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人物文献梳理札记（一）

黄帝写作黄啻，这一点和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写法一致：
同人曰昔考（者）黄啻与炎啻战◇182◇＝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189

《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云：“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汉艺文志考》引云：“黄帝将战，筮于巫咸”，罗苹《路史注》引云：“昔黄神与炎帝战于涿鹿”。《路史•前纪三》、《后纪四》有类似引文。

将竹简比对传世文献可复原此条内容如下：

同人曰：昔者黄啻（帝）与炎啻（帝）战[涿鹿之野，将战，而枚占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咎）。

王家台秦简的时代大概是战国末年，可能要比陈侯因资敦要晚一些。

秦简《归藏同人》里的这段卦辞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巫咸一般文献中都以其为商朝人，《尚书》言其为商王中宗（大戊或祖乙）时的人物。与黄帝、炎帝并列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纵观秦简《归藏》这个现象不是偶然孤立的，那么可见这个卦辞应该是后人根据某些原则拟定的，并不是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记录。

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这一记录表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被收入占辞中已经是很早的事情。若依《左传》则早于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

关于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的问题，暂时先放到后面再说。下面来看看《国语》中数条涉及“黄帝”的文字资料。

《国语·鲁语上》中，记述了展禽（柳下惠）劝说臧文仲不要祭祀海鸟爰居的一大段话。这段话的讲述时间依《左传》文公二年孔子批评臧文仲“祀爰居”的时间为基点，当在公元前625年之前。
展禽这段话里基本上概括了上古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

这里先仅说说黄帝部分。里面提到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礼记·祭法》中有一段类似的文字：“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两段文字内容存在不小的差异，具体探讨内容放在分析相关人物之时讨论。就有虞氏与夏后氏“禘黄帝”而言，两者存在高度统一性。

前面提到，陈侯因资敦奉黄帝为高祖，而有虞氏禘黄帝，两者资料来源不同，一个是齐国的礼器，一个是鲁国的史料，却能相互印证。那么后世便获得了将黄帝和有虞氏、舜、陈国、田齐联系起来有利证据。顺带还找到了夏后氏和黄帝之间存在的联系。那么将黄帝与有虞氏、有夏氏之间的联系推进到公元前625年之前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展禽的这段话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出所谓有虞氏和夏后氏时代的祭祀规则，这一点还是存在不小的疑问的。前面我们还提到，陈侯因资敦与秦简《归藏》中黄帝的帝都写作“啻”。“啻”在金文中亦有出现，康王期《小盂鼎》：“王格周庙，啻文王、武王、成王。”

穆王期《鲜簋》：隹（唯）王卅又亖（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才（在）[艹弅]京，啻于邵王，鲜蔑厤，祼，王祼玉三品、贝廿朋，对王休，用乍（作），子孙其永宝。夷王期《大簋》铭：“唯六月初吉丁巳，王在奠（鄭），蔑大历。易（赐）芻（犓）牛騂犅，曰：“用啻于乃考”。

这里的“啻”通“禘”，是祭祀的一种。但是西周青铜器中的啻（禘）祭呈现出的内涵与展禽的描述不同。西周的啻（禘）祭所祭祀的对象都是祭祀者关系较近的直系长辈，一直到春秋时期鲁国国君祭祀的时候也是这么用的。

而展禽描述下的禘祭祀的则是一个家族的始祖。

《国语·晋语四》中说了那么个事儿：秦穆公要把之前许配给晋怀公的秦国公主怀嬴嫁给晋文公（为晋怀公之伯父）。晋文公觉得很没面子，打算将怀嬴推辞掉。他的臣下胥臣（臼季、司空季子）则说了一大段话开导晋文公，其中涉及“黄帝”的部分如下：
“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难倒了一大批学者，因为具体如何解读，没有一个理想的参照点，如果随随便便拉入其他资料作为注脚，必然会引入更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最终陷入复杂的逻辑怪圈中不可自拔。
笔者也只能是根据经过反复斟酌的资料进行部分解读。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段文字存在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前面说到“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而后面却冒出“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为什么青阳既出现在己姓中又出现在姬姓中？无法理解。

己姓根据《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资料可知还有两支：
陆终八姓之后有己姓，夏之昆吾，商末周初之苏国，皆出于此。
曹姓莒国改姓，莒国国君莒纪公大概是迁居到一个名“纪（己）”的地方，同时把姓给改了。时间当在公元前620年之前，公元前620年这一年为鲁文公七年，鲁国孟穆伯（公孙敖）娶莒国女子戴己、声己，可作为年代标尺。按照姓氏规则，似乎莒国之己姓应该是己氏。但是从戴己、声己的名称来看，却没有遵循姓氏规则。似当理解为莒国疏于中原礼仪，姓氏不分。

那么所谓黄帝之子的己姓，到底是这两支之外的第三支呢？还是包含在两支之内？这一点恐怕就扯不清了。

其次，前面我们引用《国语·鲁语》展禽言论中提到有虞氏和夏后氏“禘黄帝”，但是有虞氏之后妫姓，夏后氏之姓姒姓却没有出现在黄帝十二姓中。显然将人们的逻辑带入混乱之中。

刨去以上两处疑问，为什么黄帝二十五子只有十二姓，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原始社会婚姻制度对此问题进行解答，虽然是一种尝试，但毕竟不是终极答案。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相信这种后世子孙只有一半得姓的说法可能有着很古老的渊源，值得大家继续研究推敲。

除姬、己之外。剩下的十姓之中略有根据可查的是：

祁，为尧之后，西周时期的杜国、晋国大夫范氏出于此姓。

任，为奚仲之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薛国出自此姓。

僖，这个姓比较有趣，我们知道谥法中有僖，又有“釐”作为其通假字存在。“釐”又可通“狸”。《国语·周语上》有：“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韦昭注：“狸姓，丹朱之后也。”其中涉及到丹朱和尧的关系，待到梳理相关人物时详谈，这里只是提一下。

姞，伯儵之后，据说姞姓曾经出过后稷的元妃，西周有姞姓雍国、南燕，以及噩国。

依，我们通过传世先秦文献和甲骨文知道，商人称殷为“衣”，周人读为“殷”，那么依姓是否与商人有关，笔者没有标准答案，仅将问题提出，以供参考。

其他的五姓，酉、滕、箴、荀、儇，虽然后世也有资料进行部分解读，但是考虑到不是先秦资料，这里就不进行阐发了。

胥臣这段话里还涉及到黄帝与炎帝的姓的问题。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这种说法算是现存最早的源头。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多少带有点政治象征性。因为我们知道，周朝的建立除了周王室之外，功劳最大的要数太公望吕尚。而两者恰为一姬一姜。那么我们如果仅从字面上解读说黄帝姓什么，炎帝姓什么就不得其真意了。与前面所谓的二十五宗得姓十二相比，所谓炎黄之姓的说法又显晚出，胥臣涉及黄帝之论略显驳杂，大概本身这段说辞就是综合了不同来源的资料导致的吧。

前面《左传》和秦简《归藏》里已经涉及到炎黄之战，只不过前者说战于阪泉，后者说战于涿鹿。

下面笔者引入另一部先秦资料《逸周书·史记解》（又名《周志廿八国》）里的记载。

在引用文字之前，笔者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份先秦文献。这份资料假托某位周王查阅史料，观看二十八个国家的兴衰之由。里面所涉及到的大多数国家不像是春秋时期的国家，倒是很像上古时期的国家，其中提到“义渠”算是个例外，按照《史记》记载，义渠国为西戎之国，战国时期亡于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若文中所指义渠即《史记》中的义渠。以其灭亡时间为记，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将此文的写作时间定在公元前272年之后。
这份文献有两个主要版本，一个是《逸周书·史记解》，另一个是敦煌抄本六韬中所抄附的《周志廿八国》。两个版本中关于阪泉氏条内容如下：

武不立者，亡：昔者烦原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而无所立，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氏以亡。——《周志廿八国》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逸周书·史记解》

另外，《北堂书钞》一百十三中引用了关于相关条目也有引用：
昔烦厚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煩厚氏以亡也。

通过上述三段文字对比可知，烦原氏、阪泉氏、煩厚氏盖抄写异文，可统一为“阪泉氏”；独鹿即涿鹿。

毋庸置疑，这条内容所述即所谓炎黄之战。但是文中却没有黄帝、炎帝字样，取而代之的是“阪泉氏”。也就是说阪泉就是传说中的“炎帝”一族聚居之地，而“涿鹿”是这一族遭到众叛亲离的失败之地。

这份资料中的内容和一些常见先秦资料有所迥异，但是由于估算出的写作时间下限较晚，所以不敢高估其文字的价值，只能作为适当参考。

另一份资料，则是鼎鼎大名的《孙子兵法》，其《行军篇》中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但是没有具体说黄帝胜的是哪四帝。但是银雀山汉简中孙子逸篇中有《黄帝伐赤帝》，节录如下：
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
除了伐赤帝（炎帝）外，还伐了黑帝、白帝，东伐之帝有阙文，当补“青”或“苍”。

学者们试图寻找残存文字部分的地名的位置，下面写列举出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相关地名的解释：

反山之原当即阪泉，旧说在河北涿鹿县或山西阳曲县附近。简文却说南伐，其地似不能如此偏北，“疑旧说不可信”。
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县北；又汉时襄平侯国在今江苏境内，未知孰是。

武隧，战国时燕地有武遂，在今河北徐水县西；西汉有武隧县，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未知孰是。

五方五色即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黄，后来被纳入到五行学说之中。但是在春秋时代，五行学说才刚刚产生萌芽，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学说还没有和五方五色学说相结合。

《逸周书·作雒解》：

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

《作雒解》虽言周初之时，但是成书年代不好定在周初，只能大体放在西周末到春秋初期。

五方施以五色土进行祭祀，从最近的考古发掘中也能找到一定的线索。2006年12月发掘的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境内的蚌埠双墩1号墓葬，使用了黄、灰（青）、黑、红、白五色颗粒混合土作为封土、填土。

双墩1号墓葬的墓主已经确认为春秋时期童丽（钟离）国的国君。由此可以推知，春秋时代的诸侯不仅会将五色土施于祭坛五方，还会将五色土混合作为墓葬的封土。

《孙膑兵法·地葆》之中，也把土壤的颜色归为五类，并给出了优胜顺序：“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

但是五种颜色的土壤方位是否能严格遵循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黄倒是一个问题。

《尚书 禹贡》中给出了九州土色：

冀州……厥土惟白壤。
兖州……厥土黑坟。
青州……厥土白坟。
徐州……厥土赤埴坟
扬州……厥土惟涂泥。
荆州……厥土惟涂泥。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
梁州……厥土青黎。
雍州……厥土惟黄壤

资料来源：黎东方，《中国上古史八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民国72年）。

从地理上看，则无法得出五色土在五方的对应关系，我们只能理解成一种高度的抽象匹配。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也出现了类似五方配五色的信息：长曰青□干，二曰未四单，三曰翏黄难，四曰[油米]墨干。千又百岁，日月允生，九州不平。山陵备侧，四神乃乍（作），□至于复（覆）。天旁动扞，畀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桢，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敷，奠四亟（极）。曰非九天则大侧，则毋敢□睿天灵，帝允，乃为日月之行。

其中四木还被绘制在帛书的四角：

东北角为春之神树，为青木；

东南角为夏之神树，为赤木；

西南角为秋之神树，为白木；

西北角为冬之神树，为墨木。

不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出现了“炎帝”，却没出现黄帝、青帝、白帝、黑帝。似乎表明五色配五帝的时间稍晚一些。

《管子》中《幼官》、《幼官图》（按考证“幼官”为“玄宫”之讹）之中即按照五方五色排列成图，并与五味、五声、五气、五虫等联系起来。

其中还有黄后之井、青后之井、赤后之井、白后之井、黑后之井。后在这里当是类似于夏后之后，以五色配五后，又有五后之井。笔者认为这五后的意义是等同于《黄帝伐赤帝》中所谓黄帝、赤帝、青帝、黑帝、白帝，即五方五色配五帝。

笔者由以上文献及考古信息推理，先是祭祀活动中存在以五色土代表天下，后在五色之上各拟一帝作为祭祀的具体对象。可称为帝、后、神、宗、灵。然后再与上古传说中的帝王人君匹配，形成五帝之说。

在后世的祭祀中，除了祭祀昊天上帝之外，还祭祀所谓五方上帝。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五方五色之帝和五行学说中的五帝并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而是与谶纬结合起来，另成一套体系。

《史记正义》引用东汉时期的纬书《尚书帝命验》：

五府，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唐虞谓之五府，夏谓世室，殷谓重屋，周谓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

后面又引用此书的注解：“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神斗者，黄帝含枢纽之府；……显纪者，白帝招拒之府；……玄矩者，黑帝汁光纪之府；……灵府者，苍帝灵威仰之府。”

这套理论成为后世五方上帝名号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就和五行学说中的五帝没有什么关系了。

《史记·封禅书》记录了秦国君主祭祀五方帝的信息：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公元前767年），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公元前755年）。……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公元前672年）。……其后百馀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公元前422年）。……（秦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公元前367年）。……（汉高祖）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公元前205年）。

我们可以看到，从秦襄公开始祭祀白帝，到秦朝灭亡。秦国陆续祭祀了白、青、黄、赤帝，却落下了黑帝。

我们要明确三个重要的事实：

秦人是靠着西周故地发展起来的势力，如果西周时期存在祭祀白、青、黄、赤、黑帝的传统，秦人没理由不知道。

二、钟离国与秦国同姓，都是嬴姓之国，对于使用五色土作为祭祀或墓葬的仪式应该有所了解。

三、《吕氏春秋》中已经将五方五色五帝与五行结合起来，但是秦人没有祭祀黑帝，说明祭祀系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青帝、黄帝、赤帝也是相隔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陆续开始祭祀的。说明五行学说向秦国传统祭祀系统的渗透速度较为缓慢。

秦人是在西周末年才正式成为诸侯，可能对于诸侯的礼仪较为生疏，缺乏中原诸侯国关于五色土祭祀文化的积淀。由此也可以推想五色土配上五帝的思想产生也不会很久远，笔者估计也就是在西周末年产生雏形。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先秦文献中对黄帝征伐蚩尤的记载。不过由于“蚩尤”以及其中涉及的其他人物我们还要单独进行梳理，所以下面的分析侧重点主要放在“黄帝”上。

首先是《逸周书·尝麦解》，由于《逸周书》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校勘，所以我们在引用文字的时候不得不强调一下底本，笔者这里引用的是嘉靖元年跋刊本版文字：

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旧校：疑是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我们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所谓黄帝伐蚩尤的大体过程：首先是蚩尤逐赤帝，然后赤帝求助黄帝才杀死蚩尤。这段描写基本上成为后世描写黄帝、炎帝、蚩尤之间战争与联盟的范本。

不过和前面引用的《归藏》、《逸周书·史记解》的内容相比，有点点细微的出入。

《逸周书·尝麦解》说是蚩尤在涿鹿之河驱逐了打败了赤帝。

而《归藏》（准确地说是后世古书所引《归藏》，秦简《归藏》有残缺）中所言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

《逸周书·史记解》中省略了阪泉氏所面临的敌人，只是说在涿鹿被打败。与《尝麦解》的说法可以统一起来。

那么其他先秦文献中是怎么提到这段“历史”的呢？

《孙膑兵法·见威王》：“黄帝战蜀禄。”省略了征伐的对象。

《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则引用苏秦的言论说：“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这里强调一点。《孙膑兵法·见威王》中连续引用了神戎（农）、黄帝、尧、舜、汤、武王、周公；而《苏秦始将连横》分别引用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是从讨伐的对象上看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苏秦始将连横》描写苏秦说秦惠文王的内容应该是纵横家假托苏秦之名所写的拟作，《孙膑兵法·见威王》虽然也不见得是孙膑与齐威王问对的实录，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孙膑比苏秦略早，那么《孙膑兵法》也相应地比《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内容略早。所以不排除《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所谓上古征伐之事借鉴《孙膑兵法·见威王》。

黄帝与蚩尤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已经逐渐形成具有特定风格的故事，并且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当属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中的相关文字：

《五正》：黄帝于是出其锵钺，夺其戎兵，身提鼓鞄（枹），以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帝箸之明（盟），明（盟）曰：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伓（倍）宗，其法死亡以穷。

《正乱》：大（太）山之稽曰：可矣。于是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鞫（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噍之。上帝以禁。帝曰：毋乏吾禁，毋留（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止〈乏〉禁，留（流）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之（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其俞。不死不生，悫为地桯。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视（示）后人。

这两段文字记载中展现出了不同于后世仁义化身般的黄帝，而是花了很多笔墨描写如何对蚩尤进行残酷性的惩罚。包括将蚩尤的皮剥下来作为射箭的靶子，将蚩尤的头发制成蚩尤之旌，将蚩尤的胃进行填塞制成“鞠”，并将剩余的骨肉做成肉酱，令天下人共食之。还以上帝之名下达禁令，不许他人将蚩尤的肉酱丢弃，要向世人展现这恐怖的一幕来震慑人心。这种可怕的场面在后世的一些残忍帝王那里一再重演，兹不赘述。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描写中表现了原始社会真实的残酷景象，倾向于认为《十大经》中的描写属于“历史”范畴。但是从笔者的角度来说，在先秦列国纷争人心惟危的时代，通过一些恐怖故事来宣扬某种特定的思想也并无奇特之处，不一定非要将此段描写完全当做原始记忆的遗存，更不必将之等同于真实的历史。

西汉初年黄老大兴，如此残酷的描写可能在黄老学派看来无伤大雅，所以能一直保留。但是随着独尊儒术时代的到来，如此可怕的描写就不太符合儒家心目中那个仁德的上古帝王形象，包括与专制的汉武帝格格不入的司马迁，可能也无法接受类似描写。于是诸如此类的文字逐渐失传。直到1972长沙马王堆墓的发掘，我们才知道古人笔下的黄帝还有如此残酷的一面。

虽然黄帝虐杀蚩尤的描写没有完全流传下来，但是一些零散的传说倒是流传于世。

其中蚩尤肢解、蚩尤之旌部分传说待到笔者梳理“蚩尤”的时候再谈。

笔者在这里简单谈一谈所谓“鞠”的问题。

《尔雅·释诂》：鞠，盈也。

按照《十大经》的描写，“鞠”是用蚩尤的胃填塞东西制成的，那么“鞠”在这里可能就是当“填塞”讲。这个“鞠”又可称为蹋鞠、蹹鞠、蹙鞠、蹴鞠，被誉为原始的足球。

《战国策》注引刘向《别录》：蹙鞠，黄帝作，盖因娱戏以练武士。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至少在战国时代，人们便认为蹴鞠这个“恐怖发明”是黄帝的杰作。

这让笔者联想起关于美洲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中的足球比赛。
玛雅和阿兹特克人在许多神庙内设立球场进行比赛，并且将足球作为一种宗教活动，被称为“乌拉马（Ulama）”。对战双方的球员三到五名，用臀部、膝盖以及肘部推动重达4公斤的实心橡胶球进行比赛。以将球顶入用岩石雕成的环形球筐为胜。但是比赛的结果是残酷的，据说得胜一方的队长将被推上断头台处死。

最早的乌拉马球场建于墨西哥州的恰帕斯，大约修建于公元前1500年。相当于中国殷商时期，而住在恰帕斯以西的奥尔梅克人使用的橡胶乌拉马球。

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玛雅人还以人头作为足球。由此我们不难体味到人类早期文明中体育运动背后所包含的荒蛮与恐怖。
有些人试图将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联系起来，足球便是一例，笔者仍保持谨慎态度。仅仅是描述可信的事实。

 说到黄帝“发明”蹴鞠，自然可以联想到一些其他据说与黄帝相关的“发明”。从现有资料来看，记载某某作某某最多的要数战国时期的《世本》。很可惜《世本》可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残缺不全，东汉末年的大儒宋忠（又作宋衷）根据《史记》等资料进行补缀并作注。传至后世，又遭流散。经不同学者辑录古书整理，合编为《世本八种》。

其中《作篇》部分内容可以反映出战国时期的人对黄帝的种种“发明”或“改进”的认识。

例如“黄帝作旃冕”。

黄帝作旃。（《尔雅释文》引）

黄帝作冕旒。（《士冠礼疏》引）

“旃”又可称为“通帛”，是一种纯赤色的丝帛。可以用来做旗帜。

“冕”则是一种帽子。后世见的比较多的帝王之冕即俗称的“平天冠”。

宋忠在《世本》注释中说：“冕，冠之有旒者。”也就是在平天冠前后挂上珠帘。但是另一个东汉学者应劭在《汉书》注释中说“周始垂旒”，也就是说周代才给平天冠挂上珠帘，之前就是一光板。
“平天冠”作为君王象征至少从周代开始逐渐形成定制，但是商代的冕是否是这种类型？笔者深感疑问，因为现在所见的商人石像造型，其帽饰与“平天冠”并无相通之处。商王是否会戴上“平天冠”？从遗物考证角度难以获得实证，但是从金文“冕”字初文的象形来看，与“平天冠”不类。

商代石人像冠造型

西周大盂鼎“冕”字初文（图片释文“冕衣市”）

在战国时期的人看来，“冕”自然是“平天冠”那种造型，那么所谓黄帝用纯赤色丝帛制成的“平天冠”能跳过商代直接被周人继承，似乎不太符合典章制度的流传规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