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四）

凡势蓄之既久，其发必力。中国法制史研究在经过长期寒冬般沉寂后，终于迎来融融的春日。我们似乎可以将之称为“断裂后的再续。”但是，民国以来形成的法制史研究优良方法和传统在这断裂过程中，丧失殆尽。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清代法制史研究缓慢地恢复发展着，经过二十年时间，目前已取得显著的成就。这二十年又可再分两个十年，前十年主要是恢复时期，后十年是趋向繁荣时期。
　　在前一个十年里，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其一，老一辈学者推出新著作，新秀涌现。瞿同祖先生在1965年回国以后，十几年未见著述面世。而1980年瞿先生的论文《清律的继承和变化》，甫一发表，即引起国内外汉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是文的英文稿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英文版），中文稿刊登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并曾在欧洲汉学会（1980年9月，苏黎世）大会上宣读，后又被收入法律出版社编的《中国法学文集》。张晋藩先生继续七十年代末的研究，又与郭成康先生合作，利用满文档案和实录等资料，对清入关前的法律形式进行考察，发表论文两篇，并合著《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由辽宁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研究“新秀”如郑秦、何勤华、苏亦工等，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针对一些学术问题敢于向前辈学者提出挑战。其二，研究总结综述型成果出现。由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一书，于1990年在北京出版。此书主要对1949年以来至1989年大陆中国法制史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和检讨，并且提出一些颇具现代眼光的见解。该书主编张晋藩先生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身兼教职，笔耕不辍，在清代法制史研究方面著述颇多，同时他还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多次学术会议的组织者。《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的第十一章（清代部分）由郑秦先生撰写，见解尤为深刻精辟。此书的初版标志着第一个十年恢复时期的结束。
　　第二个十年，应该是群芳竞艳的十年，中国法制史研究在这十年中走向一个繁荣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为：（1）研究方法多样化。传统法律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考释的方法。现代法律史学除了继承上述方法外，还增加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划分学派进行哲理分析的方法，以及从法律自身特点出发，注重对法律的性质、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法学方法，尤其超越纯文本分析，走向实际操作领域，多学科的方法交叉研究在近几年表现突出，成果显著。（2）研究问题深入化。重大问题研究的深化，如关于中华法系特点的问题。数十年来，法律史学者从礼法关系、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儒家思想与法制、家族制度与法制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近年又从伦理法、宗族法、民族法等角度作了补充。研究所利用材料更加广泛，视角更新颖，更细致。（3）研究领域专业化。研究领域的扩展。七十年代末以来，张晋藩先生一直倡导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由法律出版社业已全部出版。其内容涉及历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民事、外贸、民族、宗族、诉讼法制等各个方面，体系庞大，观点也有创新，为中国法制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量级的产品[1]。这一时期有关清代法制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清律研究》（张晋藩著，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清朝法制史》（张晋藩主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国法制通史》（张晋藩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