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人物（第一章）：历史上的改革者

王安石：一意孤行，过于自信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仁宗嘉三年上万言书，主张变法，但未获采纳。至神宗即位才获重用，推行新政。然因改革太急，用人失当，遭致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晚年退居江宁，封荆国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两种。王安石：一意孤行，过于自信

　　王安石这个人值得讨论。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改革者，但范仲淹才是宋朝第一个改革者。宋朝是结束五代十国分裂的统一王朝，宋太祖终结了军阀专政的传统。他这个人不太相信别人，重文轻武，把军队国家化，这是他主要的功劳。

　　唐末,各地的节度使割据，导致后来唐朝分疆裂土。军阀独揽军权、民政权、财政权三项大权于一人，终于尾大不掉，以致国家分裂。宋太祖为了革除这种状况，全国的“路”——相当于现今行政单位“省”——就没有设置地方行政首长。地方权力一条鞭直达朝廷，没有人总其成。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有军阀割据的情况，坏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单独成事。这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宋朝的问题是做什么官不做什么事，不做什么官做什么事。譬如，我委派马英九为“台北市市长”，但不叫他上任，给他差使，去知“国防部”的事情；我派汤曜明做“国防部长”，但叫他去“南部分院”。这在宋朝叫差遣，官是官、差就是差遣。

　　宋太祖为了矫正晚唐以来的弊病，弄得宋代官制混乱，所以范仲淹想改革。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已经很发达，中东商人贸易贯通东西，中国颇得利益。但是宋朝的皇帝还只是从国家专卖盐、酒、铜的利润专挖利权，所得有限，主要的收入还是土地税，此外即是国营企业。所以虽然宋代经济很发达，但国家却常常闹穷。唐朝时中国还产马，到宋朝时，北边一块地被辽国拿走了，中国不产马了。兵不强、钱不够、管理又一塌糊涂。范仲淹的改革，是想要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但他没做完。直到王安石得到宋神宗大力支持，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是从经济下手，他当年就有一个经建会，叫做“三司制置条例司”，专门管财政预算收支的三个衙门。三司制置条例司是由宰相亲自掌管，或者是由副宰相兼任，用经济切入改革。改革田亩制度，举办农民贷款（跟今天的农会信用部一样），称为“青苗钱”；委托养马，平常让百姓养，等到打仗时再拿出来——这也是读书人的毛病，他不知道马会变老的。

　　王安石真的想为老百姓做事情，但这些改革引发了政治斗争，绵延了三个皇帝，北宋斗完了不够，到南宋继续斗。改革者和保守者之间，在整个宋朝不断发生矛盾冲突。最后王安石被贬，做了个闲差。

　　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譬如农贷，他以为是对农民好的。但官府要看成绩，天天在考核，结果农民就算不要借钱，还是照样被迫贷款。贷出去多表示成绩好，结果非贷不可，还要付利息，反而变成农民的负担；送马给百姓养，官府常常看有没有养好，结果也变成负担。百姓付了钱可以不当兵，结果变成本来就不用当兵的人也要付钱。这些制度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执行欠当，这是官僚制度中求功劳的人执行心切的缘故。

　　平心而论，王安石这个人不太讲卫生，虱子在胡子上爬，他也不管。王安石个性很傲，特别别扭，说东他偏说西，说西他偏说东，又自信得过了头，甚至认为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言也没有什么可听的，祖宗更没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天命、祖宗、舆论都可以不管，只有他对。他一打定主意，连菩萨也劝他不动，当时人皆称“拗相公”。

　　王安石脾气倔，也不容易交朋友，所以满地政敌。连本来是朋友的苏东坡，后来都变成政敌。一直到他下台，苏东坡才又成为他的朋友。这种人做事情就是没有朋友，没有人规劝，后果就是没办法可以找到真正有用的，肯替国家、替他做事情的部下。他是太强的领袖。领袖太强，手下一定不太强，这是通例，最好是自己很强，但不要觉得自己很强，谦虚一点，承认别人的长处。所以王安石的手下不是笨蛋就是马屁精，再不然就是利用他的人。他身边这三种人都有，当然事情办不好了。

　　回头说到范仲淹身上。范仲淹想要办一个学校，训练将来改革的干部，王安石没想到这一点，王安石根本没注意当年范仲淹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这就是王安石自信过分的毛病。王安石是儒家，所以他相信孔子讲的当年尧舜的时代，有一个三代之治圣王的时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要把老百姓带回之前的好日子。他自己是很有学问的，也有使命感。但他的性格使他的改革坏掉了。他失败以后，旧党改了回去，到了哲宗、徽宗时候，他的老部下又把新政改了回来，但是还没改完，北宋就亡了。

　　继之的南宋一朝，不断有儒生想要改革，但改革的成果始终未脱离北宋的沉，庞大的官僚力量同样不断抵制改革。余英时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发现南宋的理学其实是学者想做到内圣外王，王安石即是致力于外王的功夫。

　　什么叫做内圣外王呢?南宋儒生的理想，是自身向内要求圣贤的功夫，外面要以王道行天下。找个好的皇帝，用皇帝的力量（皇帝可以是虚君），他自己可以是真正做事情的人，让世界变成一个太平的理想世界。做到这个地步，一定要自己先向内修身，向圣贤方面学做人。这就这内圣外王。理学家就是希望能碰到像王安石一样的机会，有皇帝的信赖，但他自己必定要做一个圣贤的人。

　　看了王安石的错误，他们自己心里就会提醒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再说，所以南宋理学强调要先求内圣，再求外王。南宋理学的功夫，不是纯粹做好个人而已，他们都充满使命感。他们的抱负就是要将世人带进太平盛世：王安石没做好，我们要做好；王安石的办法错了，我们要找更好的办法，更好的计划。这一个理想一直留在中国士大夫心里。中国的读书人一直保有这个使命感，从汉朝开始，宋朝加强一点，一直到现在都如此。宋朝是很重要的关键阶段。

　　王安石变法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为宰相。设“三司（度支、户部、盐铁）制置条例司”，整军理财，以谋富国强兵。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及设置军器监等。此外，又罢诗赋及明经等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立太学三舍法，修撰《三经新义》，以改革科举和学校制度，为新法培养人才。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也被迫两度罢相，但在神宗的支持下，新法基本在推行。神宗死后，司马光为相，新法全部被废除。

张居正：兼具远见实务，推动行政革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明江陵人。穆宗隆庆元年，与高拱并为宰辅；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共逐高拱。当国十年，推行改革。执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清丈土地，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改变赋税制度，改善财政；起用戚继光等整顿边防；用潘季驯治黄淮二河。卒于万历十年，死后被弹劾。

　　16世纪时，张居正很得到万历的信任。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到了明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太祖朱元璋时已不再设置宰相职务，但张居正因为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出任首辅十年，拥有宰相般的实权，使他得以顺利整饬纲纪，推行改革，将已见衰败的明朝，恢复到国富民安、海内称治的景况。万历皇帝十岁即位当皇帝，年轻时候政绩做得不错，其实是因为张居正在幕后替他做了皇帝。

　　当时明朝很乱，明朝的皇帝好的少，坏的多，整个明朝的政治其实都不好。朱元璋手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被他杀了四万。朱元璋用读书人做事情，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做不好就挨廷杖，也有当场被打死的。朱元璋的时代朝臣上朝，晚上回家，一家人都要庆幸又渡过了一个难关。明朝的官员是没有尊严的。所以明朝的官大半都不行，顶多做到奉公守法，有所作为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张居正是难得有所作为的人。当时太监专政，替皇上管事。法律不行，政令已无法下达。张居正的改革，只是想按《大明律》做事情，该做的就做，皇帝下的诏书，政府下的命令就都能彻底执行，让政府的效率提高。他曾引用于谦的一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大意是说：我是山里的石灰岩，被人家切下来到火里去炼，粉身碎骨，烧成一堆白灰，留下的是清白。这就是张居正的志愿。

　　他是湖北人，先师沈刚伯先生也是湖北人。我在台湾做事情的时候很受委屈，特务、党部和有些同事找我麻烦。沈先生以张居正勉励我，张居正曾发愿：人们走过水坑时，愿是那水坑上铺上的草席，让人家踩过去，宁愿自己受污而让人家保持干净；骑马的人两脚上都会沾上污泥，我愿做骑马的人膝盖上两块遮脏泥的东西，宁愿自己受污而让人家保持干净。沈先生告诉我：要做事情，就要任劳任怨。张居正就是抱持这种想法，立志做这样情操的人。

　　张居正的改革在他当政的时候确实是成功了，可是他为改革不惜肃清朝臣巨贾，以致死了之后还差点被开棺斫尸，家产全部没收。他成功在哪里呢?他制定了一套制度，改革了行政效率；改革田亩的税收，使税收公平；让一般老百姓不会被大户侵占权利。大户是当地收税的人，当时明朝有包税的恶习，大户负责收税的同时，把自己的税负转嫁到一般老百姓的身上。

　　在行政方面，张居正定了办法：一个命令，分成三份，一份是下命令的人，一份是收到的人，一份是监察的人，如果没有按照时间回报，就表示失败，监察人员会去查验执行的时间对不对，执行的条款对不对，执行的情况成果对不对，加以考核。这个办法延续到对日抗战的时期，还有行政三联单。从16世纪用到20世纪，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名称，设计原理是一样的：一个命令出去，一定有人追踪考核。这是张居正的远见与切合实务的改革。

　　“封疆危日见才难”

　　张居正死后不久就遭到清算，他锐意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逐渐被取消，明王朝从此再也无可避免地走向末路。明末崇祯皇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这时候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而此时江陵张居正故宅更有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