残杀而全部毁灭，就必然会在其中产生出中介统治或中介管理的现象，也就必须会产生官僚主义。但是人群会存活下来。
由L→B→P这个基本公式构成的元模式本身，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结构和功能的抽象写照，而不包含善恶好坏的道德评价。犹如一张未感光的胶片，还说不上它拍摄成像后是明是暗，是红是蓝，是好是坏。只有当L和B，或者为了私利，或者为了公益，或者为了侵略其他群体，或为了反抗侵略，或者为复合的目的而对它加以利用时，才同时发生道德评价的问题。即摄影后的胶片出现了明暗、色彩和美丑一样。所以，严格地说，官僚主义概念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官僚主义赖以发生的可能性，即L→B→P这个基本的结构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无道德评价的；其二是官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了好的官僚主义和坏的官僚主义，或复合的官僚主义，产生恶寄生于善或善寄生于恶的相生相克现象。
B本身随着条件的不同，可以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多分支、多专业的复杂系统，复杂得像树一样，可以称之为官僚政治系统树。L也可以随条件的不同而变成多数和多元的结构，从而使官僚政治系统树益形复杂。但是，不管L和B多么复杂，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仍然是L→B→P。
要使这个元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有效克服坏的官僚主义，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这个公式，这个元模式，而只需加上一个权力支配关系的逆向系统。同时使P亦能支配B和L，并使B和L相互制约，防止单中心单向支配关系的专断。
也许在社会猿群和原始人群团中已经出现这种逆向权力系统，并有这种直接民主制来制止首领的擅权。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资匮乏只是它的经济原因。所以，反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类最终要创造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一个双向系统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当然，这种双向支配系统，只有在法治为主的形态下才有效，而人治为主的形态是不可能保证它不向单向支配系统回归的。
本文的任务，只限于分析人治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单向支配系统。
权力的基本结构：支配和被支配形态
前面说过，L支配B的权力，B支配P的权力，L通过B通过P的权力（不排除L直接支配P的权力），是一切官僚政治的基质。这个基质是由L和B之间，B和P之间的单向权力支配关系构成的。如果把权力的个性视为常数略去不计的话，那么，L就是B的权力相对价值形态，B就是L的权力等价形态；L的权力要相对地表现在B身上，B成为L的权力大小的价值镜。依此类推，B又是P的权力相对价值形态，P则是B的权力等价形态。如果把L作为一方，B和P作为另一方，则前者是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后者则合成为权力的双等价形态。如果把L和B作为一方，P作为另一方，则前者合成为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P就成为权力等价形态。
如果L没有B或B没有P，L和B的权力就会无所表现，成为空无所有的虚无，要借他人而表现，要他人作为权力的等价形态来反映它的权力价值。马克思说得好：“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资本论》第1卷第31页注。）如果没有人以臣属自居，任何人也就不能以国王自许。有人以国王自许，必有人把肉麻当有趣，甘当臣属为光荣。
现在我们就从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两方面来考察官僚主义单向权力支配系统元模式所蕴含的各种规律性特征。
滚雪球规律
官僚机构膨胀的趋势，除了追求扩充权力的主观原因外，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其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事务的增繁，需要增设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其二是机构越臃肿，冗员越多，效率越低，就越需要增设机构扩充人员来弥补效率低的缺点，结果形成恶性循环。有的单位，正式工干的活要合同工去干，合同工干的活，要临时工去干，这种现象不在少数。所以，官僚机构有一种人为的和自然的膨胀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任何精兵简政的努力，最后都是徒劳的。这可以称为官僚政治的滚雪球规律。
但是官僚机构能膨胀到多大规模呢?
这要受到当时国力和民心的限制。首先，这个社会能拿出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这个不断膨胀的官僚系统。其次，人民群众是否愿意承受越来越大的负担以换取国家和自身的生存。如果官僚机构的自我膨胀超过了这两个主要的限度，就会产生以下严重的恶果：一、政府会成为人民不堪负担的昂贵政府。二、政府膨胀的结果，工资基金相对减少，大批官员入不敷出，难以养廉。迫使原本并不贪赃枉法的官员也大批下水，官风急剧颓败。政府效率进一步降低，社会公平进一步破坏。三、官风不正导致社会风气不正；社会风气不正导致社会生产下降，社会成员素质降低和道德败坏；社会生产下降，社会成员素质降低和道德败坏，导致官僚成分进一步恶化。恶性循环的结果，政府彻底腐败无能，人民造反，王朝更替。
因此，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也像钢梁延伸太长，跨度过大，因自重而折断一样，会导致自我毁灭。
尽管事实如此明显，但是，滚雪球规律是一个富于诱惑力的规律，实现起来立竿见影短期效应高，就像鼓噪的青蛙，只要一吹气，自己的气囊就能鼓起来，十分容易。不过，自然界的青蛙没有一个愚蠢到吹破自己的蛙皮，
而人世间的政府却不少愚蠢到让官吏膨胀而把自己撑破的。世界上官僚机构膨胀的现象比比皆是，尽管各国的程度和人民承受力各不相同，但趋势是一致的。
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建立伊始，仅有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和司法部。其中，国务院仅有5名书记官。到20世纪初老罗斯福执政时，联邦政府官员已增至26万名左右。到1977年，仅联邦行政官员就达280万名左右，半个世纪增加了十倍，还不包括武装力量。
因此，即使不计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权力的绝对增长，它的相对权力总值也已经大大增加了。这就使美国纳税人承受官僚主义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忍受。美国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的抬头，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建国以前，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严格控制官僚机构膨胀，是典型的或模范廉价高效政府。据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规定，首府延安县的县干部仅20名，杂务人员6名；10个区共有35名区干部和10名杂务人员，平均45人；51个乡共有102名乡干部，无杂务人员，平均2人。其他如志丹、延川、子长、安塞、延长、固临、甘泉等县也是如此。
到解放初期，机构有所扩大，但每乡少则3人，计设指导员、乡长及文书3人，多到13人，且正副乡长半脱产，其他乡政府委员不脱产，也没有与乡政府平行的一套党委机关。
1955年撤区并乡，1956年乡镇人民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3至13人改为5至15人。最多不超过25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公社内部党政军企事业都行政化，机构重叠，机关人员剧增。仅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人数就少则20余人，多则40余人。到1984年社改乡前夕，一个普通的公社的机关工作人员即达三四十人。还不计社直企事业的干部。据1984年鲁西北一个普通公社的调查资料，其机构设置已很复杂。公社党委系统有正副书记和委员6个职位，除下辖支部、三个社办企业支部、三个社直支部和一个驻公社所在地县直支部外，职能部门有党委办公室、团委、妇女部、武装部、政法领导小组、监察等，此外还有5个管区党总支各设正副书记职位，管辖42个农村党支部。公社管理委员会系统有正副主任和委员8个职位，下属职能部门有办公室、多经办、计生办、派出所、农电组和民政、财政、计生、文教、司法、水利、机械、林业“八大助理”，此外有若干社办企业；一个农技推广站，16个社直企事业单位：卫生院、联中3所、食品站、兽医站、供销社、农行、工商所、粮管所、税务所、邮电支局、文化站、广播站、信用社、个体劳动者协会。
即使设置这么多机构和职位，但在垂直领导“条条专政”的系统下，还显得头重脚轻，难以应付上面交代的任务。故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个蛋，哪条线攥得紧，跟着那条线转”的民谣出现。县级机构的设置更其庞大臃肿。据调查，该公社所在的县，1984年有人口55万人，党政职能机构（包括行政性公司）共68个，其干部职工人数，如1943年延安县干部职工人数的100倍，达2722人，约占人口总数的0.5%。计（一）党群系统有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企业政治部、纪检委、政法委、统战部、团委、妇联、县直机关党委、科委、党校、总工会共14个；（二）县人大常委会；（三）县政协；（四）政府系统有办公室、经研中心、计委、城建委、计生委、经委、职教办、科委、多种经营办、从事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法院、检察院共15个单位；（五）县人民武装部；（六）工交系统有工业公司、乡镇企业局、电业局、交通局、邮电局共5个单位；（七）财贸系统有商业局、供销合作联社、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外贸易公司、物价局、粮食局、物资总公司、畜禽公司、人民银行支行、农业银行支行、建设银行支行共14个单位；（八）农林系统有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农机管理局、农业区划办、棉办、农村能源办、气象局共8个单位；（九）文教系统有文化局、教育局、广播站、卫生局、体委共5个单位；（十）其他系统有统计局、劳动局、标准计量所共3个单位。
从这些职能机构来看，真可谓国家机器对社会无所不揽，行政机关对人民生活无所不管。但是，大包大揽的结果如何呢?许多单位无不为严重缺乏人才、资金和物资而诉苦，甚至为开不出工资、付不起公费医疗、负担不了越来越多的退离休金而埋怨。
不言而喻，从县级往上数，地、省（市）、中央，机构的种类名目就越往上越多了，形成倒金字塔形。但是，虽然有这么多机构，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到头到还要大声疾呼“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又据河北省鬃县统计，1982年该县人口有28.3万人，而各类干部为282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其中，中小学教职员1138人，比1972年增加68.6%；县级机关干部872人，比1972年增加14.7%；公社干部244人，比1972年增加38.6%，企事业干部811人，比1972年增加349%。以县级机关的干部人数增加最快。机关干部人数的这种不合理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机关设置过多，管的面太大。1977年该县的部委办局数是35个，到1982年，仅5年时间就增加到62个，还有十余个临时性机构，增加了一倍多。而机关干部的内部比例则更不合理，正副局长、正副科长和一般干部之比为1∶3∶2，也就是说，正副科局级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之比为2∶1，官多兵少。这种结构比例严重失调的病态，已经清楚地说明官僚机构的膨胀早已超过财力物力人力所允许的极限，滚雪球规律已经发展到推不动、转不了的效率低谷阶段了。再加上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顶头吹来，要想爬出低谷，就不是一般方法所能奏效的了。
贬值规律
纸币的发行量如果超过商品流通所需的金属币量，就会造成纸币贬值，使其购买力降到面值之下。这就是通货膨胀规律。官僚政治的滚雪球规律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人浮于事，效率降低，官僚的实际价值降到低于名义价值之下。在通常情况下，它的价格--工资或俸禄，就会降低，造成“政治纸币贬值”或官僚贬值。低工资制的客观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不过是从数量方面考察的政治纸币贬值规律，属于浅层真理。它还应该从内在本质上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一群有组织的战士，其战斗力当然大大超过同等人数和装备的乌合之众。因此，L→B→P的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的产生，最初总是基于一种功利需要。如果这种功利需要，是群体的公益所在，则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就会为群众、官僚和首领所一致接受，甚至是主动要求的。他们不仅会遵守这种权力支配关系的纪律约束和组织模式的强制要求而行动，并且还会在各自岗位上根据总的目标与要求发挥各自的创造精神去工作和战斗，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完成预定的目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这时，首脑的相对权力总值就会倍增。革命领袖的威信就是由此而来的。
但是，如果这种功利需要并非出于公利，而是出于私心，或名义上是为了公利，实际上仍然为了私欲，那么，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就只有在强制的和欺骗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和运作。这就是官僚主义恶对于功利主义组织模式善的寄生的开始。一旦出现这种寄生现象，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就会发生质变。最明显的质变首先就发生在权力等价形态上，即受图谋私利的首脑所支配的官僚，或受图谋私利的官僚所支配的群众身上，使他们对于权力桎梏由自觉的服从，变成被迫的、非自愿的服从，有时还会进行消极怠工和反抗。特别当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得到体制上、法律上、思想上和暴力上的强化时，一个精明而野心勃勃的首脑及其领导核心就会使全体臣民完全处于驯服工具化或奴化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下，作为首脑的权力等价形态的官僚层就越来越不需要和不可能发挥每个官僚自己的个性，而只需要成为首脑的权力和意志的消极反映，权力和意志的符号或镜子。每个官僚只要等因奉此，起承上启下的传声筒作用，起权力价值镜的作用，要不了多大的智慧和能耐，多高的学识和品德，就能机械地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成功了是升官发财的机会，失败了也是奉旨行事，乌纱帽可以保全。而上级也越来越要求下级对他尽忠，甚至不惜以廉易忠。只要站对了队，跟定了人，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可以出将入相，沐猴而冠，文化大革命是典型的例子。而那些有个性有能力，直言敢谏，忧国忧民的官吏反而备受排挤打击，甚至充军杀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这种恐怖政策就更加强了百官的奴化过程。
在这种趋势下，每一级官吏对下级来说是人，有自己的意志，而对上级来说，则成为反映上级之为人的工具，是没有自己意志的螺丝钉，是人的异化。整个官僚机构对人民来说是人，有自己的意志，而对专制独裁的君主来说，则成为反映君主之为人的工具，成为君主实现其意志的机器，这是官僚阶层的异化。而人民则成为没有自己意志和只反映官僚政治意志的物，即人民的异化。所以，典型的官僚政治，从其自上而下的支配关系来看是人治的系统，从其自下而上的服从关系来看则是机器的系统。官僚政治系统既是人治系统，又是机器系统。
把国家理解为国家机器，严格说来，封建专制官僚政治是最合适不过的典型，而法治国家，即包含有逆向支配系统的因素的国家，则只有在局部的意义上才能使用。在专制官僚政治下，人治必然造成人的异化，即螺丝钉化，非人化。反之，只有实行人的异化，专制官僚政治的人治才能完成。官僚对人民实行人治化的结果人民会愚昧化，帝王对官僚实行人治化的结果官僚会螺丝钉化。官僚一旦螺丝钉化，自身的人格就会受到极大压抑，人的价值就会日益丧失，压迫和剥削的兽欲就会外化、物化。一个毫无人的价值的兽却可以骑在毫无兽的贪欲的人的头上作威作福，迫使对方和它人兽易位，让人活得像兽一样顺理成章，让兽活得像人一样心安理得。正如货币发展史所昭示的那样，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货币越符号化，本身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却受到法律保护，可以承担金币的绝大部分职能，去购买那些比自己不知珍贵多少倍货物与劳务，甚至良心与爱情，真理与智慧。但是，如果这种魔术玩过了头，通货膨胀下的纸币就会贬值，人们拿着它会如烙红之铁在手那么可怕，机构膨胀下的官僚就会落价，人们对它就像对一张贬值的纸币那么鄙视痛恨。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一代代官僚政治，最初常常是精干有效并为群众可以接受的官僚政治，但越往后就越成为臃肿失效、尸位素餐、专事应付和贪赃枉法的官僚政治。官僚们就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政治纸币”，别看他高官厚禄，前呼后拥，但却是不值一文的大面额纸币一张。国民党崩溃时期的一个大官僚，就像一麻袋金元券一样压在肩上重得很，却换不了五斗米充饥。“四人帮”时期春风得意的大官僚又何尝不是贬值纸币，比冥钱还差劲，现在人民对他们的观感，还不如那些已故的国民党大官僚。
贬值不已的纸币，反映了财政的无能；奴性十足的官僚，反映了首脑的专横；愚昧无知的人民，反映了首脑和官僚的野蛮。历史上许多元首和官僚把下属的人民对自己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山呼万岁的举止十分沾沾自喜，当做自己英明伟大、领导有方、声望崇高的表现。殊不知按照“纸币贬值规律”，用等价形态的价值镜一照，只能无情地证明缺乏自知之明，原来天平的那一头，秤起自己的砝码那么轻。
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绝不是首脑和官僚的光彩。所有的官员，应把下属和群众对自己的毕恭毕敬，畏若神明，当作对自己人格的最大讽刺，最大侮辱，且越是真心诚意，侮辱越大。
如果把伟人当救主，招徕万民去膜拜，这种直接继承父家长制祖先崇拜的个人迷信，既是对死者的最大讽刺，也是对人民的最大侮辱。
蚯蚓规律
专制和奴性是成对范畴，形影相随有专制的君主，必有奴性的官僚；有奴性的官僚，必有专制的君主。犹如环节动物门的低等动物蚯蚓一样，可以首尾相生。
专制官僚政治以首生身和以身生首的“蚯蚓现象”二千余年来累试而不爽。又是秦始皇最典型，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压迫欲和剥削欲的野心最大的专制君主。他并吞六国之后，断然取消了西周以来贵族联合专政的礼治，连皇室子弟也无尺土之封，彻底实行废封建置郡县天下皆为秦官的君主独裁法治，完成了大一统局面。把前述官僚政治元模式的精神作了最充分的表现。这位集军政财税大权于一身的始皇帝，从此有了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权威和无上的尊严。他的命为制，令为诏。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皆得仰承其鼻息，
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乖乖地当始皇帝的权力等价形态、权力价值镜。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标准的官僚政治。所谓标准，就是百官不对人民负责，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一人负责。只要搞好对帝王的关系、对上级的关系，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图谋私利，鱼肉人民，而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形成帝王百官为一方，人民为另一方的官民对立的典型格局，后世几千年莫不以此为榜样。所以，只要有了专制君主这个“龙首”，就一定会长出官民对立的典型官僚政治这个“龙身”。
中国两千多年来，天子也好，地龙也好，换姓何其多也，但换来换去，都有一个与专制“龙首”相匹配的大同小异的官僚政治“龙身”自然地生长出来。反过来说，专制君主固然需要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也同样需要专制君主。这是因为大小官僚们如果能够帮助大皇帝登上宝座，树立绝对权威，他们就可以借助这种绝对权威树立自己的小皇帝、土皇帝的地位。这在外国叫月光效应，在中国叫狐假虎威。谁想当明月，就要捧出个红太阳，谁想耍威风，最好假传圣旨，用个伟大的名义。
官僚们要人民成为他们权力相对价值形态的等价形态，就必须自己先成为帝王权力相对价值形态的等价形态。他们要当人民的主子，就先得当帝王的奴才；他们有帝王作主子，才好让人民作自己的奴隶。
只要社会上还存在大小特权者，他们就必然会设法造出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充当他们特权的偶像。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或行什么鸟道，而无非是为了方便自己对人民的压榨。君不见，历史上除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大王雄风外，“拥戴”风、“劝进”风不也刮个不停吗?不但权奸如曹操，伪仁如刘备有众多的谋臣将士加以劝进，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弱智低能的白痴，荒淫无道的登徒子，只要他们能起“群龙之首”的偶像作用，古往今来的文臣武将猪仔议员之流，都会在一夜之间让他“黄袍加身”，“登继大极”，当上皇帝或大总统，元首或执政的。
在不少场合，为了强化活偶像的作用，还要不时抬出死偶像的招牌，加以顶礼膜拜，以便表明现行特权来自列祖列宗的遗诏遗训，或至圣先师开山鼻祖的典籍教诲，不得有丝毫的怀疑。而为他们如此这般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谦逊，也很难不飘飘然地自以为确乎是至尊万能的超人，当之无愧的“龙首”了。
历史上的“蚯蚓规律”获得登峰造极表演的，还算不上秦和以后各朝，而是我们的“十年文革”。
蚯蚓规律的发现，使我们对官僚政治元模式的生命机制是否有了更生动的深刻的理解了呢?是否对我们的克服官僚主义有所启发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从蚯蚓现象这种极其普通平凡而又极其惊心动魄的现象中得到些经验教训吗?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来克服制造“龙身”现象的动力，要削弱神化领袖意志无所不渗不透的一体化倾向和经济、科学、教育、文艺、法制、道德、宗教等皆为政治服务的依附化倾向?同时，是否应该认真克服制造“龙身”现象的原因?即要反对各级领导凭一己好恶任意“枪毙”、指斥文艺作品、学术观点、科学思想的积习和随便干预党纪国法的执行，甚至知法犯法、执法违法、制法毁法而不受惩处的特权倾向?而产生过超级专制官僚政治的旧人治体制，是不是应该成为改革的首要目标和独立的目标，而不应该仅仅作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的辅助目标?
个人崇拜规律
按照官僚政治元模式而组织起来的单向支配系统开始运用之后，必然导向个人独裁为其极致形态。当官僚政治的首脑由革命功利主义者一旦变为革命果实垄断者的时候，个人权威欲和剥削欲就会无限地膨胀起来，越来越具有排他的倾向。汉高祖诛杀韩信、英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立胡惟庸、蓝玉案，清康熙诛杀鳌拜集团，雍正兴年、隆诸狱，都说明首脑为了杜绝权相重臣窥伺神器，不惜杀戮大批功臣、战友。而清初逐步取消旗主诸王的“合议制”的过程，则说明独裁者地位巩固之后，也绝不允许任何集体领导来瓜分他的权力，染指禁脔。久而久之，那些在“杀鸡惩猴”过程中深受教训，留下来仰承帝王鼻息的高官显宦们自然要高唱“皇恩浩荡”了。
从官僚的私欲看来，天经地义的逻辑就是：帝王是权力的化身，真理的源泉，苦难的救星，荣耀的施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管它什么主义和阶级，皇上的智慧只能以全民的愚昧来对比，皇上的金口何妨以全民的哑巴作陪衬；皇上的天赋万能不惜以全民的精神白痴为条件；皇上的纵欲，应该以全民的禁欲来增效添趣；皇上的光荣可以用全民的耻辱来换取；皇上的神化当然以全民的奴化为代价。
从帝王的权欲看来，地义天经的逻辑就是：他既然占尽人间春色，朕即国家，当然要进一步与天公试比高，步入神的仙境。所以秦皇一即帝位，就嫌肉身凡胎的终身制与世袭制的不足，而要遍寻长生不老的仙药；汉高订定朝仪，百官便须三呼万岁而后已。几千年历史哪个帝王的寿命不被颂扬得与天地同辉，哪个帝王的威信不被神化得与日月争光。那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无非说明万岁的梦幻虽醒，性急的黄粱难苏，总以为个人的意志能够加速地球的旋转，主宰千万代子孙的命运。这便是官僚政治由个人独裁而来的神化首脑的个人崇拜规律，实质上就是权力拜物教。有了权就以为有了一切，左右一切，权力万能。这种权力拜物教在富有父家长制宗法传统的国度里，对死去的首脑会产生祖先崇拜，对活着的领袖会发展为个人迷信是十分自然的过程。
官僚政治中的权力至上，与资本王国里的金钱万能，实有相互辉映，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原本是压迫欲和剥削欲这对恶德的必然表现，同反侵略斗争中的团结奉献和劳动生活里的分工合作这种善德的表现一样，都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所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人类的大旗上已经出现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生态环境这类大同文化因素的新口号时（这说明绿党的思想无疑已成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还有人毫不知耻地手捧“权经”，赤裸裸地高喊：权!权!权!而在80年代，当改革成为人类一次最伟大的觉醒浪潮时，权字却同时成为改革过程中最巨大的难题。不言而喻，在困难的顶峰，则是受个人崇拜规律所支配的那种权。
人民如果不甘心悲观得把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地交给一种自然过程来支配，又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奇迹，即以权力中心产生由人治来推动现代法治的过程，那么，人民所能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努力，靠亿万人凭各自的良知良能逐步形成各种公共生活准则，并按照它努力做一点既有利于增进自己幸福与知识，也有利于增进社会幸福与知识的和平演进工作。
只有使自己得到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和平与幸福，同时又不透支下一代的和平与幸福，从而能确确实实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前进一步的人民，才是普普通通而又比较成熟的一代人民。那种易于轻信理想，易于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人民，反而是比较不成熟的一代人民，不容易制约权力的人民。而国家机器则只需要用法律与财政手段去支持和保证这些公共生活准则的有效实施，就是称职的、真正廉价的政府。几千万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这股最强大的社会有组织力量，如果能够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这种陈腐迷信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民的现实，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到带头去形成和执行这类公共生活准则，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成功的最现实的道路，上述奇迹才易于出现，人民才会把共产党当做最亲密有益的朋友。
轮流坐庄规律
权威欲和占有欲并不是帝王一人的天性，只要是人，莫不都有这种恶德的萌芽。问题是有没有权力来实现和有没有善德来克制。根据官僚政治的元模式，百官既然是皇帝权力的等价形态，代表皇帝的绝对权威实行对人民的绝对统治，那么，那些有权缺德的官僚自然要在代行皇帝权力的过程中以权谋私，分一杯羹。在对皇上实行个人崇拜的同时，当然也要求下级实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于是，官僚政治中的上行下效现象就成为一条规律。而且往往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变本加厉地扩大权力单向支配的效应。上既有三千粉黛的风流天子，下必有霸占民女的花花太岁；上既有急性病，下必多催命鬼；帝王的权山利壑之欲没有穷尽，百官的人欲横流哪有止境?
自从奴隶制王朝和贵族制封建结束以后，帝王百官便没有了以血统为标准取得特权的借口，“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口号，就把竞争机制引进到权力之争中来。当旧王朝把百姓压榨到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时候，野心家必然会高举“替天行道”的招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新权威主义或新个人崇拜口号，“取彼而代之”。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丝毫也不新鲜，完全是专制官僚社会的老把戏。
所以，几千年来个人崇拜的历史，随着人治的盛极而衰，衰极又盛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其实是百家姓中轮流坐庄崇拜的历史。老百姓拜完了这家拜那家，拜完了此姓拜彼姓。中国的专制帝王少说已换了几十姓。所以，个人崇拜规律，从历史长河来看，其实是轮流坐庄崇拜规律。当个人崇拜未换姓之际，必须先有一个君权式微过程。这时，官僚政治元模式就开始发生变形，首脑支配百官的权力逐渐名存实亡，中央的令不行，禁亦不止。有势力的权臣、武将、门阀、豪右往往会内外勾结，结党营私，或拥兵自重，自立山头，把皇帝老儿架空，甚至“挟天子以号令天下”。这时的专制官僚政治权力就出现多元化的倾向，由有序的封闭系统转化为无序的开放系统，统一的王朝就会陷入分立甚至混战不已的局面。原先隐蔽的各种山头公开化和严重化是轮流坐庄规律竞争机制的必然环节。
中国中古时代，自魏晋以后分裂割据的局面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是统一的专制大帝国瓦解后最大的危险。轮流坐庄规律和山头规律，其实只是个人崇拜规律的变形而已。因此，它只会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老化规律
如果说，个人专制是权力最典型的空间形态，那么，独裁者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就是权力最典型的时间形态。
没有空间独立性或排他性的权力，即没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的权力，也就不成其为个人专制权力。但是，没有时间延续性的权力，即没有使这种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权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的趋势，则是毫无意义的权力。法国元老院在把拿破仑簇拥上终身独裁道路的过程中，阿谀奉承道：“不能持久的光荣是毫无意义的光荣。”真是把权力和终身制的关系根本道理说透了。
所以，权力，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时间延续性趋势，第一步必然导致权力的终身制。反对终身制纵使有千百条理由，也敌不过这一条理由。
专制帝王的绝对终身制通常以生命为界限。越是英明而又贪婪的独裁者，越具有把权力不保持到死决不罢休的倾向。哪怕是自己的亲骨肉也不肯相让；哪怕是在本人已经丝毫不能运用、甚至不能感觉这种权力的植物人状态，这种权力在习惯上还是属于他的。这就是权力的老化规律。
但是，老化规律有时会像惯性一样，不以生命为界限。这并不是指帝王身后还要享受殊荣，大事殡葬，追封尊号等等惯性，而是指他的遗训遗诏还会被当做子孙后代新权力立足未稳时的庇护神，或作为这种新权力的“原始资本积累”而阴魂不散地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发生指挥作用，好像新权力的合伙人那样使广大有生命的臣民，有新鲜经验的智者，继续成为他的奴仆听命于他，并作出牺牲。从老化规律来看，“人亡政息”之说，并不完全真实。
专制帝王受权力老化规律的支配会表现出终身制现象，在官僚来说，也同样会表现出终身制现象。所以，整个官僚政治的老化是专制制度下又一个由个人官僚主义转化为体制官僚主义的法则性表现，很难彻底根绝，如果不是从根本上克服的话。
透支规律
权力老化规律的惯性，不仅对权力接班人起庇护作用，在更多的场合，则是起一种消极的透支作用。可以称为权力的透支规律。
一个独裁者运用高压手段保持自身统治的稳定，终其身也不过几十年，但往往会以后来几代人的动乱为代价来补偿。中外历史上这类剥削后代的现象屡见不鲜。
路易十五就曾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果然，他死后，路易十六就被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十五的荒唐，透支了路易十六昏聩的头颅。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最后透支了杨贵妃过早的玉殒香消和人民的安定生活。康熙的恋栈和在储位问题上的过于英明，透支了他许多儿子和近臣的天年。推而广之，不仅在生命上，而且在观念上，权力的老化会透支更多的后代幸福。
古老封建“人手论”的现代执着狂，透支了今天多少人口的口粮和牲口的饲料。土豆加牛肉式的或盐菜加窝头式的千世盛世说一再顽固的翻版，把一些大国透支得穷上加穷。工业化时期官僚政治的短视，透支了人类生态环境的多少长远利益。同样，一切阻滞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的官僚政治，将会透支后世多少宝贵的时间。那些盗窃国库和民财的官僚们，不仅在透支后代子孙的现代化，捎带着也透支了党的威信。试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狂一下子透支了无产阶级多少代子孙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
遗传规律
如果说，终身制是专制权力的必然归趋的话，那么，世袭制就是终身制的必然归趋。完全成熟的君主专制的特征，从空间看是排他的独占性和不可转让性，从时间看是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世袭制是个人专制制度达到充分成熟形态的最高标志。
在父家长制社会，没有世袭制，没有亲骨肉把自己这种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大一统特权“遗传”下去，专制者是无论如何死不瞑目的。这可以说是继承老化规律而产生的权力延续规律，也是人类压迫剥削欲的兽性和骨肉情的人性相互寄生依托的一个表现。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一画就描绘了这种人性中善恶互依互生的辩证法。伊凡雷帝在杀死自己儿子后双目惊呆的表情和用手捂住儿子流血的伤口，这些情节细致入微地表达了一个暴君身上人性中善恶的冲突与转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忌讳记述暴君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复杂心理。克服这种简单化的历史人物观，把专制君主当做活生生的人来描写，才能对官僚政治有更加生动而深刻的科学理解。愈是说明寄生在人性之上的官僚主义兽性如何阴险狠毒，或寄生在兽性之上的人性如何执着顽强，就愈能鞭辟入里地理解官僚政治导致国家历史悲剧的必然性，也就愈能清醒地研究克服官僚主义弊端的规律性。
专制君主想把自己的绝对权力无限恩宠地死后“遗传”给自己的子孙，却想不到这种恩宠往往会引起骨肉相残的内讧。历史上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特别是储位之争，不绝于书，为文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从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世祖的诛杀手足，这些王室内部最卑鄙的兽性发作，又无一不是在爱河情海的权力遗传之舟上演出的。正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探春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倘若没有权力遗传规律下的世袭制，不仅可以少了许多骨肉相残，而且历史也将大异其趣。但是，人类必须发展到一定高度，官僚政治才不需要也不可能借助情欲、借助血统来延续。凡是借助血统来遗传的官僚政治，不妨给它起一个并不雅驯，但却抓住特征的名称：生殖器官僚政治。
必须指出，权力遗传规律不仅可以通过血缘姻娅关系而表现，还可以通过集团成员彼此提携交换和形成封闭系统，有计划地集体安排自己子女为接班人来实现，可谓“集体遗传”规律。不仅可以从人到人直接遗传，而且还可以通过经济的中介而“遗传”，可谓“嫁接遗传”工程。即以政治权力庇护子孙获得经济实力，再凭借经济实力转换成政治权力，或者，政治与经济联姻而双轨继承，实行遗传。这就是权力遗传规律适应环境和时势而产生的变体，说明权力遗传规律的顽固性。
成熟的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权力独占制、终身制和世袭制。成熟的私有制的特征是财产的独占性、延续性和继承性。两者多么像一对孪生子那么相似。这对人类天性的孪生子尽管在历史上的成熟期由于条件不同而有先后之分，但是，它们在作为社会人的规律性上是同源、同根、同时的，因为权威欲与占有欲是随着社会猿的进化而俱来的。
这对孪生子在历史上的衰落期也因为条件的不同而可能出现差异。例如，有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受到很大打击，甚至基本消灭，但是权力终身制和变相世袭制--权力“集体遗传”和“嫁接遗传”规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有的社会，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制已经基本消灭，但私有制还大量存在，甚至更加繁荣。但是，这一对孪生子由于它们的同根同源而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两者成熟期的时间差和衰落期的时间差都不足以保证在把它们各个击破后不再复生。在权力终身制受到很大打击甚至基本克服而私有制还存在的地方，权力的实质（支配人）能够通过私有制经济进行变相延续。在私有制受到很大打击而权力终身制还存在的地方，私有制的实质（剥削人）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变相延续。也就是说，压迫和剥削能够以各种不同的形成而继续存在。
研究这一类孪生的问题，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克服社会不公平状态的困难，也认识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相互替代，而必须同步进行。中国新权威主义论者提出的“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两阶段说，
实在是很天真的“食洋不化”，不明白中西历史差异的所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生不逢辰，死非其时。如果有人足够聪明，把新权威主义作为官方哲学或半官方哲学，那也只是小聪明，而不是大聪明。因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如果不借助人民的力量（哪怕是逐步放开地借助）就无法抵抗那种自我腐蚀的力量。命中注定要由人治来推动现代法治的这种历史使命的完成，无论从手段或目的来说，我们要的绝不是新权威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当然，这种新权威主义绝对不能和社会公共生活准则所需要的统一协调的权威混为一谈，后者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而前者是除了法西斯之外任何社会都不需要的，因为，封建专制社会不需要它的民主外衣，民主社会不需要它的封建专制内容，只有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需要它。
讲到这里，我们只讲了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生理”的一面，即权力的实体（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思想权力等）凭借血缘关系进行直接遗传、集团遗传和嫁接遗传的渠道。现在需要深入一层探究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社会的一面，即权力的形态（控有、运用和分配各种权力实体时采取的形式、制度、手段、方法等等）通过权力主体的个性特征和体制特征而实行社会遗传的渠道。这两种遗传渠道是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密切不可分割的，只是为了说明的方便，才分别予以论列。
所谓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社会方面，或权力形态的社会遗传，也就是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所指的人类“社会遗传基因”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官僚政治权力或权力实体在从一个掌权者到另一个掌权者的转移过程中，不管新旧掌权者有无血统关系，权力的形态在保持一定的遗传性的同时，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异。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的绵延和更替，无论是皇室内部权力更迭也好，还是外部改朝换姓也好，都未脱封建专制的范畴，这就是权力的社会遗传性的表现。但是，每一位新皇帝对前朝前代皇帝的权力体制都或多或少会惩前毖后地下一番因时制宜的改造功夫，这就是权力的社会变异性的表现。在官僚政治权力有机体中，随着变异性的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遗传的飞跃，种的突变，即权力形态的根本变革，或国体、政体的革命。但是，尽管遗传发生飞跃，却不是遗传性的整个否定，在更原始、更基本的遗传层次里，遗传物质可能仍然延续不变，犹如种可以变，而属、目、门、纲不变一样。
不仅如此，即使某些遗传物质被否定，也并不会从此失去它在进化链上的地位和影响。缺少了被否定的遗传物质，就不会有新的遗传物质的产生。因此，在社会遗传工程中，否定的和被否定的遗传物质都是进化的必要环节，甚至会反复出现，当然地都会积淀在文化传统中而活着和发生作用。犹如正题和反题都会存在于合题中一样。
例如，没有周代领主贵族封建官僚政治的存亡和强秦专制法治的速胜，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就不会如此有意识地坚决彻底地推行废封建置郡县的专制政体；没有秦因孤立而亡的前车之鉴，汉高祖不会大封同姓王和诛杀异姓王。没有强隋骤亡的新鲜教训，唐太宗不会如此惕焉戒惧地实行从谏如流的开明专制。当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相互反复转化时，权力实体通过权力主体的不同性格和经验，不同体制和影响而取得越来越丰富发达的权力形态。中国贵族封建和君主专制封建的官僚政治历史延续长达三千余年之久，父家长制的历史还要深远悠久，所以宗法封建权力形态的遗传积淀特别丰富深厚，顽强有力，封建文化传统也就特别丰富深厚，顽强有力。这主要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遗传规律表现的效应。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遗传积淀需要另辟专篇（《官僚主义权力形态论》）加以论列，不在本书详述了。
裙带规律
裙带规律是权力遗传规律的延伸与扩大。
封建官僚政治称惑君败事的女子为祸水（语出《赵飞燕外传》，淖夫人唾成帝后飞燕之妹合德为祸水，盖汉属火德，取水克火之义）。所以，夫人干政成为为政者的大忌。但是，忌尽管忌，犯还是照样犯。这实在怪不得女性一方。因为，男欢女爱，传宗接代，是乃人之常情。皇帝和小偷，百官和平民，伟人和侏儒，概莫能外。只要他手中有权，就像他心中有爱一样，就不能不在床笫枕席之间随恩宠把权力付予对方分享。恩爱对象和恩爱结晶固不待言，就是远支旁脉，姻娅外戚，也需推恩及爱，加以提携。甚至阉宦内侍，也是爱屋及乌的对象。这些无非是人格化权力的自我夸耀和扩张，和权力化的性夸耀和扩张走上了同一轨道。所以，裙带规律实质上是深潜在官僚政治生物层次的一条政治权力规律，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概莫能外，不过表现方式与程度视条件不同而不同罢了。
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特别是在素有宗法伦理传统和实行父家长制的中国，这条规律就表现得更为顽强与热闹，因为，这是典型的人治环境，裙带规律没有法治来制约。
从官僚政治的元模式已可看出，首脑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必须通过官僚的中介，才能表现为对全国人民的统治，只要保持对官僚的统治，就能保持对人民的统治。因而，如何可靠地把控制官僚的权力长期保持下去，避免文臣武将尾大不掉，强者先反，或太阿倒持，“取彼而代之”的故伎重演，就成为中外古今帝王元首们在夺得政权后苦心焦虑的最大国策。中国官僚政治在这方面的对策性尝试是经验最丰富的。但主要的经验归结到一点是用人，用现代术语说，就是干部路线。而用人之道，不外乎阴柔阳刚两条途径。阴指以女性为中介的途径，即利用沾亲带故的关系，把皇亲国戚乃至阉宦内侍作为依靠对象，安插要津，可以统称为裙带风。（旧谓借妻女姊妹关系得官为裙带官，此处引申泛指利用血缘与通婚形成的人事关系网络。）阳指贤人政治，即利用荐举、推选、考绩、科举、办学等造官选官制度任用贤臣良将，依靠的是社会精英人才，可以统称为须眉风。这两条经验经常交替使用，或兼采并蓄。不过，发展到最后，在人治条件下总是裙带关系占上风，并且，柔能克刚，有功勋的贤臣良将也往往会被编织进裙带关系网络中去。这就是权力的裙带规律。
秦始皇，在历史上虽有以吕易嬴的无稽传说--这可以看作关于裙带风的一次异想天开的文学创作--但他本人却是重用社会须眉精英，竭力防止裙带风和反对妇人干政的专制君主之一。他鉴于周室实行以宗族血亲为基础的贵族联合专政的结果，导致了“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教训，采纳了李斯关于废封建置郡县，“置诸侯不便”的建议。罢免吕不韦和禁闭太后，也是出于这种一贯的考虑。但是，他最后还是未能根绝“阴柔”之患。二世时宦官赵高擅权，尽诛始皇子弟及李斯、蒙氏兄弟等异姓英才，把胡亥架空，使之变成最彻底的孤家寡人，大大加速了秦的灭亡。
汉高祖鉴于异姓须眉精英桀骜不驯，又惩秦以孤立而亡，不得不大封诸子侄为王，回到了裙带路线；而亭长太太一家，当然也就布满朝廷要津，裙带心理大为满足，阴柔之风顷刻大行其道。但是，依靠裙带关系编织起来的权力网毕竟不能保证同心同德的统治，所以，很快就演出了第一幕外戚诸吕之难和皇族吴楚七国之乱。虽然从文帝开始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藩国自析，但是顽强的裙带风并未根绝。王莽篡汉，就是一幕“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和王氏“五侯同日封”导演出来的外戚祸。光武中兴以后，既鉴于皇亲国戚靠不住，又鉴于异姓功臣太可怕，率性矫枉过直，政不任下，企图用个人独裁来代替裙带路线和须眉路线。因为，分掌政治、军事、监察大权的三公权力太大，容易太阿倒持，而且宰辅例皆德高望重之人，不便督责指挥，不如崇以虚名，将政事委诸尚书，所谓“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这表明专制帝王的统治信任感日益萎缩，一直缩小到只剩下朝夕共处的内臣，甚至阉宦。但是，尽管统治信任圈如此缩小，裙带规律仍然无法排除。光武以来，总计封诸侯王61人，王子侯344人，功臣侯397人，外戚恩泽侯89人，宦者侯79人（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导致和帝以后外戚宦官相继专政，中央式微，吏治大坏，群雄蜂起，军阀割据。汉献帝先后被董卓、曹操挟持而废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向贵族政治变相逆转的分立时期，也就是裙带规律除三代外表现得最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门阀制度的政治统治力量至少延续了四五百年之久，有些世家大姓的权势甚至继续延伸到唐朝的权力系统内。官僚的门阀化（贵族化），尽管和欧式领主及周代的贵族专政有所不同，但世禄世卿世官是一致的。三国以后实行的九品官人法的造官制度就是把汉末就开始出现的高门大族“累世公卿”的现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久而久之，世胄大户便垄断了仕途，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官僚政治基本上成为一个“生殖裙带系统”，一个“性系统”。
它的流风遗韵，历唐宋元明清和民国的四大家族而未绝，显然已和人治型的家族伦理政治共始终。哪里有人治体制，哪里就有家族伦理政治；哪里有家族伦理政治，哪里就会有任人唯亲的裙带规律起作用，哪里就会不时冒出“夫人干政”的迹象。时至今日，谁只要到内地县城去调查，就会很快发现，由于农与非农户口壁垒的存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张由裙带规律支配的亲连亲的权力关系网。
中国几千年来最讲礼义廉耻，最强调禁欲，最忌讳谈性问题，但是，生殖系统造官法和裙带关系权力网却最发达、最严重。这真是最生动的对立统一辩证法。
两栖规律
水陆过渡型的脊椎动物--两栖类，例如青蛙，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幼年期在水里度过，用腮呼吸，成年期才登上陆地，改用肺呼吸，但还不时回到水中生活，可以水陆两栖。两栖类用腮呼吸表明它们的祖先是鱼类，用肺呼吸，表明它们又是新型脊椎动物--爬行类的祖先。所以，从整个种群的进化来说，坚持陆生方向是前进，回到水生方向是倒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水陆两栖这种变态生活方式，却宁是它适应生存的手段。所以，有些交通工具和武器，就是仿照这种两栖性优点而设计制造的。
官僚政治也天生具有这种两栖性。就整个官僚政治的进化来说，从贵族血统型向布衣科举型的转变，从终身型向限任型的转变，从世袭型向选举型的转变，从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转变，从寄生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等等，是一种进步，但从官员个人来说，却不见得都以后项形态为前进方向，而宁是把两栖性当做适者生存的手段，左右逢源的条件。
从官僚政治的元模式已可看出，专制人治的首脑必然要求并运用各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使臣属唯命是从，臣属必须变成以首脑的意志为意志的无个性的权力价值镜，才能保住乌纱和加官晋爵。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各级官吏对各级下属和人民来说，则又是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他必然要求并运用各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使下属和百姓唯命是从，变成以他的意志为意志的无个性的权力价值镜。所以，人治下的任何官吏，天生地都是有双重人格的两栖类生物。对上来说他是不许有自己个性的权力价值镜，对下来说则他又是发号施令的权力相对价值形态。对上，他不得不卑躬屈节，诚惶诚恐，对下，他满可以颐指气使，狐假虎威。他老是在卑与亢两种状态中生活，在奴与主两种角色间进出。
在人治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中，上至帝王下至群僚的两栖性、两面派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历朝历代的官僚政治大凡在发难之初，总是打着“顺天应人”，“替天行道”的旗号取旧政权而代之的。在其统治初期，确也曾革除一些前朝的弊政，推行一些“解民于倒悬”的德政，以收敛人心。但是，一旦宇内平静，政权巩固，对平民百姓的压榨掠夺就日甚一日地加重起来。而为了在强化剥削时强化治安，消弭叛乱，除了用严刑峻法进行暴力镇压外，更需要借助欺骗与伪善来掩盖罪行，宣扬治化。官僚政治的两面性就极度地发展起来。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两面派作风、两栖性生活的忠实写照。王室如此，赃官猾吏当然上行下效，养成一套欺上压下的官场作风。对上阿谀奉承，拍马溜须，崇尚形式，专做表面文章，对下狐假虎威，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纳赃索贿。一旦从上到下以权谋私官官相护的关系网牢牢织成，整个官僚政治就会变成一个表面上专讲礼义廉耻，骨子里男盗女娼的巨大吸血机器，礼义之邦里的吸血机器。许多官僚就会成为双重人格和两副嘴脸的两栖动物。既制法，又毁法；既执法，又犯法；有令自己不行，有禁自己不止；既要开前门，又要走后门；既要捞文凭，又要攀裙带；既能官星高照，又要长袖善舞；脚踏两条船，手牵两条线；对洋人媚态百出，对同胞官气凌人……
官僚政治的这副两面派嘴脸，两栖性生活，使人民很快就悟出了一条认识论法则：真理逆解律--官僚政治的皇皇文告，堂堂宣言，都只能从反面去理解，才能得到真理和实情。“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前汉书·食货志》。）二千多年前史家就已经发现这种两栖规律的典型表现了。
掌握了这条规律，我们回首往事也就不必为两面派现象在“大跃进”年代的大跃进而少见多怪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梦寐在谎言编织的创造里，行动在脚踏实地的破坏中。一方面，亩产12万斤的“卫星”已经在报上言之凿凿地放上了天，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人民公社已经锣鼓喧天地在人间架设起来；另一方面，浮肿病和路倒饿殍却悄悄地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华夏大地上蔓延开来，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却在“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中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种自欺欺人的两面派作风，已经远不是昔日朝廷内部金銮殿上“指鹿为马”的小小范围所能比拟，而是扩大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全国规模。但是，这种天大的错误还要弥天大谎地被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而且这“一个指头”的错误还不许人们去追查和总结，因为，这是为革命而缴的“学费”，无人敢去问津。就像大炼钢铁时土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渣那样，再也无法回炉了。
为了革命的名义，什么学费都可以缴，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什么私货都可以兜售，什么坏事都可以干。无怪乎到了十年动乱时代，林彪和“四人帮”一伙要大喊大叫“阶级斗争”的革命口号，大干大演“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勾当。就像历朝历代起义领袖无不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反对旧天子，登上新天子的宝座一样。
在漫长的官僚政治史上，以替天行道之名，行江山易姓之实的现象，固然相当频繁，但两栖规律的这种表现，只是矛盾积累到了总爆发阶段的现象，不能天天发生。作为官僚政治日常生活的现象，有一种具体而微的或局部的阴谋战争，则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皇上与官僚，官僚与官僚之间进行。因为每个官僚本身既是权力相对价值形态，又是权力等价形态，既是主子，又是奴才。做主子的有主子一套两面派，做臣属的有臣属的一套两面派。所以官场中阴阴阳阳，虚虚实实，非常复杂。什么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简直是家常便饭。当皇上或上司英明干练，确实富于权威时，还能以居高临下之势，控制统一局面，一旦皇上或上司昏庸腐败，就会太阿倒持，以仆欺主，这种阴谋战争就会愈演愈烈，终至局面失控，不堪收拾。纵有两栖之长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官僚政治本来是为了避免人类社会最大的内耗--无政府主义而才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官僚政治开始总是精干有效的官僚政治。但是，由于皇帝百官们的压迫剥削欲没有止境，他们又都采取两面派嘴脸、两栖性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私欲，互相勾结又互相水火，所以，在人治的体制下，任何英明有效的官僚政治，最后都会内耗愈来愈大而变成臃肿无能的官僚政治，失去它原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导致人民的反对而最后走向灭亡。
两栖规律的要害在于伪善。识别和克服复杂的伪善需要知识。知识即是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