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人物（第一章）：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与活动家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清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1888年第一次上书朝廷，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十年期间先后七次上书，并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鼓吹变法。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上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名举子上书建议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是为维新变法的先声。

　　清朝末年，国家领土一天天被侵夺，赔款一天天付出去。政治日坏，本来建海军的钱拿去建颐和园，捐官的人拼命捞老本。眼看国家快亡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想要辅助光绪皇帝变法。当时他们决意模仿德国与日本。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成败还在未定之天，而德国的改革也很成功，所以他们希望以德国和日本的改革作榜样。

　　一百多天下来，这些年轻的改革者天天下命令，下了无数的命令，单单从命令来看，中国已经维新了。但旧的官僚根本不听他们的话，所以到了最后，慈禧太后反扑而有“戊戌政变”。这些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改革者，所作所为和王莽一样，也是托古改制。他说孔夫子本身就是大改革者，孔夫子生前就想改革鲁国的，变法也不过就是孔夫子想做的事。他的做法也与王莽、王安石一样，将古代的经典作新的解释。康有为在广州讲学，也是在传播这一套托古改制的理论。实质上，他以外国的例子作为改革真正的蓝本，但他一定要套上中国的传统，借托古来说服大家。

　　康有为也不能说离儒家很远，汉朝儒家有一批今文学派的学者，确实是想要依据理想制度来改革朝政。所以康有为是想让今文学派的思想在清朝复活。他在讲学的时候，有一批人跟着他一起做，所以他在上书时候，共有几千人签名的——时代的需要，中国不改不行的。戊戌被害的六君子中，最可佩的是谭嗣同，他讲人权，既是儒家的仁，也是佛家的慈悲。谭嗣同一念慈悲，要救苍生于水火之中。为了改革变法，谭嗣同愿意掉脑袋来完成。慈禧太后派人去抓的时候，大家都要逃，但是他不逃，他大开正门，坐得端端正正等你来抓，这是一个有使命感有抱负的人。

　　康、梁倡议改革大事纪

　　◎1882年，康有为进京应试。

　　◎1888-1898年，康有为曾先后七次上书，反复申述以君主立宪为主体的救国方案。1895年清朝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康、梁邀集各省应试举人，联合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1895年，又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它是北京出版的第一份民办报刊。

　　◎1898年1月，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创立“粤学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多次上书，在老师翁同等的支持下，颁“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共计103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各方面，陆续提出起用新人、改革科举、成立京师大学堂、发展新闻出版业、振兴商务、革新军事等新政措施。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百日维新”于是结束。慈禧重新垂帘听政，并下令捕杀康有为。

　　◎变法失败，康、梁一起流亡日本。康有为流亡海外的十六年间，周游列国，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案。1899年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进行论战。

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改革宣传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十七岁中举，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戊戌变法主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他早年在《时务报》、《新民丛报》所发表的政论散文被称为“新民体”，感情奔放，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晚年在清华讲学，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梁启超梁任公在戊戌变法里面不是第一主角——第一主角是康有为。梁任公则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戊戌变法虽然失败，改革的种子已在中国萌生。梁启超二十一岁时，曾填词抒发胸中感慨，发愿替苍生受苦，老百姓所受的苦由他一人受好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胸怀济世的人。

　　民国建立以后，他有志于政治，他不想保皇，也不想复辟，他想要建立民主制度。在当时北洋政府所在的国会里面，他想要有一个政党，但是也失败了。不过这个人确有感人的力量，他的朋友里面，文的有当时第一等的知识分子，武的有当时最好的战略家蒋百里。他后来要去旅行的时候，蒋百里丢下自己的职务跟他跑，也有人贴了家财替他办政党，这就是梁启超感人的力量，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除了做过两任总长以外，在民国的政治上他没有真正占到一个位置，他说的千金剑、万言策，讲起来都是想要用政治来救国救民的，但他一辈子都没做到。可是对中国的启蒙而言，没有梁启超就没有启蒙：他鼓吹民族的觉醒，他也宣扬民主，他的文章有感情、有思想。我的老师夏德仪先生曾回忆道，他当时住在苏北的乡下，交通并不方便，但每天有一艘船一个航班，带来梁任公的《时事新报》，夏先生等人每天都在码头上等。从上海发行的话，四川一样有人在等。

　　梁启超其实并不做第一手的研究，他也不通外文，人家念给他听，他写下来。他的著作涉及面之宽，从法律、政治到经济，到诗歌到戏曲，无一不通，所以政治上虽没有如他愿，思想上却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启蒙。日据时代，他到台湾来访问，林家接待他，也是不管哪个地方的旧士绅，大家都来听他讲几句话、讨论问题；所以他的启蒙也影响到日据时期的台湾。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功与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对比，成功显得更深刻了。

　　梁启超他走了，留下有用的人做别的事情。假如梁启超早些年死了，那没有梁启超，我们中国的近代又不一样的。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功劳之大，没人可以比。这些改革者，对老百姓对世界都有许下的愿心。

　　我拿戊戌变法的人物来做结尾，就是要说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就是一直想要改，一直想把理想带到世界来，但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因为时代的限制，因为背景的限制，或是因为改革者自身性格的限制等，一路过来的几位改革人物几乎都是失败的。但是没有这些失败的人物，没有这些人留下来的痕迹，历史就显得过于苍白了。

　　本章小结：

　　改革者多半下场不好，这是有缘故的。因为，对一个组织或系统而言，任何变动都会牵动全体，整个组织系统如此庞大，仅靠一小部分的变动来加以改革，是很困难的。

　　另外，每个朝代的开创者是系统的设计者，等于是重新开始，负担比较少。而且，往往鉴于前朝的困难与缺失，便进行一番全面的翻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朝末年到五代，因为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所以宋朝就一百八十度转过来，将文官地位提高，武人地位压低。像这样全然的更动，往往是会成功的，因为不是只修补少部分，而是一概全换。

　　这与改革者不同，改革往往是在朝代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产生了问题，才有更动之议。这一篇里头唯一的例外是王莽，他是自己想出一套全新的东西来，其余则都是因为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问题，必须做修改。修改一个小螺丝钉，一定会发生磨合的问题，改革成功的几率往往非常有限。同时，在任何一个大系统中，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来反对。到最后，改革者一定变成少数面对多数，因为他的同僚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甚至不在政府里面的百姓，都会对他产生强烈反感。王安石就是如此。他失败的原因还应包括在某些本来没问题的地方，却因此牵涉别人，惊动了朝野。他的动机可以很好，可是一竿子惹翻了整船的人，大家都想把他丢下水。这，就是改革者失败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