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甲午海战前中日朝的局势
1894年2月,朝鲜发生由全琫准领导的东学道起义席卷全国,并于
日本派出的是驻朝鲜使馆的译员郑永邦。谈及中国是否派兵朝鲜问题时,袁世凯趁机打探日本对此事的态度,他表示中国希望朝鲜自己解决内部问题。郑永邦则日本支持中国派兵入潮。日本接着派出和袁世凯私交较好的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俊,对袁世凯表示,日本只是关注和朝鲜通商,对其他事务并不关心。袁世凯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自以为摸透了日本的真正用心,于是电告李鸿章,要求李鸿章发兵。
在外交上一向精明谨慎的李鸿章,此次错误地听信了袁世凯的话。他以为,凭袁世凯的智力是能判断出日本人的真正意图的。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的渠道得知,目前日本政府和议会正在闹不和,无心、无力于对外。这样,李鸿章终于决定发兵了。
李鸿章得知日本派兵朝鲜之后,无奈地承认自己上了当。他对日本解释说,中国只是为了援助朝鲜镇压东学道起义。他希望日本不要驻兵太多,不要进入朝鲜内地。日本在给中国的照会中断然否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李鸿章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朝鲜国王李熙看到眼前的局势,希望中国先撤兵,按照《天津条约》规定,日本随之也应撤兵,这样朝鲜的困境就解决了。如果日本不同意撤兵,可以请列强出面干涉。李鸿章担心中国撤兵之后,日本还会对朝鲜有所行动,中国必须留下部分兵力。而日本却担心如果清兵全部撤走,它就失去了向中国挑衅的理由。双方各怀心事,李鸿章分明处于被动境地。与此同时,清廷正在忙于为慈禧太后操办60大寿。这场从年初就开始筹备的祝寿盛典,花去了大清国很多白花花的银两,等待祝寿的慈禧太后根本无心于对外的战事。其时,已经亲政的光绪帝,对于大权独揽的慈禧早已心存不满,他在一些大臣的劝说下,有意革新朝政。随着帝后之争的日益激化,作为朝中重臣的李鸿章自然成为了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
趁着这次花甲寿辰之际,精明狡狯的慈禧太后对百官赏赐有加,李鸿章则被特别赏赐三眼花翎。他的恩师曾国藩生前也没有得到过如此恩宠,一时引来廷臣疆吏的啧啧之声,也引起了帝党的严重不满。因为,光绪帝是支持李鸿章出兵朝鲜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鸿章对于朝鲜问题只能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既要在两个派别之间保持平衡,又深知慈禧不愿意打仗的心思,更晓得慈禧手段的厉害。李鸿章亲后而不反帝,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过激的言行。
当时朝鲜的内乱已经平息,日本为不撤兵制造新的理由,提出朝鲜发生内乱是由内部管理腐朽导致的,必须进行内政改革,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帮助管理朝鲜的内政事务。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本就要动用武力逼迫朝鲜独立,以利日后的改革。李鸿章则表示,朝鲜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无权干涉朝鲜内政。双方应该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首先各自撤兵。日本则蛮横地提出,日本不撤兵是在做防范工作。李鸿章对此毫无办法,只得提出对日本毫无约束力的所谓国际调停之请求。李鸿章利用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牵制,遏制日本的野心。李鸿章进行了很多工作,但是国际调停最后以失败告终。
从“甲申事变”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十年里,日本的经济迅猛发展,军事力量空前强大,并一直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而清政府内部却因为主和还是主战闹的不可开交,根本谈不上一致对外。所以在战争一开始,中国就处于弱势。中国虽然军队众多,但是由于幅员辽阔,兵力分散在各省。一旦开战,真正能够调动起来的兵力只有沿海的防军和直隶一带的绿营。从外地调兵所耗费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是清廷无法承受的,何况慈禧太后更热衷于把军费用在建设颐和园和举办生日庆典上。
李鸿章担忧的事情很多:“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北洋海军无论数量质量,都比日本逊一筹。沿海陆军“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此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20营,以每营500人计,共约三万人,而“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作为一方统帅,李鸿章对于这场战役是没有把握打胜的。调停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备战。但李鸿章采取的却是被动等待的策略,即等着日本人主动挑衅。而狡猾的袁世凯见势不妙,向李鸿章称病逃离朝鲜。
光绪帝马上命令李鸿章作这次战争的总指挥,这时李鸿章已经是72岁高龄了。虽然此次出征已不同于当年威风凛凛的淮军统师气度,但李鸿章抱着忠君报国的使命,还是不无自信地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