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法律指导思想

汉武帝时代的欧亚大陆局势 （图片来自 维基百科 基于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 license 协议使用）

在其四百余年的国祚中，汉朝的法律指导思想多有变化。

汉初，统治者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思想上独尊儒术为帝国的立国指导思想，但实际上，汉武帝和其后的西汉帝王大多奉行“王霸并用”、“阳儒内法”的治国理念。至西汉末年，儒学已在帝国的立国思想上占据主流地位，到东汉时期，儒学成为决定帝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思想。

秦汉两朝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再，在大一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帝国体制下，国家只需要一个主流指导思想，由此大势决定，汉代的思想界出现了“诸家合流”的倾向，原有各家独立传承的学派逐渐融会到博采众家的儒家之中。汉朝的儒学，在内容、气质与具体主张上已经与先秦儒家有了明显区别，虽然也保留“仁”、“仁政”等主张，但更多的与谶纬神学和法家刑名之类杂糅到一起，成为符合集权专制统治秩序要求的新思想。

汉初，由于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统治者对思想界的控制有所放松。惠帝时废除了《挟书律》，高后时废除了“妖言”罪，至文帝时再次颁诏废除“妖言”罪。在这种宽松环境下，原来列为禁书的儒家经典再次在民间流传教授，儒学日渐复兴。

到汉武帝时，儒学诸经纷纷被立为官学，经学的地位逐渐提高。经汉武帝的倡导和董仲舒等儒生的鼓吹，在司法审判领域援引儒家经典的“大义”解释律条的做法获得国家认可。这样，经学中的注释方法就被引入到法律研究之中，催生了中国的注释法学——律学。各派儒生根据自己的经学知识，对帝国的法律条文的内涵和适用方法进行解释，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汉朝的“祖宗成法”，使“汉承秦制”的汉律逐渐符合儒家经典中的各种主张，这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始。

魏晋时期经学家、律学家杜预所作《春秋经传集解》。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发展，经学与律学已经水乳交融，到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了大量出色的以经学方法开展法律研究的学者。杜预与张斐为《泰始律》所作的注释，与律并行，故世称《泰始律》为《张杜律》

汉魏时代的著名律学家一般同时都是著名的经学家，如东汉的郑玄、魏晋时期的张斐、杜预，都既是律学大师，也是经学大师。或者，更准确而言，他们都是首先在经学领域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然后顺势将其经学知识与方法运用到律学研究之中，遂成一代律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