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红：《“德主刑辅说”之检讨》序
马小红教授《“德主刑辅”说之检讨》序
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核心或特征以“德主刑辅”四个字来描述或概括，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奠基人杨鸿烈。此论影响之大，不止于法律史学界将其奉为不刊之论，整个法学界乃至史学界对此皆鲜有异词。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从相同或不同的视角，运用相同或不同的史料对这一论断进行阐释、补充，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有关德主刑辅的论著汗牛充栋。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法律史学领域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似乎有些沉寂。究其缘由，也许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到了事倍功半，难有所获的阶段。
然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核心与特征的归纳、分析实属学科的基础问题的研究，“德主刑辅”不仅是学习中国法史初入门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应该是法律史学科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学科的研究论著日益增多，而学科基础问题的研究却日见沉寂，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而言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学人的无奈甚至是堕落。因为基础问题的研究需要梳爬整理前人的成果，费时费力却未必能出“新”，更甚者也许会落入以往研究的窠臼而无成果可言。这种研究显然无法适应当前科研机构及高校考核、评职称等成果量化的需求。在不合理制度的掣肘下，畏难取巧成为时尚，猎奇式的哗众取宠与拾人牙慧的人云亦云的“成果”枝节芜杂，即使在同一个学科中学人也难以寻觅到共同的话题而自说自话。
鉴于此，德嘉博士的这本书就尤为珍贵。大约在四、五年前，我在苏州大学与同仁交流，几位老师同时向我推荐李德嘉来人大读博士，不同的老师在介绍中都会举出二、三例来说到德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爱读书”。德嘉的硕士学位论文是探讨“德主刑辅”的问题，得知了德嘉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我便认同了各位老师的介绍。不久，德嘉将刚刚完成的学位论文交给我，这篇在苏大老师们悉心指导下的论文后来获得了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在阅读这篇论文时，我感受到德嘉果然是“爱读书”，甚至是“酷爱读书”。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虽然主张德嘉继续对“德主刑辅”问题做学术史的梳理并将硕士论文中的观点加以补充完善，但我也同时向他说明了作这个题目的“危险性”。
博士生三年转眼即过，德嘉的博士学位论文《“德主刑辅”说之检讨》业已完成，并受到评审与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好评。这个好评来之不易也当之无愧。首先，德嘉用不长的篇幅精炼地叙述了“德主刑辅”说问世以来有关学术研究成果，透过对纷纭歧义的学术观点的评骘，得出了以“德主刑辅”描述或概括中国传统法律核心并不准确。其次，在对以往学术研究的检讨中，德嘉认为用“德本刑用”来概括或阐释中国传统法的主流思想也许更为恰当，因为这是古人对立法、司法实践的自我总结，较之于“德主刑辅”的归纳更为客观。再次，由此“德”不应再作“德主刑辅”观点下的“道德”、“自律”之解释，而是古人创造的一种“治理模式”。“德本刑用”的“德”是统治者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教化”之本意也并非是制造“顺民”，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化民成俗”，养成百姓自我管理的习惯。从“德主刑辅”到“德本刑用”可以说既是学科基础问题研究的突破，同时也为时代法治的需要提供了古人的智慧与借鉴。
一时代的学术研讨必有一时代所聚焦的问题，必有一时代的学术特点，这一论点自民国以来已为学界所普遍认知。然而，在学术研究中，更多的时候却是有一些相同的问题，而每一代学人都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就是学术研讨的基本或基础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讨琢磨，时代无法局限之，而学术研究舍此则难以推进。不同时代延续不断地研究同一问题更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常态。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数千年之前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要依然面对。如果学术研究只关注时代而不重视基础的研究，所谓成果则难免失于短视浮躁；若只重视基础而忽视时代的要求，学术研究也难免缺乏生气。惟两者兼顾者方可称为上乘之作，德嘉此书在学术基础问题的研究与时代特色两方面兼长并美。是为序。
马小红
2017年夏
图书信息
法律溯源丛书 张晋藩主编
书名：《“德主刑辅”说之检讨》
作者：李德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师资博士后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李德嘉，男，1987年生于河南洛阳，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师资博士后，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201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分获法学硕士、学士学位。研究兴趣和方向：中国古代法理学、儒家法律思想和司法文明史。
内容提要
学界普遍认为，“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然而，“德主刑辅”一词却并非古人的原话，是现代学者对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作出的总结。儒家之“德”是古代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教化”之本意也并非是制造“顺民”，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化民成俗”，养成百姓自我管理的习惯。从功能性质上看，“德”是政治之本，规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而“刑”则是政治之用。因此，简而言之，不妨将大一统时期的德刑关系思想概括为“德本刑用”，只有将“德”置于“本”的位置才能真正认识古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